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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会失去观众。所以仅仅是“搞笑电影”这样的称谓，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电影只有好与不好之分，其余的标准都是人造的，不可信。如果你是一位优秀的导演，拍的片子观众喜欢，就算去拍搞笑片，那又如何？
恐怕只是无法放弃掉仅剩的那么点高深罢了。
硬伤二：缺乏创造力的固化模式
总结冯小刚的电影是容易的，“冯氏幽默”不是这样总结出来的么。能够总结，并且是很具体的总结，就说明它一定有固化的成分在。
首先是演员，也就是葛优。本来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导演爱用哪个演员，甚至一辈子都和他合作，都没什么可说的。只是葛优不同，他除了是演员，还是一个标志。葛优的特点太突出了，对于任何一个导演来说，他都不仅仅是演员，而更多的是一个戏码。同样的台词从其他的演员那里说出来，和从葛优嘴里说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导演可以改造葛优，除非把他化妆成恐龙，拍侏罗纪去。
所以葛优与冯小刚的合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葛优是冯小刚电影的一部分，是固定阵营，而不仅仅是个角色那么简单。所以冯小刚的电影中属于葛优的这一部分是固化了的，无论剧本如何变化，葛优的台词如何不一样，电影却不会给人太多不同的感觉。因为葛优没变。应该说，冯小刚用葛优，实际上不是在用演员，而是电影的组成部分，剧本甚至就是冲着他来的。这是冯小刚电影中很重要的一个固化成分。
然后是台词。《手机》中的“做人要厚道”、“嗯、对、是、嗨”，《大腕》中那一长段“不求最贵，但求最好”，《没完没了》的“OKOKOK”，《甲方乙方》的“打死我也不说”、“地主家也没余粮啊”，等等，都能看出导演着意制造台词的企图。因为冯小刚明白，制造这样的台词，才能使观众在看完电影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电影念念不忘。这已然成了冯小刚每部电影必上演的戏份。但一部戏只有靠台词才能被人记住，或者说，观众只对戏里的某句台词津津乐道，也只能说明导演在掌握整部电影的能力上的缺失。我们知道冯导是喜欢王朔的，所以对于人物的对白极其在意，但是这毕竟是在拍电影，没有这些台词，你的影像，是否还能吸引人呢？从某些角度说电影是综合的艺术没有错，但是仅靠台词撑起来的台面，未必稳当吧。
再说情节。从冯小刚的第一部贺岁电影开始看起，会发现所有电影的情节都有着相同的贺岁套路。先是男主人公，也就是葛优，碰见（或突发奇想）什么事，与女主角以及戏中某第二男主角产生了一些纠葛，中间的误会和笑料百出，最后再来一个或温情或讽刺的圆满大结局。有时你会觉得，电影情节似乎是被冯小刚拉着走的，偏离了它无限可能的路线，最后一定要是冯小刚式的。观众当然都会喜欢圆满的结局，但有时也不觉对这样的情节产生一些厌烦，为什么小人物一定要从某个侧面、某件事上显出他的真善美？为什么两个人产生的误会，就一定会冰释前嫌，而不是愈演愈烈？
冯小刚的电影情节，永远无法使人产生猎奇的欲望。在《没完没了》的一开头，就觉得葛优和吴倩莲肯定产生感情；看《手机》就知道后来严守一肯定鸡飞蛋打。不能让观众在你的电影中历险，那么观众一定不会在走进电影院之后开始做梦。
好的导演不是匠人，在拿到剧本后，他是进行第二次创作的人。可惜冯小刚的工作只做到了剧本而已，剩下的事情，他也全交给剧本就算完。据说一些电影在开拍前，冯导也是参与了剧本的创作的，但在创作完剧本以后，他似乎就成了一个懒人，以为工作就可以只做到这里为止了。
比起做一名导演，冯小刚可能更适合当编剧。不过他做了导演，而且很遗憾地成为了一名匠人导演。一个导演如果逐渐在丧失着创造力，或者天生就不具备创造力，他的电影，也只有在中国这样不成熟的电影市场上才能得以生存。
没有创造力的导演的惟一出路，聪明的做法，也只有树立他的品牌。品牌就是固化的另一个称谓，无非是好听了一些。在这方面，冯小刚显然是聪明的，他明白什么能赢得票房，也是一个票房的痴迷者，所以对他有利的东西都不会换，比如葛优，比如每片必出的“经典台词”，比如一成不变的情节套路。这些都是票房的有利帮手。
票房固然是重要的，但过分痴迷只能使导演沉浸到矫枉过正的自大中去。因为票房说的话，很多时候并不一定准确。观众和电影的关系，永远是后者引导前者。只有先拍出了好电影，才会有观众喜欢。所以作为导演的惟一功课，就是用影像来编织梦。
固化的电影必然有一天会丧失生命力，那时就算商业运作得再好，也是无法创造奇迹的了。而习惯于固化的导演，即使想转型，恐怕一时间也难以找到另一个固化的门路。《一声叹息》应该算是冯小刚的转型之作，我所佩服他的是，他敢于说自己拍了一部悲剧，因为我看到的喜剧不象喜剧，悲剧不象悲剧（莫非是想有悲喜交加的效果），镜头所过之处，该贫嘴的一样贫嘴，该煽情的一样煽情。如果这部电影真的叹息了一声——要么是我没有听见，要么就是这叹息憋在冯小刚和王朔自己的心里没能发出声来。
第一部分 冯小刚批判冯氏幽默的硬伤（3）
所谓什么型不型的，其实也是一个伪概念，说到这儿我有要搬出那套“好导演万能论”了，虽然不尽准确，但大部分的时候还是能验证问题的。一个导演如果到了只能以风格论之的地步，他的戏也就快到了尽头。
硬伤三：没有疮疤就没有笑料？
《手机》上映后，发生了一件大事，崔永元发火了。北京某娱乐报刊有报道说：“京城某周刊记者就电影《手机》采访了原《实话实说》主持人崔永元。对于这部直接影射自己和当初那个让自己疲惫不堪的栏目的影片，小崔发火了。甚至在文中他建议应该把《手机》这部影片划为三级片。”《英雄》的制片人张伟平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认为崔永元说的话是比较准确客观的。几年前，我就同葛优说到过冯小刚的人品。我觉得他做人做事目的性太强，属于心理比较阴暗的类型。看了《手机》之后，我认为他就是在影射崔永元。如果冯小刚影射我，我也会像崔永元这样站出来炮轰他。冯小刚是很爱开玩笑，但他的玩笑很少有善意的。冯小刚用这种手法去影射或诋毁一个人，已经不止一次了，这不是一个导演应有的做法。我今天说出这番话来并不代表我自己，这些话一定会引起圈内人的共鸣。”接着他又趁机提起了一件往事，1996年，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在北京电影学院礼堂首映，“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冯小刚。他见到艺谋立即热情无限地扑上去，一脸真诚地赞美这部片子，还请艺谋到家里共同探讨。可是第二天我就听一个朋友说，在一个没有张艺谋的场合，冯小刚不屑一顾地说：‘张艺谋拍了一个什么烂片呀，我夸他就是哄着他玩呢！’”
娱乐圈内的是是非非，我们这些圈外的观众，也无法下什么定论，无非是茶余饭后瞎琢磨琢磨而已。且先不论到底谁是谁非——其实这也不是我们讨论的话题，冯小刚揭人疮疤是揭惯了的，他自己不也说吗，无所谓，还要继续揭下去。不管是揭谁的，反正是揭了某人的就是。
只是苦了我们的观众，还要跟着冯导一起开涮。《甲方乙方》里无聊的有钱人、《没完没了》中的吝啬鬼傅彪、《大腕》里商家和媒体的丑态，到了《手机》，就完全是为了调侃所有手机拥有者而做的。冯小刚俨然成了一个批判现实派：“我还是想一如既往地深挖生活，甚至揭生活的伤疤。我们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向前走。我们作为导演，在观众面前，还是有那么一丁点责任，让观众看到生活的真相。”
说这话的冯小刚还真是显得无比严肃。难道这就是“冯氏幽默”的精髓所在？我们的观众难道就真的对生活有这么多不平，非要到电影院里寻求共鸣，发泄一下吗？现实不是不可以调侃的，只是以批判现实为创作根源的电影，就肯定首先失去了它的电影性，也就是失去了使电影成为电影的东西。
这样的先天性贫血，在中国电影里并不少见。我们的观众已经看得够多了。只是冯小刚的方式方法更聪明一些，他选择了调侃，而不是硬生生的批判。可是对于“生活的疮疤”，观众大可在生活里揭就是了，如此大费周章的花钱拍摄一部电影，不是有点多此一举吗？
然而像冯小刚这样拍电影的态度，在中国是十分讨巧的。评论界会觉得这是一个真诚的电影人，观众会觉得这个导演有深度。中国的电影市场浸泡在这样的说辞里也不是一日两日了，原本以为冯小刚应该是个异数，可谁知他除了比那些学院派的导演看起来顺眼一点之外，骨子里也没什么太大区别。从贺岁喜剧一路走来，走到《一声叹息》，然后是《手机》，他原本掩饰得很好的“伪市民”面孔，逐渐显露了出来。我们不禁要怀疑冯小刚的真诚：你真的是在给大众拍电影吗？还是在总结你对于生活对于社会的看法？您为什么就偏要在让大家笑过了之后，还要回去“深思”呢？观众并不都是苦大仇深者，看电影多数也就为了娱乐，您这样今天批判一下现实，明天映射一下某某，真的就能如你所说，引发公众的共鸣吗？知识分子确实是会共鸣的，因为您正撞到了人家的心坎上。
中国的导演就是无法跨过评论界的这道坎儿，抹不下脸来拍纯娱乐片，好不容易弄出个冯氏贺岁片，还要似是而非的在那里讲道理，实在是把大家都逼到盗版市场上去。
笑料明明是有很多的，只是在把笑料摆上来的同时，还要附加上道德标准，就怎么看也觉得浑身都不舒服。原本冰激凌要冷着吃，您非要费那个神，把它化成了汤汤水水，喝起来倒是比吃着容易，可那还是冰激凌吗？
这种道德批判式的冯氏幽默，幽完了大家，再给个高高在上的背景审判，面貌也确实可恶得紧。冯导，您的冯氏幽默什么时候能不严肃或者不温情一次呢？我也学着您说一句大白话：我们观众就爱看娱乐片。否则，对于“影射受害者”小崔来说，不就没这码子麻烦了吗？
说到这个，最后还得给贺岁代言人冯小刚提个醒：点票房和广告商给您的钞票的时候，别忘了影片字幕一概先出“本片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第一部分 冯小刚批判冯小刚是如何拍电影的（1）
这个小标题起得有点耸人听闻。我没去过冯小刚的片场，怎么胆敢告诉大家，他是如何拍电影的？其实我也并不是想告诉你，冯导在片场抽了几根烟、喝了几杯水，我们只消将他的电影拖出来，细细地切割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