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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解开我内心里的最后一根绳索。被淤泥淹到颈部的我，现在终于把头也埋进了湿漉漉的淤泥。或许我已在空中被分解了，因为我无法抑制自己写下如下文字的冲动：
“这部小说的作者已经死了。他是因为喝醉酒后脱了一只鞋，拿在手上走路时不小心从结冰的地下道台阶上滚到下面，摔断了脖子而当场死亡的。又或者是他在某幢高楼的第十三层乘电梯时，由于电梯出了故障，停在了下一层，而门打开时他出脚踩了个空，掉下来摔死了——这些都不重要，总之他是死了。也许他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亡，因为他刚才还谈到了自己的实际死亡；而且他从几天前开始，只要有机会就拜托我，说等他死了以后，就让我替他完成这部小说。其实由谁来完成这部小说都无所谓，因为这里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他”这个人。从现在开始我变成了亡灵，飘荡在这里。我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小说。我想要说的话，不比那个小说家少。或许他是因为想说的话太多，才选择了死亡。现在我有一种奇妙的冲动，想通过民兵训练时用的那种扩音器，向空荡荡的街头震耳欲聋地高喊：写这部小说的小说家已经死了！小说家已经死了！再说一遍，小说家已经死了！能听清我的话吗？这样大声呼喊后，再把同样的内容移到这里，就会变成小说的事实。这对我来说非常有趣。似乎到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一直到死之前他都不肯把小说家的位置让给我。但现在名副其实地轮到了我。写小说的必要条件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除此之外还被要求什么，或者是自己要求别人什么，那就好比把尖锐的钢笔深深地含在嘴里一样……”
但是以这种方式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只能带来微不足道的效果。这次我也仍然无法有所根本性的变化，只是通过伪装和变换的无常行为，把自己挂住而已。当然，用这种方法，我至少在努力改变自己，只不过这种努力仍然被封闭在自己的轨道里公转。与其这样，还不如假设我真的死了，或者发生了交通事故而长时间躺在医院里。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会拜托别人继续把这部小说写下去。这里说的“人”，可以是我的朋友，也可以是小说家或诗人；实在不行的话，找个陌生人也没什么不可以；是女性也没关系；或者是刚才列出的所有那些人一起轮流写这部小说。如果真是这样，那至少对我会是一件大事。也就是说，不管我是死了躺在坟墓里，还是躺在医院，停止了脉搏跳动或心跳衰弱，只要接触到写成的小说，就会重新唤起我的生命。先前我曾想在双引号里，用别人的面具来盖住自己的脸，但这次没那个必要，因为那个“别人”在小说的第一人称里，已经和我结为一体；而之前存在的“我”，在新的小说里也可以跟“他”水乳交融。我能在这部小说的框架里，就像对待自己似的与他见面，而且通过他发现自己。这时他就成了小说家，而我可以成为小说里的人物。反之，如果我仍以小说家的身份留下，他就成了小说里的人物。这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家和角色之间的关系呢？
但是，如果真是这样，最终会带来什么变化呢？当然对此我尚没有任何预感；而且我也不信我一直在说的，虽然它们一点也不无聊。有一点请能予以理解，就是为什么我不得不说出这些话。我时时感到无法主宰重新开始生活的欲望，这也许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想法。这种想法像拖在我身后的长长的尾巴，一直让我不便和尴尬。我很想切断这条拽着我的过去和过去的我的尾巴，但我做不到把过去完全埋在遗忘的沼泽里。最多也就是勉强把过去烧成灰，然后在灰烬中重新开始。但不管怎么说，这时的我已经与变成灰的过去断绝。每当写小说
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这种断绝感，它让我无限舒服。也许我是为了重新开始人生而写小说？但这并不是说，我只喜欢分离或新的相逢。比如说，可以从过去连续下来的相逢里创造出暂时的和潜在的离别，然后把那种离别变成新的相逢。我想在这部小说里把作者换成另一个人，其原因无非是想由此策划出分离和新的相逢而已。甚至想在喝醉酒后写小说，与之也可以说一脉相承。我的这种心理倾向，会在这部小说下面的进行当中具体成形，也许还是维持这部小说得以继续进行的重要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说到这里，读者们会察觉到这部小说里充满了异说。这些异说既是意图性的，同时又不是。这句话本身也是一个异说，而这部《赤身与肉声》与其他小说相比，正是以异说的方式存在的。
现在可以看出，这第四章等于是绕了几个大弯。于此我能感到一种冲动，就是很想回顾一下这几天写作的时候，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些琐碎的事情。但不知为什么我却不能立刻去这么做，可能是因为之前我一直在讲有关过去和断绝的缘故。现在这种冲动战胜了我。就在刚才，我感到每当我写小说的时候，在写小说的我和现实的我之间，就会产生一种断绝的感觉。就因为这种断绝感，我觉得写小说就像开始新的人生一样，所以我说过非常快乐。
赤身与肉声 上赤身与肉声（15）
接着我想说一说刚刚浮现在我的脑子里的想法。几天前，我在写这一章节的前某个段落时，突然爆出了巨大的声响，把整个建筑都震动了。我被吓了一跳，所以停止了干活，抬起了头：好像是在大楼的什么地方正用电动钻孔机在墙壁上钻洞。说实话，其实我无法确定其噪音和震动的根源，到现在也还是不能确定，只是当时和现在都一直这么认为而已。不管怎样，那些难对付的不速之客袭击了我，让我动弹不得。有一阵子我完全彻底地被它干扰了。它一边把我和打字机、书桌、烟灰缸一起晃个不停，一边就像钻孔机的钻尖似的，钻进了听觉的所有缝隙和角落。尽管我也曾提及过影响这部小说的几次响声，但这次可能是另一个故事。稍感茫然的我马上回过神来，继续写被顿在脑子里的句子。从我的打字机上发出的声音和震动对抗着正吸收着我周围所有东西的那个噪音和震动，把它们给抵消了。是我写作的行为本身击退了外部的妨碍，因此我有一种全身的肌肉被绷紧的感觉。但兴奋的瞬间没有维持多久，从我大脑里流出来的词句，就断流了；与此同时，我手指的运动和打字机的转动也停止了。我像置身在真空里，而且我的大脑里也像是一片真空。现在我只能做一件事，那就是：所有的声音和噪音、震动和颤动，对我来说都非常具有象征性。好像是为了把这种想法抖出脑子一样，我用力地摇了摇头：我应该摆脱那种老套的和习惯性的想法。我曾经写过一部关于象征问题的小说，但现在我想说别的故事。从它们的立场上看，那些噪音震动并没有象征什么，而是以它们自身来存在的；而立足我的立场，虽不一定是象征，但我强烈地具有想给予它们某种位置的倾向。事实上，我并不急于从某些事物和事件中找出某种象征，而首先想为它们找一个能安顿下来的恰当位置。但是象征和位置之间到底怎么区别呢？说实话，我自己是抓不住头绪。我是不是因为已经区分好了二者，而有了安全感呢？如果这一点适用于这部小说的话，我相信，那就是我在写小说时触及到的所有既琐碎，又平常的事情，只要按照某种顺序展开来，就会具有与写小说相关的某种象征性意义。小说里的细节跟作品的构造互相联系，显示出象征性的某种意义是理所当然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文学或艺术才得以存在。但现在我是不是能自信地说，我并没有借助于某种惯性，没有把一些重要责任推卸给它？毕竟，这是在写小说的过程中经常萦回在我脑子里的问题。
我现在正在对整部小说做中间检查，然而却分明越来越深地陷进迷途里。不，更准确地说，我是自己建造了一个迷宫，深陷其中不得自出。现在我的感情状态也是一个迷宫，所以我觉得非常茫然。只有虽然是暂时的，但毕竟已快到了结尾这一事实，能让我得到一点安慰。在写小说的这几天，指甲也不知不觉中长了很多。但我不能把它们剪掉，因此我每次敲打键盘的时候，疼痛都会传到指甲根部。这种疼痛在那一瞬间对我来说是唯一的现实，而我也将其视为我独一份儿的享受。如果连这个都回避的话，我还能在哪里找到我的存在呢？疼痛确认了我的存在，这已经是一个异说；我更竖起手指，倍加用力地敲打着键盘。现在我正蹲在椅子上，时不时地用手掌搓膝盖或擦汗。但是这些话都毫无意义。难道因为是手掌而不是血的关系吗？就算它是血，也同样毫无意义。也许是我爱说那些毫无意义的话。毫无意义在这部小说里形成了一个真空，而我只有在真空里才是最痛苦同时也是最快乐的。
如此看来，我现在无法正视读者，那么何时我才能正视读者呢？而且到现在我还不能称读者为“你们”，那么何时我才能称读者为“你们”呢？在某种意义上，我仿佛是一个斜眼者；而比先天性斜眼更可悲的是，我用正常的双眼也不能正眼看对方。我一边利用这种比喻，一边对那些先天性斜眼者感到抱歉。如此说来，每使用一个词，我都应该对无数的人和无数的存在感到抱歉。记得小时候曾经抓到过一只甲虫，当时我把它的腿一个一个截下来，再把它翻过来，观察它旋转的样子。我偶尔忆及这件事，想到了一个比喻：二十岁出头的我，
像六条腿都健全的甲虫一样可以飞来飞去；三十岁出头的我，像被截去了两条腿的甲虫一样，如果被谁翻了身，还可以艰难地再翻过来；到了四十岁出头，我又被截去了两条腿，那时如果我被翻了身，就正不过来了，但至少还有两条可以挣扎的腿；而到了五十岁以后，腿一条都没有剩下，所以只能用身体贴着地挣扎。我想起这个比喻后，就觉得很对不起以前被我弄死的那几只甲虫。因为这个比喻实在是太幼稚太肤浅，所以更要说一声对不起。就因为这个，我差一点儿没有把这个比喻用在这部小说里，但终于还是巧妙地插进来了。那么，我该怎样对那些甲虫谢罪呢？
总而言之，进一步说，我因为正在写这部小说，所以应该对读者们感到内疚。刚才我所说的这句话中，有太多的产生误会的余地。有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我是把读者们比喻成甲壳虫了。但这只是由于我故事讲得不够熟练而导致的一个误会而已。如果读者们认为我是在故意诱发这种误会，那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