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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完学生回来的教授手里拿着咖啡杯和放着烟灰缸的茶盘。甘泰圭默默地打开包，一边把里面的东西拿到桌子上，一边在脑海里整理教授写的论文内容。教授虽然写到无政府主义所志向的价值过于多样化，因此在现实中往往以失败告终，但是甘泰圭反而想问，是否因为那价值多样性与由此导致的失败，才使无政府主义横跨在人类几乎所有精神行为的那一侧呢？
他们在院子里敞开一侧的塑料篷里围坐着喝酒。环顾四周，全是农田、山坡和野山，农田周围有很多粗粗细细的刺槐树，格外引人注目。迎来母亲七十寿辰的姜圭真在照应宴席，端着盘子忙忙碌碌地来回穿梭；朴性稿晚到了一会，甘泰圭与张号角不顾其他人的挽留，合席到平时摆放耕耘机的塑料篷里喝酒。据说为了这一天，姜圭真的母亲很久以前就亲自酿下了特制的农酒。果然不愧为拒绝都市生活、坚持要在乡村生活的老人家的手艺，很是美味可口。
酒杯满了又空、空了又满，根本没有放下的机会。大家围成圆圈，尽管预感到过不多久就都会喝醉，但都不但不担心，反而为那份预感而心情澎湃。透过塑料布射过来的阳光虽然足够热，但是从到处裂开的缝隙刮进来的风却凉嗖嗖的。进到肚子里的酒尽管度数很高，但仍然温和地被身体吸收，把他们的双颊染得绯红。寒风拂过脸颊，他们的脸又青又红，看起来像在生气，又像是不顾寒冷的天气，热衷于玩耍的天真的孩子们。
朴性稿尽量想让醉意晚点到达，频频拿起筷子夹菜。不知从何时起，他养成了晚上独自一人喝酒的习惯；相比喝酒，那个习惯本身更让他上瘾。理所当然地，独自一人喝酒相比几个人聚在一起推杯换盏地喝，对胃壁的损伤更严重，宿醉的程度也更加厉害。但更为深刻的是，一个人自斟自饮的时候，无法伸向外面的思绪的触角还会枉然地啃咬着他的自我意识。
一次他独自喝酒喝到一定程度，拿出纸笔给一个朋友写了封信，第二天早晨看都没看就投进了邮箱。他在信里这样写道：
“虚无主义那轻如鸿毛的重量犹如千万斤一样压迫着我。我走过的这不长不短的岁月历程中，对我而言，最直接、最现实而具体的是到处漫延着的虚无感。前些日子在某一本杂志里读到，说是呐呐呢蜂（Ammophilainfesa）的幼虫是吃着其他幼虫的身体成长的，可是本能地以绝对不会夺去其生命的方式。我身体里的虚无主义就像那个呐呐呢蜂的幼虫一样，说不定一方面巧妙地让我保持活着的状态，另一方面又吃着我的肉呢。因为我至今无数次被啃咬过，但依然没有达到死亡。可是，让我无法到达死亡的究竟是什么呢？难道是还健在的老母亲和我的家人吗？应该不是吧。那么，或许真的是虚无主义才是让我活下去的动力。这么看来，人生是多么坎坷而寒酸啊。不过，也就因为是这样，人生才有那么多真挚的美丽。可是那种美丽并不属于我。我的这些话应该以独白结束，可是独白难道是一个人的事吗？在大部分情况下，独白是给正常人的精神下毒，带来害与恶。然而事实上，我的话大部分都只不过是独白。夜已深的现在，我就这样吸毒一样独自一人在独白。”
当晚他又喝上了高度酒。在倒酒的一瞬间，朴性稿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给朋友写那样的信，与用那样的字句对那位朋友发布一份绝交宣言没什么两样。根本不给朋友说话的机会，犹如喷毒一样单方面吐出去的话，能不说是绝交宣言吗？
融化的盐，腐烂的生姜 下深深的抽屉（10）
幸亏那封信的当事人姜圭真没有给他回信，而是把他和张号角、甘泰圭一起叫到这个场合。母亲的七十大寿在他们之间不过是借口而已，因此他被朋友温暖的关怀所感动，无法拒绝递给自己的酒杯。况且在这样的场合里不管是旁边的人，还是擦身而过的人，谁递过来一杯酒都好：为没人看一眼你，再瞟一眼你而感到好；为就这样喝醉倒下入睡，明天想不起今天而感到好；为即使第二天再没醒来，连自己也记不住那个结束、那份死亡，而那个结束至少对当事者而言不是结束而感到好；为不管喝酒的理由是什么，第二天感受到的头痛和腹痛却完全一样而感到好；为人生的虚无感是否会接受那份痛苦都成了无关紧要的事情，互不相识的几个人一起把酒临风，却又闭口不言的慎重性而感到好；为上了年纪的某一时刻开始，一想到好酒眼前就像浮现出可口的食物，再次感受到嘴里沉积的口水而感到好；为由于酒精度数、空腹与否、酒量大小等物质条件的不同而导致人在生理上的绝定性差异，突然意识到这个新奇事实而感到好；为平时与酒有关的、各自被细分到几乎是晦涩的程度的所有东西，片刻之后以酒的名义崩溃掉而感到不可言喻地好。
浅浅地想时感觉酒是攻击性的，但又是极其自害而自虐性的。酒仿佛会给人们能抵抗现实的力量，但，只要那个瞬间一过，连原来存在着的最小限度的力量也会泯灭掉，然而有些人正因为那个力量的泯灭而得救。他们因无法忘记自己被牵着缰绳拽向深渊，而始终被对人生汽化的忧虑抓着脖颈，那时酒会消解他们忧虑的核心。酒把人生的汽化性压缩到每一瞬间，并一目了然地展现给人们，使他们得以扩散自己。简单地说，酒，因此好。
朴性稿在从乡村驶向汉城的市郊巴士快到终点时才从睡梦中醒来。把一块凉了的葱油饼夹进嘴里以后的事情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片刻之后，他恍恍惚惚地记起姜圭真曾挽留醉意朦胧的自己，劝他就在那儿睡觉。当时，他明明是和张号角、甘泰圭一起出了门，但后来是在哪儿和他们分开，却根本想不起来了。回头看看自己，嘴唇干燥、脑子里乱轰轰地歪斜在座位上，衣服上有农酒与食物的斑斑污渍，下车时明明拿着的包也不知去向。
他吃力地支撑着身体穿过候车厅，坐出租车回到家。而后把一杯清水放在旁边，坐在书桌前，振作起犹如开盖的啤酒瓶一样的精神，开始给姜圭真写信。
“爱喝酒的我现在一边想着酒瓶这个物体，一边给你写这封信。事实上可以说，所有人都在身体与精神的某处带着一种像盖子一样的东西。假如可以这么说，那么人可以进一步比喻为玻璃瓶，那个盖子就是瓶盖。对人来说，那个盖子就像灵魂与肉体的盖子。因此绝不能被打开。有那个瓶盖天生就没关严的人，也有盖得过于严实的人。根据情况，那个瓶盖要不被轻微冲击一下就会松动，要不在一般的冲击下纹丝不动，这两种情况都会威胁那个人的存在本身。盖子的开闭程度经常左右着人的健康程度，甚至瓶盖一下子被拔掉或不知不觉间弹出去，把原本被严严实实地封着的那个人的一切，连自己都来不及控制地像污水一样倒出来的情况也并非没有。当然盖子可以重新盖上，却已为时过晚。
“自从第一次意识到那个盖子的存在以后，我就经常屏着或调整着呼吸注视那个盖子。但是只要我一不留神，悬浮在我内部的所有破坏性、冲动型的力量便会哐当当左右冲突着聚到那个盖子的底部，为了冲出外面而挣扎。每当那时，我便捂着盖子用力往下摁，为了不让它飞掉而拼命努力。可是理所当然地，我不可能一直那样摁着。
“今天晚上，下了巴士回家的路上，当我再一次捂着我自己的盖子与自己战斗时，突然
产生了干脆让那个盖子完全敞开的欲望。当时我不经意地环顾周围，发现有什么正紧紧包围着我在空中悬浮游荡，模模糊糊弄不清其真面目；它因找不到可以渗透的地方而忽左忽右，最终缓慢地汇聚到我的瓶盖上面。原来是我的内在越来越像外在，或者说它们里应外合地一起冲垮了它们之间的界限，而那一瞬间我终于可以打开那个盖子了。它比我想象的更轻松地被拧开掉到地上。事情既然到了这个程度，我也不能再装作若无其事了。是的，我现在是被拔掉了盖子的存在。也许那个盖子又会生出来再次堵住我，但我会再次心甘情愿地拔出那个盖子。因此每当我内在中的泡沫滚滚翻涌时，我将会如何折磨以你为首的身边人呢？如果上回的信给了你绝交宣言的印象，那么现在我想紧接着那封信恳切地对你说的话就是这些。”
在分离这一侧与那一侧世界的墙壁上，寻找着的人眼里总是能看得到窟窿。在一定的距离上，那只是根本无法猜测到后面世界的一个圆圆穿过去的窟窿而已；但是当你凑近，把眼睛紧挨着那个窟窿时，就成了可以一目了然那边世界的窗口。按照人们的心境，甚至可以说是迈向另外一个世界的敞开的入口。
无论何时何地，人们发现有窟隆时总想把眼睛凑近去看看。当然，那仅仅是出于单纯的好奇心而已。好奇心这个东西，只有在本身不会连累到那边的对象，或那一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时才能持续。如果一瞥之下彼此之间哪怕琐碎地产生了视觉上的缠绕，那边怀疑这边，则好奇心就会冰凉地冻在那里，或瞬间沸腾蒸发，变得无影无踪。因此很多人，不，大部分人，除了特殊的情况以外，只对生疏的窟窿感兴趣。当透过那个窟窿哪怕是以错误的方式偷窥到那边的世界后，往往就再也不会有更多的关心，甚至完全失去兴趣。
朴性稿边胡乱翻着书，边陷入自身的思绪之中。过一会儿他把书推到桌子一侧，点着一根烟，开始整理思绪：
无政府主义在围绕着我们的墙壁上到处留下了窟窿，但是那些窟窿并不是可以被不经意的视线随便发现的。
在现今时代，在很多情况下，它是一个窟窿的同时又自我排斥作为一个窟窿，以至想成为一个世界。那是因为其表面散发着灼热而强烈的光，而大多数的人们对强烈的光因有痛苦的记忆故敬而远之。作为我们人生的空隙，并且是重要的空隙，它就这样被闲置着。无政府主义通过那个窟窿犹如预言一样，不断对我们窃窃私语幸福的福音，不过，这种窃窃私语经常会作为擦身而过的不吉利的谶语，而使人们的耳边掠过一阵凉意。
融化的盐，腐烂的生姜 下深深的抽屉（11）
张号角几乎是反射性地接过不知是谁的手递给他的一张印刷品，并在眼前展开。每当这种时候，他都像刚刚地意识到一样，浮现出从早晨起床到晚上入睡，家里、单位，餐厅和酒馆，甚至在路上，印有各种信息的的纸张在眼前乱舞的情景。报纸和杂志就不必说了，像各自的立场一样多的政治声明书、各种活动介绍、商品广告和甩卖广告、耸恿人们利用私债的高利贷主名片、新开张或酒费打折的夜总会的宣传品……，不计其数的文字和图片的纸团纸片儿。从前些日子开始，他干脆把它们——尽管有些勉强——统称为印刷品或小册子。不知从何时起，“印刷品”这个词语历史性地有了一种不纯的感觉，就因为这一点，他把这个时代命名为“印刷品的时代。”
在张号角眼里，因数量过多又过于露骨，反而只能说是真相不明的种种印刷品，在当今时代是信息社会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