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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慈禧全传（九）（10）
“好，我就派人去。”那个笔帖式属于镶蓝旗，端华原是他的旗主，不免有香火之情，所以照应得还不错。
“慢着！”肃顺一跃而起，环视问道：“有笔砚没有？”
载垣和端华一时还弄不明白，他要笔砚，作何用处？那镶蓝旗的笔帖式，类似的事，见
得多了，反应极其敏捷，陪着笑说：“跟中堂回话，你老人家要别的，譬如要一点儿穿的、吃的、用的，不管怎么样，那怕是上头怪罪下来，我全认了，可就是一样，不敢伺候，片纸只字不能带出去！那是砍脑袋的玩意，我不能陪着中堂玩儿命。”
前面的话都好，说到最后不动听了！肃顺厌烦地挥一挥手，把张太白脸转了过去，什么也不屑理睬。
窗外的人，见此光景，随即走了。肃顺听得步靴声远，才回过头来，脸上依然是绷着脸，微锁着眉，满是那种倔强不屈，准备接受任何挑战的神气。载垣和端华，一直是随他摆布的，看见他这神情，信心大增，眼中不由得又流露出殷切期望的神情。
“别忙，他们想弄死我，没有那么容易。”
听得肃顺这话，载垣和端华大为兴奋，不约而同地围了拢来，三个人坐在狼皮褥子上，把头凑得极近，低声密议。
“第一步是如此！”肃顺取牙箸在潮湿的砖地上，写了个“拖”字。拖到什么时候呢？他接着又写了“甲子”二字。
端华一时不能意会，载垣却领悟了。甲子日是十月初九，皇帝举行登极大典，第二天又是慈禧太后的万寿，喜事重重，决不能杀人。
这时肃顺又写“或有恩诏”。意思是指登极大赦。
字还未写完，载垣摇摇头说：“不见得。”
肃顺也知道登极大赦，不赦十恶，而十恶的第一款，就是恭王所指控他们三人的大逆不道，但是：“可请督抚力保。”
“啊，啊！”载垣见他写的字，懂得“拖”的作用了，活动督抚力保，要一段日子，如果刀下不能留人，再有力的奏章，亦无用处。
“你懂了吧？看！”肃顺写了几个姓：“曾、骆、劳、官、彭、严、李。”
这是指两江总督曾国藩、四川总督骆秉章、两广总督劳崇光、湖广总督官文、代理安徽巡抚彭玉麟、河南巡抚严树霖，以及新近接了胡林翼遗缺的湖北巡抚李续宜，这些封疆大吏，正在为朝廷效力，说话颇有分量，而且与肃顺的关系都不坏，如果他们能自前线分头上奏，请求宽贷这三个人一死，恭王是无论如何不敢不头帐的。
看到载垣和端华的欣许的脸色，肃顺才解释他要通个信出去的目的，想找个人在外面替他设法去“拖日子”、设法去活动督抚力保，“此人可当此任！”他接着又写下三个字：“陈子鹤”。
陈子鹤就是陈孚恩。一提到他，载垣和端华都想起他当军机章京的时候，救穆彰阿的故事。这是二十年前的话，陕西蒲城的王鼎，与穆彰阿同为大学士直军机，痛恨穆彰阿妨贤误国，斥为秦桧、严嵩，宣宗是个庸主，最不善识人，王鼎苦谏不听，继以尸谏，一索子上吊死了，衣带里留下一道遗疏，痛劾穆彰阿而力荐林则徐。
王、穆不睦，是陈孚恩所一直在注意的，这一天王鼎未曾上朝，又无通知，心知必有蹊跷。开是匆匆赶去探望，一进门就听见王家上下哭成一片，陈孚恩问知其事，直入王鼎卧室，不由分说，叫王家的仆人把老相爷的遗体解下放平，一摸身上，找出那通遗疏，暗叫一声：“好险！”如果晚来一步，遗疏一上，穆彰阿要大倒其霉。
因此，陈孚恩便把王鼎的儿子，翰林院编修王抗拉到一边，悄悄为他分析利害：第一，大臣自尽，有伤国体，不但没有恤典，说不定还有追夺原官等等严厉的处分；第二，皇帝正恼王鼎过于耿直，遗疏言词激动，皇帝一定听不进去；第三，如果能扳得倒穆彰阿，倒也罢了，就怕扳不倒，两家结下深仇，王抗不过一个翰林，如何斗得过穆彰阿？
一听这话不错，王抗慌了手脚，自然要向他求教，陈孚恩乘势劝他，奏报王鼎暴疾而亡，同时替他改了王鼎的遗疏。当然也答应为他从中斡旋，使王鼎能得优恤，王抗丁忧起复后，可以升官。
虎父犬子的王抗，居然听信了陈孚恩的话，穆彰阿得以安然无事，感激之余，大力提拔陈孚恩，不数年当到山东巡抚，还蒙宣宗御笔题赐“清正良臣”的匾额。而王抗因为不能成父之志，他的陕甘同乡，他父亲的门生故吏，统通都看不起他，以致郁郁而终。
这段往事，端华记得很清楚，所以当时脱口称许：“好！
这小子真能从死棋肚子里走出仙着来！你找对人了。”
载垣却有不以为然的神气，肃顺便问：“怎么样？”又写了一行字：“陈随梓宫到京，事不宜迟，即应设法通信。”
“不找他行不行？”载垣低声问说。
“不行！非此人不可。”
“只怕他们不见得饶得过他。”
“那是以后的事。”肃顺又写：“子鹅为求自保，更非出力不可。”
载垣点点头，写着字答复他：“通信之事，我可设法。”在未被捕以前，他一直是“宗令”，这宗人府里都是他的老部下，所以他有此把握。
肃顺一到，就带来了希望，载垣和端华便又死心塌地听他指使摆布了。其时端华有件事要告诉他、安慰他，心里已转了半天的念头，趁这情绪略好的当儿，便用极和缓的语气说道：“老六，你先沉住气，我跟你说点事儿。劈柴胡同，让他们给抄了……。”
第九部分慈禧全传（九）（11）
话还未完，肃顺猛然跳起身来，气急败坏问道：“什么，抄了？没有定罪先抄家，这是谁的主意？”
“不知道。”端华已料到他有这样的反应，所以仍旧能够保持平静的态度，“也还没有旨意，文博川带人就去抄了。不过，他倒还好，手下留情，让两个孩子带了点东西出来，住在我那儿。”
肃顺意乱如麻，焦忧不堪，在屋里疾步绕行，走不数步，突然停住脚问：“我那个保险箱，不知让他们打开了没有？”
“你想呢？”
“完了，完了！”肃顺脸色灰败，不知何时，已取得保险箱的钥匙在手，使劲往窗外一丢，在空庭铿锵的清响中，大声嚷道：“咱们完了！陈子鹤也完了！”
他看得很准，但他不知道，陈孚恩即使没有给肃顺写过那些暧昧不明的信，禄位亦将不保。詹事府少詹许彭寿，在拿问顾命八大臣的诏旨初下时，便已上了一个折子，奏请察治党援，意中所指，就是陈孚恩。许彭寿除了卑视他是个反复无常的势利小人以外，其间自不免还涉及恩怨。陈孚恩倚附肃顺，曾硬生生挤掉许彭寿的父亲许乃普的吏部尚书，取而代之。其时正为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之后，当焚园的那一刻，许乃普父子、沈兆霖、潘祖寅等人，还在圆明园值班，闻警仓皇，几乎性命不保。而陈孚恩不念同在烽火危城，曾共患难之义，竟忍心利用肃顺的权势，对惊魂未定的许乃普，横施压力，迫令告病，腾出吏部尚书的位子来给他。这样，不但使许乃普从此失去了拜相的机会，并且也是在那种艰难黯淡的日子里，犹如雪上加霜的一次打击。口虽不言，心情抑郁，为人子的许彭寿，自然要引以为大恨！而尤其使他不服气的是，陈孚恩根本不具备当吏部尚书的资格。吏部为六部之首，历来非翰林出身不能当尚书，而陈孚恩的出身是拔贡。
翰詹科道原许闻风言事，但当政者如果有意根究其事，可以命令指名回奏，恭王用的就是这个方法。于是许彭寿复奏，痛劾陈孚恩，而钻营肃顺弟兄和载垣的门路的，又不止陈孚恩一个人，吏部侍郎黄宗汉，户部左右侍郎成琦、刘昆，太仆寺少卿德克津太等等，形迹最密，京官朝士啧有烦言，于是也一起列名弹章了。
弹章上有黄宗汉的名字，恰好符合了恭王的心意。他的痛恨黄宗汉，由于和议而来。早在咸丰七年冬天，黄宗汉继叶名琛为两广总督，其时英俄两国兵舰已停泊吴淞口外，如果军事上没有把握，此时议和还不会太吃亏，所以当他赴广州到任，经过上海时，两江总督何桂清苦苦要留他在那里与洋人开谈判，但黄宗汉知道广东民气激昂，如果他在上海议和，到任必不为地方所欢迎，为了自己的前程，不顾一切，取道福建，到广州接了督署的大印。
因为这一耽误，英法俄美四国联军内犯天津，而黄宗汉在广州，还在迎合民心，以一股虚骄之气，鼓动民团作无谓的抗争，把局面越搞越坏。但亦终于由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经过美国的调停，与四国订立了“天津条约”，规定关税税则，换约，以及交还广州等等谈判，在上海开议。那时黄宗汉已回到上海，桂良自然要问问他广东的情形，好作谈判的准备，那知道他竟避不作答。这种莫名其妙的态度，桂良一谈起来，就要动气。
恭王在实际接触到国际交涉以后，认为弄成这样不利的城下之盟，以及和议再一次决裂，演变成英法联军侵入京城，天子走避，只顾自己功名，不顾大局艰难的黄宗汉要负大部分的责任。而这样一个误国的疆臣，因为依附肃顺的缘故，当时竟能调任四川总督，越发让桂良和恭王，咽不下那口气。
因为这些缘故，陈孚恩和黄宗汉的前程，当恭王复起的那一刻，就已注定终结，而当劈柴胡同肃顺家被抄，搜出那些暧昧不明的信以后，陈孚恩就连脑袋都有不保的可能。但办事有一定的程序，整治“党援”，必须等正犯先议了罪才能动手。
梓宫是十月初三到京的，由德胜门进京城，东华门进禁城，奉安皇帝正寝的乾清宫，接着举行祭典，恩赏扈从官员，忙了两天，到了初五一早，六部九卿各衙门的堂官以及翰林、御史，齐集内阁大堂，等恭王和三位大学士一到，随即开始会议，公拟顾命八大臣的罪名。
谕旨上指明派恭王召集这个会议，因此由他先发言。恭王事先是有了准备的，采取一种奉旨办理的态度，所以未曾开口，先从靴页子里掏出一张纸来，从容说道：“奉两宫太后面谕，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朋比为奸，专擅跋扈，种种逆行，令人发指。两宫面谕此三人的罪状，我给大家念一念。”
他看着纸上的记录，念出载垣、端华、肃顺的罪名，共有八款：
“一、大行皇帝弥留时，面谕载垣等立皇帝为皇太子，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谕，乃造作名目，诸事并不请旨，擅自主持。即两宫皇太后面谕之事，亦敢违阻不行。
二、御史董元醇条奏皇太后垂帘等事，载垣等非独擅改谕旨，且于召对时言‘臣等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命于皇太后。即请皇太后看折，亦为多余之事。’当面咆哮，目无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