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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加强对小酒厂的监管又谈何容易。我们知道，“大户企业”都是每个省的纳税大户，比如“六朵金花”是四川省的纳税大户、“枝江大曲”是湖北省的纳税大户。这样的大户，省级政府（财政）每年都会对它们下达经济指标。
同样，小酒厂通常都是每个县（市）的纳税大户。它们在纳税上是个什么情况？跑、冒、滴、漏现象肯定存在。全国所有的小酒厂，你跑一点、它漏一点，最终就形成了巨大的流失“黑洞”。
白酒专家曾祖训给笔者讲过一个例子，四川邛崃的某家酒厂，为了规避税负，响应青神县政府招商引资的号召，把酒厂从邛崃搬到了青神。“这实际上就是偷税漏税。”曾老说。由此可见，小酒厂不仅偷税漏税，而且偷税漏税的方式还很多。可以说，这种现象成了一种“集体有意识”。这已经不能简单地说是地方保护主义。
相对“新经济”而言，几十年来，酿酒是各个县、市惟一的、传统的经济产业。对惟一的、传统的产业从政策上（税收政策）给予优惠，当然是为了发展经济。但是这样一优惠，把国家的税收就“优惠”掉了。
中篇 白酒大势与领袖企业第9节 解读白酒“紧箍咒”（2）
※ 监管内容：监管什么？
五项措施重拳挥向白酒制造业，可谓“刀刀见红”。其实，只要抓住一条，其他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为何？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白酒企业在纳税上存在明显的“一头大、一头小”的状况：守法经营的国有骨干酒厂承担着更多的税收任务，而小酒厂却大量偷税漏税。因此，“一刀切”的税收政策，既不公平，也不效率——骨干酒厂被一再抬高，小酒厂却“照偷不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双方税负不等，才导致了诸如文章开头提到的“流通秩序混乱”（根源还是在小酒厂）。而正因为“流通秩序混乱”，才有很多企业呼吁“酒类立法”。
所以说，五项措施虽然“刀刀砍向”白酒积弊，根本却在税收环节。也就是说，如果税收政策在制订上“考虑效率、兼顾公平”，在执行上不走样，其余四项措施自然迎刃而解——这就是经济学上的“效率、公平”原则，我称之为“因果关系”。“有其因，必有其果。”我们现在整顿也好、治理也好，陷到“果”里出不来，很难建立起白酒制造业有效的管理机制。
很显然，我们需要研究的是怎么样制订“效率、公平”的税收政策？这样的政策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其次才是如何监管。否则，加强税收征管很难具有操作性。要提高税收，首先税收政策、税率等要合理。对此，中国白酒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勇看得很清楚。他认为必须“完善税收政策，制订合理的税种和税率，特别是对消费税的征税对象和比例，应更加科学合理，改变一些企业名义税负高、实际交税少、采用关联企业偷税的行为”。
马勇之所以强调“合理的税种和税率”，言下之意是现行的税率和税种不太合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四川白酒企业的征收税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江苏采访时，当地白酒协会的负责人曾经告诉笔者，江苏白酒企业的税率是最高的，各税种累计起来税率高达４０％以上；在贵州，当地酒厂则认为贵州的税率是全国最高的。从企业反映的情况可以看出，税收是企业关注的“第一要素”，以至有人说，川酒能做中国白酒老大，得益于低税率。
事实是怎样的呢？
２００３年，各地实现销售收入的排名依次是：四川２０７．７２亿元，山东７０．７３亿元，安徽３８．０２亿元，贵州３３．１３亿元，江苏２９．０２亿元，湖北２１．１８亿元；实现利税排名依次是：四川５４．１１亿元，贵州１８．２１亿元，山东１１．９４亿元。
根据上述数据，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利税排名前三甲的省份中，税率最高的是贵州，其次是四川，税率最低的是山东。事实说明，各地税率不统一，确实有高有低。
另外，企业认为现行的税种也不合理。如今满街跑的高端白酒就是在不堪消费税重负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业内人士认为，消费税不该“一刀切”，不管高、中、低档，一律加收五毛钱，加重了企业负担。业界早就盼着“调节白酒消费税的税收政策”了。企业的建议是，国家如果调节消费税，应该改变“一刀切”的做法，只对高价位白酒征收消费税。
由此可以说，白酒制造业的宏观管理机制应该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监管（调控）什么，二是怎么监管。只有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才谈得上具体“监管”。以前，我们对白酒的监管虽然从未松懈过，但更多是治标不治本。当然，“监管主体是谁”也需要定位清楚，但关键是“监管什么”。监管什么——谁来监管——怎么监管，指向非常明确。
※ 立法：不是灵丹妙药
业内人士认为，白酒制造业的三大监管核心（监管什么、谁来监管、怎么监管）应该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确定。事实上，一些骨干企业对立法的呼声也很高。白酒界曾经有人大代表在人大会上就立法问题进行呼吁。早在四年前，原汾酒老总高玉文就提出，白酒业的规范问题应该靠法规来解决。
然而，酒类立法喊了很多年，一直立不起来。立法的难点在哪？马勇认为，在立法上应该“有破有立”，也就是“实施统一法规，废除地方保护，制订并实施监管生产流通的全国统一法规，废除地方规章”。
在白酒流通上，很多年来是“一地一策”。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酒类管理条例。正如马勇所言，立法意味着要废除地方上的种种“土政策”。但废除“土政策”又谈何容易？地方要发展经济，国家要规范管理，本身是不矛盾的，可到了地方上，往往就走样了。比如白酒生产许可证的发放，国家技监部门是发证机构，同时委托酿酒协会协调参与对企业资格的审查及许可证的发放。酿酒协会作为行业管理（服务）的群团组织，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企业利益的代言人，这就使得许可证的发放掺杂了某些人为的因素在里面。
采访情况告诉记者，呼吁立法的多半是骨干酒厂。小酒厂本身就有偷税漏税等种种不正常现象，它们才不需要法规呢。那些深受小酒厂之害的骨干企业，将希望寄托在立法上，其情可鉴。
业内人士认为，制订一部法规并不难，难就难在各方利益的统一和执法上。
※ 谁来监管“监管者”？
白酒的监管，从商业系统到轻工系统，历经变迁，以至形成了多头管理，谁都想来“吃”上一口，谁都想把监管大权抓在手里。在现有体制下，白酒业的监管究竟应该归口哪个职能系统？是集权管理还是分口管理？
２００３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多次就白酒行业的规范管理进行专题研究。有人据此认为，白酒应该归口国家发改委管理。但关键是地方上应该归口哪个系统管理呢？现在各地都有酒类专卖管理机构，但它们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监管主体之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谁来监管“监管者”？俗话说，“法由官来行。”如何保证监管者严格执法？这是一个问题。
前段时间采访，有企业向记者反映，管理酒厂的“婆婆”太多。税务部门负责征税，工商部门负责审查登记，技监部门负责质量监督，而各级政府则手握企业领导人的任命、罢免大权。有人开玩笑说，“只要有点权，谁都可以对酒厂吆五喝六”，“现在白酒业不是缺乏管理，而是管的人太多”。
看来，如果白酒立法，监管主体也应该在立法之列——把监管主体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改变管的人太多的状况。
※ 后记：又一次真诚期待
对于白酒监管的话题，业内说了很多次、很多年，但在采访中许多人都对我表达着同一个意思——白酒制造业年年都在管，人人都在管，但就是越管越乱。我们权且当它是刺耳的牢骚，细细回味，此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有关部门在管理上对白酒业随时保持的高压态势，此谓之“年年都在管”；商业、轻工系统，只要有权，谁都可以管理白酒，此可称之为“人人都在管”。至于越管越乱，则更多地表现在市场混乱上。
酝酿中的五项监管措施，如果科学一点、合理一点、实际一点，则可管死白酒业当前存在的偷逃税问题、流通秩序混乱问题等等，反之，则是白酒业的又一次失望。
怎么个管法，“解读白酒‘紧箍咒’”一文在采访调研基础上给出了一些建议，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的声音。企业最关心的还是消费税率的调整，它们最现实的要求是消费税不要“一刀切”。此外，各地酒厂税率不等，也是一个问题。
给白酒一个机会（环境），它会还世界一个奇迹。也许，五项措施的出台，真能给白酒一个可持续的、宽松的生态环境。
中篇 白酒大势与领袖企业第10节 六大悬念—2003年白酒年终备忘录
※ 记录现在，“算计”未来
最近，笔者有了写白酒日记的习惯，白酒界的新闻和问题每天都在“疯长”，稍不留神就可能放走它。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尽可能地理清每个时段白酒的走向和大致脉络。当我们寄希望于２００４年的时候，有必要对２００３年做个备忘录——对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来说，是怕走弯路的，真有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观察得好，记录得好，路就走得直。
从主流来说，２００３年的中国白酒业表现出了平稳的态势。茅、五、剑就能说明问题——因为它们是白酒业的风向标，是一个缩影。其他的酒厂日子过得如何？“自己心里明白”——当然，市场上如果没有它们，也许会很落寞。其实，茅、五、剑共同撑起了中国白酒的“半边天”，另一半呢？它们撑着呢：比如泸州老窖、汾酒、金六福、泰山生力源、劲酒、口子窖等等。
资本、人才、体制、文化、市场、品牌，如此多的问题需要改变，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并不愿意未来有太多的改变，因为改变就意味着新的挑战，面对新的不确定因素，意味着重新去适应改变了的环境，不确定可能会给你带来风险，但也可能会带来新的机会。
※ 资本之败：当资本遭遇“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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