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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于娜在学校发生的各种问题，也有同学反映说，由于于娜长得 比较漂亮，而且很有气质，因此包括老毕在内的很多中国男人或男生都追求过她。刚到科隆 时，老毕也曾对她备加关心和照顾，但过不多久，很快就传出，于娜状告老毕强奸她。笔者 曾经向老毕求证，老毕显得很紧张，而只是说，这个问题早就通过律师解决了，早已向警察 局发去回复函，至于详情，他不想多谈。
第一章 德意志，中国留学生的巨大黑洞学生联名上书 学校隐瞒内情
“科隆语言学院”主要有三个负责人：约亨·哈尔巴赫（中国人平时都称他为“老哈”）、 老毕和老哈的女秘书拉奇。老毕与老哈的矛盾主要是利益分配上的，财权等全被老哈控制着 ，老毕干得有些吃力不讨好。记者从科隆离开时，老毕与老哈之间大概有几十万欧元的利益 存在矛盾。老毕与女秘书之间也有矛盾，据说双方都想通过老哈把对方排挤掉。
据说，老哈刚开始还比较为难：女秘书是德国人，并与老哈关系密切，而老哈要开拓中国市 场就离不开对中国和德国都了解的老毕。在学校工作接近尾声时，好像女秘书占了上风。 老 毕说，老哈后来为了撇开老毕，曾私下里与中国中介公司进行过沟通。截至2003年6月，早 就停止合作的关系再也没有恢复过。由于老毕与老哈之间因为利益分配上存在问题，有的矛 盾还很深刻，在笔者采访老毕时，老毕确有心灰意冷和历经沧桑之感。
有同学介绍说，校长哈尔巴赫平时很少露面，好像校长自己开了一家木材厂。学校的日常工 作多是由女秘书和老毕共同来做，但老毕与女秘书之间的配合又不好，老毕希 望女秘书走人，而女秘书希望老毕走人。也有同学甚至直白地说：“老毕已经不管用了，现 在宁可相信德国人，而不能相信中国人。”笔者在实地调查时，有同学说，老毕说话不管用 ，但老哈又看不起这些中国学生，再加上学校已经发生的各种问题，“学校与学生现在 是处于敌对状态！”
笔者在科隆调查时并没有见到老哈。后来，笔者曾于2002年下半年和2003年夏天分别两次向 哈尔巴赫发去邮件，询问有关情况，但对方一直没有回复。
2002年初的一天，在科隆工业区的一家名叫康法斯（CONFAS）股份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坐 在堆满地板材料和空调装置销售资料的办公桌前，该公司老板约亨·哈尔巴赫曾接受德国官 方媒体“德国之声”记者的采访。
“德国之声”报道说：“一年前，哈尔巴赫与一位中国伙伴一道又开辟了一项极为 获利的业 务，那就是介绍中国学生来德学习。有关科隆语言大学的合同就诞生在这家公司的办公桌上 。工业区的入口处标有‘德中文化学院’的牌子格外耀眼。这不是很矛盾吗？与事实相符吗 ？哈尔巴赫愿意对此做出解释，但是，他拒绝对着麦克风讲话。”
“德国之声”引述哈尔巴赫的话报道说，至少有15名在本校最新毕业的中国学生已进入了莱 茵学校。在该公司的中文手册上也明确写着，该中介公司也为科隆莱茵职业学校招收学员。 在学生们签署的合同上，职业学校的名字也多次被提及。但是，莱茵学校校长鲁尔夫·弗伦 布根却对这项合作一无所知。
笔者于2002年7月从德国返回中国之后获悉，“德国之声”曾试图再次采访老哈，但被拒绝 。“德国之声”报道说：“如今，中国学生依然在这个建筑工地上生活、学习德语 ，前途渺茫。时过半年，当德国之声的记者再次打算采访‘德中文化学院’的约亨·哈尔巴 赫先生时，哈尔巴赫拒绝了电话采访。他说：‘已经被写出了这么多垃圾，我不再表态’。 ”
莱茵学校校长鲁尔夫·弗伦布根说：“我们与‘德中文化学院’从未签署过任何合 作协议，我们也没有做出任何接收中国学生来校培训的许诺。德中文化学院的手册令我吃惊 不小，我们从没有讨论过印刷手册的事情。他们曾试图与我校进行接洽，这是正确的，但是 我们彼此间没有达成任何合作协议，既没有口头上的，也没有文字形式的。面对这些， 我以学校的名义拒绝与该学院进行合作。”
据笔者调查，“莱茵学校”与科隆语言学院之间确有一段隐情。“莱茵学校”是科隆正规的 学校，其教学正规，考试成绩能被当局认可，而科隆语言学院则不行。科隆语言学院原本可 以借助与莱茵学校的正常合作，把本校的学生的考试成绩转变成合格的成绩。当然，中国学 生去莱茵学校也还是需要掏钱的。问题是，由于科隆语言学院的“内部矛盾”，在莱茵学校 被科隆语言学院做了实质性广告之后，另有一个单位乘机与莱茵学校签订了合作协议，而科 隆语言学院被“晾”在一边。去莱茵学校上学的希望落空，这对中国学生的心理打击很大 。
由于学校教学环境糟糕等多方面的原因，曾经有58名中国学生联名上书科隆市政府，要 求学校兑现承诺，保证学生们正常学习并能合法地居留在德国。科隆市长曾对学生们的请愿 进行过批复，而且将市长的意见直接批转给了科隆市外国人管理局和科隆语言学院负责人。 此事还引起科隆当地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不过，有关科隆市长对此事的态度，这个学校的学生们一无所知。直到笔者前去调查时，他 们也不知道科隆市长曾经关注过他们的问题。因为，校方向学生们隐瞒了这一段情况。后来 ，这个学校校长老哈曾到科隆市政府“汇报 ”过这个学校的情况。据透露，校长曾向科隆市政府官员解释了学校的情况，并把问题主要 归结到学生头上，而且还说了很多关于中国学生的“坏话”。至于学校为什么没有向学生说 明市长的反馈意见，老毕沉默不语。
熟悉内情的人说，通过这个学校的学生，德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相互看法已经形成非常大的 差别，甚至两个极端：一方面，中国人觉得德国人什么都不好，因为这些学生的大部分 在 国内都是养尊处优的，觉得这个学校的条件远远不如家里。更让他们感到不满意的是，他们 认为交纳了那么一大笔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服务。
更有学生认为，中介公司和学校收取了1万美金，这1万美金等于什么都包括了，因此，学校 做什么都是应该的。他们动不动就说，他们之所以这也不干，那也不干，是因为他们交钱了 ，稍不如意，就会说学校不是东西等等。当然，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学校在 管理等方面确实存在问题。
另一方面，德国人认为中国人什么都不好。他们总觉得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这 些孩子为什么整天不珍惜自己的机会？
第一章 德意志，中国留学生的巨大黑洞苟活在德国的中国“难民学生”
2002年6月2日，借助科隆语言学院一位来自北京的张姓同学的热心帮助， 笔者来到科隆卫星城的福雷深（音译，德文原名是“Frenchen”）。一路上，张同学用白纸自 个儿卷烟卷抽，他说，在德国留学的很少能抽得起市场上购买的成品香烟，一般都是从国 内捎过来，如果抽完了，只能自己动手卷。张同学的卷烟手法很熟练。
福雷深规模也不过相当于中国的小城镇，但发展程度远比中国的成熟。笔者在这个地方看到 的中国学生的状况比科隆语言学院的还要糟糕，而且非常糟糕。如果说，科隆语言学院的学 生比难民的生活要好一些的话，那么，在福雷深的中国学生的状况简直连难民都不如。
笔者约上午10时赶到福雷深一个小胡同口的一座三层小楼（楼顶那一层不是很规范），从外 面看，屋子很一般、很旧。房子归一个“德国校长”（德国人，但与“老哈”无关）所有。
由张姓同学敲门，断断续续敲了大约20分钟，始终没有回应。从敲门的反应来看，室内好像 从来没有住过人，也许住过，但有一夜之间人去楼空的感觉。当时，我一直怀疑里面是否住 着人，张同学非常肯定地回答说，里面肯定有人，昨天晚上科隆语言学院还有人到这里来， 然后很晚才离去。
大约又过了十分钟，才有一个睡眼蒙NFDFB的男子把门开了个缝，只能看到 里面的一只眼睛和半个脸，脸色较黑。张同学说明来意后，这个开门男子犹豫了半天才让我 们进去，一进门就闻到一股霉味儿。屋里绝大多数人都还在睡觉。在一位名叫章豪（化名） 的男同学的号召下，男女生纷纷起床，都是一副没有睡醒的样子。一旦都起床了，屋里就显 得非常拥挤。
至于为什么他们迟迟不开门，经了解主要有两个原因：他们自己有规定，一般不会轻易让外 人进来，担心警察来找他们的麻烦；第二，他们昨天晚上喝酒睡得很晚。还有一点是，有 的同学不仅待在德国是非法的，就连待在这个楼里也是不被容许的，甚至是非常危险的，因 为他们白天偷偷打黑工，晚上又偷偷回来睡觉。之所以说“偷偷回来睡觉”是因为他们没有 付钱，没被允许进入这间屋子休息。
一楼主要是一个客厅，大约有15平方米，还有厨房和卫生间，都是脏兮兮的。厨房里的垃圾 桶堆得满满的。过道成为他们的饭厅，饭桌与几个大垃圾桶之间仅能放下一条凳子。屋里到 处都是啤酒瓶，桌上、凳上、地上。桌面黑乎乎的，油渍、饭粒等清晰可见。
二楼和三楼都是学生们居住的地方。每一间房子都放满了单人床，室内剩余空间很小，有的 房间则放了小茶几或简易衣柜之类的物件。男生与女生之间，仅用一面床单隔开。衣服、鞋 子、手提电脑、零食，坛坛罐罐的满地都是。
在这个容纳一个德国家庭的房子里，最多曾经住过40个中国人。现在，这些中国人每人每月 要为每个床位支付225欧元。
他们每人大约花费了9000欧元不等的外汇从国内来到德国东部一个叫哈勒 的城市，主要由北京一家叫“四达”的中介公司给办过来的。他们一共有76人，分两批来到 这里，主要来自北京、江苏和河南。
章豪看上去是一个很精明的小伙子，他和他的哥哥一同来到了德国。他说，他们是从东部德 国来到这里的，他们在德国东部一个私人语言学校里吃尽了苦头。比如，临走的时候，学校 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检查之后才放行，德国人对一个房间的检查清点时间就超过40分钟。如 果发现物件有损毁，他们必须支付8—12倍的赔偿。学校不跟学生讲道理。
根据章豪的描述，他们在德国东部的境况确实比“科隆语言学院”还要糟糕。不过，他们在 哈勒的行为究竟如何尚不得而知。
他们为什么要从哈勒流浪到科隆？从大的环境来看，德国东部与德国西部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国际媒体都知道德国是“一个德国，两个国家 ”，说的就是德国东西部统一十多年后仍然存在的巨大差距。中国学生去德国学习语言，在 东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