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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概率渐成论
高特利伯（Gottlieb 1998）在Psychological Review发表了一篇文章，从概率渐成论（Probabilistic Epigenesis）的角度分析了遗传与环境在生物学基础上如何对人起作用。他指出，分子生物学强调基因对蛋白质结构的作用是通过DNA…RNA…蛋白质合成。与此相反，概率渐成论则认为是来自机体内部与外部的环境信息激活了DNA，从而产生了适当的蛋白质。Tooby等人也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在有机体的发展中，基因起了一部分作用，环境则起着另一种作用，二者的协作是构成有机体的重要前提。
弄清遗传与环境对人类行为的作用问题对心理学的发展有指导意义。它有助于我们对心理学的发展趋势有个清楚的认识。比如八十年代兴起的社会生物学和九十年代产生的认知神经科学强调了客观生理因素对人类的重要性，反映了人们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入，但似乎又有矫枉过重的危险。正如Eric Turkheimer（1998）所指出的，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与遗传技术的进步反映了生物遗传因素在心理学发展中的地位受到重视，人类的任何一种行为特征都与遗传有关，都有它的生理基础，也都在某种程度上与一定的脑功能相联系。但是，如果我们仅以此为基础去理解人类的行为，那将是可笑的，因为生理基础和行为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就好象生理特征是电脑的硬件，而行为是电脑的软件一样，那个有问题电脑都会出毛病。
比如有两个人，一个是70岁的老人，他因大脑左半球Broca区中风，所以在脑像上看起来有阴影。另一个是25岁的年轻人，他加入了一个要求沉默与逃避现实的宗教组织。如果要我们对这两个人的沉默寡言归因的话，前者往往被认为是生理性的，而后者被认为是心理性的。这种归因意味着什么呢？因为前者的失语症在大脑中有表征，所以很容易认为是大脑的原因，而后者尽管也与大脑有关，只是没有表征，就被归到心理方面上。仅仅从脑功能变异去解释心理与行为显然是不够的。
从实践上看，区分这个问题对教育观念的转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素质教育是以承认个体差异为前提的，这种差异既有遗传的基础，又受环境的影响。因此，对具有不同能力水平的人，教育的目的与要求也应该有差异。否认这种差异就如同否认教育的作用一样是不可取的。所以，我们所倡导的素质教育应该是因人而异，而不是对不同爱好、不同能力的人采取千篇一律的做法。
第二节 人类的侵犯行为
1、侵犯行为概述
（1）什么是侵犯行为？
侵犯行为（Aggression）是指任何试图伤害或危害他人的行为，它是心理学家最为关注的人类社会行为之一。这种行为之所以受重视，主要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1964年发生在美国的一起暴力案件有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审判战犯的工作给人们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那些在二战中杀人如麻的纳粹军官声称他们之所以杀人，是因为他们必须服从命令，所以他们辩解自己无罪。另外一件事是在1964年的一个晚上，当一名无助的妇女在遭受歹徒的袭击时，有几十户居民听到她的呼救，但却无人救助，甚至无人打电话报警。这两件事促使美国的心理学家开始关注人类的暴力和助人问题，从而使得在几十年之后，这两个问题成为我们分析人类行为的核心。
对侵犯行为的界定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强调它必须是一种行为，而不是一种意图，尽管这种行为伴随有意图。
二是从效果上看，这种行为可以是反社会行为，也可能是亲社会行为。大多侵犯行为不为社会所认可；但也有一些侵犯行为是社会所赞同的；我们称之为认可的侵犯行为（Sanctioned aggression），比如教练对不认真训练的球员加以惩罚，以及专栏3…1所讲的问题。
三是侵犯行为必须伴有侵犯性情绪的（Aggression…feeling），比如愤怒。尽管外在行为不一定总能够反映一个人的内部情绪，但大部分情况下侵犯总是与愤怒联系在一起。
专栏3…1 谁是真正的刽子手？
从表面上看，亲社会行为与社会规范的要求相一致，而反社会行为违背了法律和社会规范。因此人们常常认为反社会行为不好，但实际上正好相反。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最残忍的暴行都是由与规范相一致的官方行为所铸成。二战中纳粹分子杀害600多万犹太人乃德国政府的官方行动命令。70年代中期波特政权控制下的柬埔寨，300多万高棉人被杀害也是政府命令。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成千上万的人被清洗也是政府的合法运动。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置他人于死地的人更是以革命者自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有这些暴行都是由国家或团体的合法领导所铸成，并宣称是为整个国家着想。纳粹堂尔皇之地宣称：他们的目标是为〃净化〃德国人种，其它的政府则是以恢复〃法律与秩序〃为由。与这些暴行相比，任何年代中的个人谋杀事件均微不足道。因此，人们已经意识到：放纵的政府比放纵的个人更具危险性。
（2）愤怒与侵犯行为
每个人都有〃愤怒〃的经验，愤怒常常是侵犯行为产生的根源，人们为什么愤怒？
* 遭到他人攻击或烦扰
这是引起愤怒的最常见的原因，心理学家柏科维兹（Leonard Berkowitz 1983）在他的研究中发现，当人们闻到恶臭的气味、烦人的烟味、或看到令人恶心的景象时，侵犯性情绪上升。巴龙（Baron 1977）也指出，对于他人的攻击，人们常常采用〃以牙还牙〃的方式加以报复，而这又使侵犯行为因交互报复而扩大。史特劳斯（1981）在研究家庭暴力时就指出，这种交互报复使家庭暴力酝酿更多的家庭暴力。
* 遭受挫折
挫折（Frustration）是指任何妨碍个体获得快乐或达到预期目的的外部条件，如果他人阻碍了我们做自己喜欢或想要做的事情，他人就是挫折。早期的挫折侵犯理论把挫折和侵犯看成是互为因果，既挫折必然导致侵犯，侵犯也必然有挫折为前提，并且认为宣泄（Catharsis）是减少侵犯的有效方法。多拉德（John Dollard 1939）、米勒（Miller）、杜博（Doob）和西尔斯（Sears）等人提出的挫折侵犯理论（The 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就说明了挫折与侵犯之间的关系。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挫折侵犯理论又提出了一些批判。比如米勒（1941）就发现挫折并不一定导致侵犯，其他研究者也证明了这一点（Averill 1983 ；Worchel 1974）。研究者发现，当我们感受到挫折是无意而不是有意的时候，我们并不会有侵犯行为；另外挫折侵犯理论对宣泄的看法也未必全对，Shahbaz Mallick 和 Boyd McCandless（1966）用小学三年级儿童进行了一项实验：小孩两两一组玩堆积木游戏，每组当中一个孩子实际上是实验者的助手，他的任务是或让被试完成堆积木的任务，或是阻碍其完成任务。之后一部分学生（包括受到挫折和没有受到挫折的学生）参加打靶，剩余的学生和老师聊天，老师告诉其中一部分学生在实验过程中他们的同伴累了或是情绪不好，而对另一部分学生仅仅谈了一些中性的话题。在这些干预之后，让助手进入另一间屋子玩堆积木的游戏，让最初的被试有机会帮助或阻碍这些助手完成任务，被试可做的是按〃伤害键〃不让助手完成或不按该键使其完成任务。结果发现，除非告诉被试同伴是由于疲劳或情绪不好，否则挫折一般会引起侵犯行为。这一结论说明，当人们认为他人有意给我们造成挫折时，更可能以侵犯行为回应之。
针对这些争论，柏科维兹（1989）修改了这一理论，他认为挫折只是引起侵犯的因素之一，这些因素还有疼痛、极端的温度、以及遇到讨厌的人等。挫折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有着很大的影响，史特劳斯在家庭暴力的研究中发现，在美国家庭中造成挫折的原因依次为：性生活、社交活动、金钱、儿童教养。在中国情况大致也差不多，只是顺序有一些不同，这四种因素正好倒过来。
* 归因的影响
一个事件之所以能产生愤怒或侵犯行为，关键在于受害者必须知觉到这中侵犯或挫折是他人有意造成的伤害，因此人们对他人行为的归因会影响到自身会不会愤怒以及处理愤怒的方式。
专栏3…2： 当人们感到愤怒时如何反应？
反应类型 侵犯冲动 实际侵犯
直接的攻击行为：
口头或象征性攻击 82％ 49％
予以拒绝或收回某些利益 59％ 41％
身体攻击 40％ 10％
间接的攻击行为：
向第三者说，诅咒 42％ 34％
伤害对冒犯者有重要意义的东西 25％ 9％
替代性攻击：
攻击无生命物体 32％ 28％
攻击另一个人 24％ 25％
非攻击性行为：
平静活动 60％ 60％
就此了事，不伤害无礼者 59％ 59％
（3）对侵犯行为的学习
学习在侵犯行为产生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受攻击与挫折使人感到愤怒，这些愤怒情绪只是侵犯行为的一项重要因素。在有些情况下，人们并不表现攻击行为，主要与学习有关。正如学习理论所强调的，侵犯行为可经由学习而获得，强化（reinforcement）和模仿（imitation）对学习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班杜拉（Bandura1961）所做的观察学习的（observational learning）Bobo doll实验就很好地说明了学习对侵犯行为的影响。班杜拉认为，儿童侵犯行为的获得并不一定要以其亲身获得奖励或惩罚为前提，儿童可以通过观察他人从事此类行为之后受到奖励或惩罚而学会这类行为。在研究中，班杜拉把儿童带到一间屋子里完成一个艺术项目，在同一个屋子的另一头，一个大人正在悄悄地与一些玩具（Tinker Toys）玩，在它们的旁边有一个大木棰和一个假人（Bobo doll）。儿童被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验组的儿童看到大人叫喊着用大木棰击打假人，控制组的儿童看到的是大人只是悄悄地自己玩玩具。在孩子们看了约十分钟之后，把他们带到另一间放着各种各样孩子们喜欢的玩具的屋子，告诉他们说这些玩具是留给其他人玩的，以此激起他们的挫折感。之后把孩子们带到第三间屋子，屋子里有一些玩具，包括Bobo doll。结果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实验组的儿童比控制组的儿童表现出了更多的侵犯行为。
（4）温度与侵犯行为
早在十九世纪初，一些社会哲学家就发现天气变化与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而近二十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更多。比如罗特姆（Rottom 1985）的一项档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