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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美”的声音讲述可怕的故事的话,施慧则是以平稳、自然(甚至是略显沙哑)的声音讲述一个美丽的故事。“平稳”,显示了施慧创作的劳作特点——那些反反复复、平静单调的手工操作。“自然”或“沙哑”,是一种心态,也是艰辛劳作的反映,“一丝丝,一根根,仿佛是从身体上抽走一般”。施慧如此描述她创作作品时的感受,令人难忘。艺术家强调了心与手的互动关系,强调了生命与艺术的互相维系,表达了她对艺术本质的思索。
中国传统文化常以“心灵手巧”概括妇女才智,这种褒扬比起对男性的种种赞颂来,实际包含着意味深长的贬意。而施慧却反题正作,从这点看,施慧是一个利用传统的女性观来借题发挥的艺术家。她的贡献在于将传统文化所轻蔑的女性艺术手段发挥向极致,使那些本来不甚显眼的女性艺术手段具有使人惊叹的视觉效果,使人们从那些平凡朴素的材料和工艺中感受到女性艺术的特殊才能与魅力,进而引发观众更为宽广的思考。
这当然是一种颠覆,类似的努力势将改变根深蒂固的传统艺术观念,进而改写传统艺术史。
事实上,前面两种艺术选择是很难完全分开的,第一类艺术家的作品显然也采用了与通常的艺术语言不同的方式,否则就无法“说出”自己“身体”的特殊感受。而第二类女性艺术家在她们的精神感情来源上,也很自然地从自己的“身体”吸取灵感和能量,并保证自己“铸造”的形式达到个性的极致。我们只能以“抽刀断水”式的分类方式将她们的创作从不同的方面加以分析。在所有女性艺术家那里,“我们”都是以传统的“她们”作为参照的,“我们”是从“她们”的历史中走出来,而“我”不仅仅是一个女性个体,“我”的背后有“我们”存在。无法取消“我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与“她们”的关系仍牢牢地生根于“我”的生活中,就像抽刀断水,而水自长流。
(原载《美术观察》)1999年第3期)
《镔铁》 第四部分自我探寻中的女性话语(1)
——九十年代中国女性艺术扫描贾方舟
当妇女们最终自由地成为自身的时候,有谁能知道她们能成为什么呢?妇女的自我探寻已经开始了。
——BettyFriedan:《女性的奥秘》498页
西蒙·波娃在她的《第二性》被誉为西方女性解放运动的《圣经》中曾这样说:“男人永远不会以性别为起点去表现自身,他不用声明他是一个男人”。“但是如果我想给自己下个定义,就必须首先确认:‘我是一个女人’。这是进一步讨论所有的问题的基点”。①
1995年,中国女性艺术家的所有活动,几乎都是在明确的性别身份下展开。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展览活动接连不断,各种新闻媒体也都纷纷报导女艺术家的活动,不少刊物组织了“女性艺术专辑”,许多批评家都撰写了有关女性艺术的评论。女性艺术家一时成了中国画坛最活跃的因素、最热门的话题,女性艺术也随之成为95中国画坛的“第一大景观”。节日般的热闹过去之后,我们不免沉思:“女性艺术”这一概念的能指与所指究竟是什么?女性艺术家有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女性话语”?女性艺术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又处在一个怎样的位置?本文就是在对这些问题所作的粗浅思考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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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广义而言,“女性艺术”应指出自所有女性艺术家之手的艺术作品。但就这一概念产生的本意看,它只有提示出艺术中的性别差异才有意义。也即是说,“女性艺术”作为一个概念的确立,只有以与其相对应的“男性艺术”(关于“男性艺术”的概念将有另文讨论)作为前提才成为可能。如果“女性艺术”没有它与“男性艺术”相区别的性别特征,它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许多女性艺术家并不愿意特别指出她们的性别身份,她们希望能将她们放到与男性艺术家同等的地位上去评论。但这与她们的艺术中是否具有女性特质并无关系。“女性艺术”作为一个概念,它揭示的是女性艺术家在“自我探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不同于男性的“话语”。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女性艺术”就只能作狭义上的理解,就只能是指那些能与“男性艺术”相区别的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它们具有自己的独立品格和文化指向,它们所揭示的精神和感知领域,为男性艺术家所不可及。
然而,能够构成这样一种独立品格的艺术,也必然是以艺术家自身的独立人格为前提的。在几千年的中国艺术史中,之所以没有女性艺术的位置(或者说就不存在一种“女性艺术”),就是因为身为“女人”的低下。女人没有独立的人格,也就失去了做艺术家的基本前提。她们作为男权社会的附属物,在她们尚没有基本的人性尊严的情况下,又如何能获得一个艺术家的身份?在那些时代,做一名琴棋书画兼通的女性,也不过是在较高的文化层面上去适应男权社会的需要。写字作画,并非出自一个艺术家的真正创造,不过为取悦男人而附庸风雅罢了。
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知识女性开始有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她们或投身革命,或参与各种社会文化活动,其中也不乏有成就的艺术家。但就艺术创造而言,她们依然囿于上千年的男性文化体系之中,没有太多可称道的实绩,更没有形成属于女性自己的话语。50到70年代,在妇女翻身解放的政治背景下,一味强调的是“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这种无差别的“男女平等”理论,遮蔽了女性对自身的特质与潜能的发挥。在那个大一统的文化氛围中,女性艺术家很难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身份,更无可能去关注“女性”这个属于自身的课题,去用一种特有的“女性视角”发掘生活中那些有意义的事件。甚至直到八十年代,女性艺术家仍未在整体上形成自己的语境,她们依然还是在男人的世界里用男人的尺度寻求成功的机会。因此,就整体而言,女性意识的自觉、女性话语的形成、女性通过艺术对自身的探寻始于“89”以后。1990年5月,由八位青年女画家联合举办的《女画家的世界》展,是我们听到的最早的来自“女性的声音”。它揭开了90年代中国“女性艺术”的第一章。直至1995年,女性艺术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到“女性艺术”的建构中来,并由边缘逼向中心,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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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建国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中,中国女性艺术家大多是在男性话语中思考问题,很少从女性的特有视角反观自身。所以,以建构女性话语为目标的“自我探寻”,便成为中国女性艺术家的中心命题。
马克思曾说,全部人类史,就是一部五官感觉的发展史。但在男权社会的知识体系中,妇女的感觉经验一般被排除在知识话语之外。人类的美术史也几乎是一部男性的视觉经验史。语言是男人制造的,而妇女却像哑巴一样长期处在“失声”的沉默之中。所以,女权主义者认为,在男权社会中语言本身就对妇女构成了压迫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就绘画而言,女画家们也可以和男画家一样用相同的语言方式去画人物、画风景、或画山水、画花鸟。在这些领域,她们也可以在艺术上达到与男性同等的高度,并凭着她们的才气和艺术造诣,在男性视觉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关于这方面的艺术家因不在本文话题之内,未作涉猎)。但这些艺术中的明亮音符,终究不是女性的声音,它只能是男性视觉文化的一部分。因为它没有形成女性自己的话语,因而不是按照女性自己的体验重新解释世界。一个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经验的群体,必然是一个失声的、沉默的、甚至被埋没的群体。只有当她们能用自己的话语重建现实时,她们才能获得表达个人经验的权利。而女性艺术家一旦将探寻的目光转向自身,转向个人经验的陈述和心灵事件的表白,这些深潜的情感领域便成为建构女性话语的理想境地。
应该说,无论从生理、从心理还是从行为方式考察,两性间的差异都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六、七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者所以认定性别差异即意味着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是因为父权制正是在“男女天生有别”的说辞下维系着男女的不平等关系。波娃的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正是意在说明女人是男人根据自己的偏见和趣味塑造出来的这样一个事实。淡化性别差异,目的也在消解由差异而派定两性社会角色的合理性,从而强调社会参与上的男女平等。然而,当“平权”的呼声导致的结果是女性的男性化以后,强调男女差异的声音又渐强起来:“女人有自己的心理世界,她们不必以男人的标准来作为自己的参照,如果强求用男人的标准来要求女人,女人必定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②。在另一本女权主义著作《平等与女权》中,更认为“男女平等”的口号是太简单化了。“因为平等的口号下掩盖住了女人相对于男人的特殊性,它并不能满足女人的特殊要求。”③事实也说明,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妇女在解放运动中获得平等权利的同时,付出的却是抹杀个性的代价。女性在担着“解放”的虚名力不从心地扮演着一个男性角色的过程中,已不知不觉被异化为男性的代言人。因此,“强调差异的目的在于瓦解父权制的表面上接纳妇女而实际上把她们同化的策略。它是一种反策略,也是女权主义者建构女性文化的出发点”④。女性艺术家在艺术中转向自我探寻之路,也正是将性别差异作为建构女性艺术的出发点。它试图将长期以来一直被压抑、被同化的女性潜质与潜能重新发掘出来,并让其绽放异彩。
《镔铁》 第四部分自我探寻中的女性话语(2)
从天性来看,女性比男性更适于从事艺术。她们中的大多数虽然不长于理性思维,但却比男性更敏感,更富直觉和同情心,更习惯于“感情用事”,更易于受童心的感染,更关注生命和贴近自然,更易领悟自然生命的种种奥秘,更多丰富的内心体验,更善于留意凡人琐事及其细微末节,她们是“感觉天堂里的自由天使”,他们更能“抓住现实,而且比男人更接近人生”⑤……而所有这些精神上的长处一旦转化为艺术创造,便立即显示出女性艺术家的优势,显示出女性艺术的独特魅力,而女性艺术也正是在这种与男性艺术的趋异中实现对自我价值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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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于90年代的中国女性艺术,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从男性话语中分离出来,转向对自我价值的探寻。而女性话语的建立也正是从这种自我探寻中开始:从独特的女性视角和由此而产生的新颖形式开始;从高度的个人经验和潜隐的心灵事件开始;从对生命的敏锐感悟和多重的情感体验开始;从身边琐事和平凡生活的细枝末节开始,用他们特有的直觉和生存本能,去体悟每一个生命的、情感的抑或充满人生意味的事实。而在这每一个事实或事件中,都有着明确的性别身份——“性别”,在这里已构成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