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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泰的阿附多尔衮，引起部分黄旗大臣的反感，因而黄旗内部争议纷起，图赖、鳌拜等曾议其不法的罪状，应当处死，多尔衮却迟疑不决，图赖厉声责问：“尔何将谭泰之罪，耽延三日不决？”多尔衮乃将谭泰监禁，遣人以野鸡肉野猪肉送赠探视，谭泰因而有“吾当杀身以报恩”语。
顺治五年，多尔衮出谭泰于狱。他不在京时，部分职权即由谭泰代行。
多尔衮去世，世祖亲政，对谭泰之附多尔衮事暂不举发，反授吏部尚书。当多尔衮罪状被苏克萨哈等告讦时，谭泰也首告多尔衮取豪格之妃事。可是到顺治八年，即被逮捕，经过审问后，世祖便命“着即正法”。他任吏部尚书时，因偏爱而超授世职者，也一并革去。
（三）正黄旗的何洛会，是豪格的亲信，曾参预立嗣君的密议。多尔衮专权后，他便出首告发豪格有怨言，从而使几个黄旗大臣因附豪格为乱之罪而被杀。多尔衮便以“能矢忠义，举发伊主”使他升官。这是何洛会卖主求荣的开始。
于是而随多尔衮入关，后又为定西大将军。以内大臣而为大将军者，何洛会为第一人。顺治五年，贝子吞齐告发济尔哈朗徇庇豪格，何洛会挺身作证，又说了些济尔哈朗袒护豪格事，济尔哈朗因而获罪。
豪格幽禁后，何洛会见到豪格的儿子，诅咒说：“见此鬼魅，不觉心悸。”多尔衮听到后说：“想彼欲媚我而为是言，但我之爱彼，更自有在。”（《清世祖实录》）就是说，他还别有利用何洛会的地方。
多尔衮一死，何洛会自知靠山已倒，对锡翰说“今上亲征，两黄旗大臣与我相恶，我昔曾首告肃王（豪格），今伊等岂肯不杀我而反容我耶？”这倒很有自知之明。
顺治八年，谭泰告何洛会骂过豪格儿子，锡翰告何洛会对他说过的话。最后是凌迟处死，其弟胡锡，明知其兄种种逆谋，不行首告，亦被凌迟。因阿附多尔衮而被处死的，何洛会是第一人。
（四）刚林初为正蓝旗，后改隶正黄旗。他的罪状是阿附多尔衮，删改《实录》，和祁充格一同参与多尔衮迁驻永平之谋。据谈迁《北游录·刚令（林）修史》条：“昭陵之殂，故事殉葬，摄政王母宜从而不欲也。宗室大臣勒令自尽，后修《实录》，刚令书云：自愿从死。”刚林因而获罪。按：谈《录》中的“昭陵”，实误。昭陵为太宗陵，此处指太祖陵，应作福陵，同时是太祖的代称。但这里有个疑问：为什么刚林书“自愿从死”会成为罪名？是不是因为不符合事实？我觉得更重要的理由是在这里：太祖生前，对多尔衮生母纳喇氏本有戒忌，怕她日后会乱政，所以遗命要她殉葬，纳喇氏起先并不甘心。多尔衮死后，济尔哈朗等正要历举多尔衮种种罪行，由子而及母，刚林却写成“自愿从死”，等于将纳喇氏美化成为很忠贞驯良的人，因而加重了刚林的罪名。
因阿附多尔衮而被处罚的还有好多人，这里不再缕举。这些人，因派系斗争而弃旧媚新，反亲为仇，“自求多福”，妻财子禄，事事如意，又成为一时新贵。曾几何时，树倒猢孙散，自己已成为派系斗争的刍狗，葬身于政变的波涛中。
第三部分后皇翻前皇之案 下
这里还要探索一下：两月之间，多尔衮的荣辱之变为什么这样迅剧激烈？原因固然很复杂，例如功高震主，树大招风，只是太笼统。具体言之，多、济两大派系之争是关键之一。太宗殁后，世祖嗣位，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共同辅政的结果，不外两点，一是彼此协力团结，相忍为国。二是由于政见纷歧，权欲冲突，必将形成东风与西风的难以调和的僵局。济尔哈朗曾受过多尔衮的排挤，前文已屡次说过。他们两人生年相同，多尔衮却死在前头，人一瞑目，什么都只能凭人摆布，遂给济尔哈朗以报复泄愤的机会。
《顺治帝谕旨》。追罪多尔衮及其党羽之后，顺治帝终于可以乾纲独断，真正地发号施令了。另一关键，世祖曾几次受到阿济格、多尔衮兄弟的凌辱，尽管当时还幼小，但儿童对凌辱也是很敏感的，何况他这时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万人之上的皇帝。到了多尔衮一死，他已有十四五岁，很懂事了，经过济尔哈朗等反多派的搬弄，自然更增加了世祖的愤恨。
他将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废为静妃，改居侧宫，就因为是多尔衮给他定的婚事，可见他对多尔衮痛恶之甚。加上多尔衮生前确有许多专权跋扈地方，奏疏中举发的罪名，大多不冤枉。他身后这种突变，也就不难找到根据。
宫廷政变，多半由于派系上的斗争，这中间，固有政见上的对立，但个人仇恨上的发泄报复，即属于情绪上心理上的而非理性上的因素，也占很大的比重，试看官方揭举的多尔衮罪状，纯然属于政治上是非的就不多，有的只是人身攻击。
到了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先下谕命内务府修茸多尔衮墓，并准其近支王公等祭扫。其墓在今北京东城区新中街一带，上谕中说的“茔域之在东直门外者，岁久益就榛芜，亦堪悯恻”，即指其地。当初占地三百亩，后人称为“九王坟”。一九四三年被盗掘，仅见瓷瓶及节炭，与朝鲜人所记以陶器易金银葬具事相符合。
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又曾下谕，谕中有这样几个要点：多尔衮摄政有年，威福不无专擅，诸王大臣未免畏而忌之，遂致殁后为苏克萨哈等所构，诬以谋逆。
世祖登位，尚在冲龄，未曾亲政，吴三桂之所迎，胜国（指明朝）旧臣之所奉，止知有摄政王，假如果萌异志，此时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他不在这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以敛服僭用明黄龙衮，指为觊觎之证，于情理不合。
太宗死后，阿济格、多铎跪请多尔衮即位，多尔衮坚决不从，又力颂太宗对他的恩育信重，“使王彼时如宋太宗之处心积虑，则岂肯复以死固辞而不为邪说摇惑耶？乃令王之身后，久抱不白之冤于泉壤，心甚悯焉。假令王之逆迹稍有左验，果出于我世祖圣裁，朕亦宁敢复翻成案？乃实由宵小奸谋，构成冤狱，而王之政绩载在《实录》者，皆有大功而无叛逆之迹，岂可不为之昭雪乎？”
多尔衮昭雪感恩碑。于是恢复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玉牒，即皇家族谱。可见在此之前，多尔衮是不被载入《玉牒》的。，配享太庙，入祀盛京（沈阳）贤王祠。
谕旨的措词倒很公平得体，既指出多尔衮的威福自专，又否定他的蓄谋篡逆，但谕旨把多尔衮蒙冤的责任全推给宵小奸谋如苏克萨哈等，而与世祖及济尔哈朗毫无关系，虽不公平，但在当时，只好这样说，否则，这一案便翻不成，这在高宗谕旨中也说了。
前面说过，彭长庚、许尔安曾为多尔衮申冤，说他并无逆谋，所举理由，和高宗谕旨中所说类似，结果却被充军。直至一百二十余年后的乾隆时，才将这案彻底翻了，实即后皇翻前皇之案，说来说去，还是皇帝最有翻案的权力。
高宗之为多尔衮昭雪，是否牵涉孝庄太后下嫁事？详见下篇。
第三部分顺治太后下嫁疑案 上
谈到摄《孝庄文皇后朝服像》。政王多尔衮，必然会联系到太后下嫁事件。由于这件婚案不同于一般的宫闱隐私，实亦宫廷政变的余波，关系到清初的史实，所以，很多学者皆著论考辨。
太后姓博尔济吉特氏，出生于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宰）桑之女，后为太宗皇太极之妻，时年十三岁。她的姐姐也嫁与太宗，即宸妃。两人又是太宗中宫皇后的侄女。
太宗崇德元年（一六三六），封为永福宫庄妃。三年正月，生子福临，即世祖。福临即位，尊为皇太后，史称孝庄后，也称顺治太后。她守寡时为三十岁，尚在关外，比多尔衮少两岁。
她是一个聪明能干，富有谋略，又很有姿色的强女人，对清朝的建国颇有贡献。
认为太后曾下嫁的主要根据有这几点：
（一）明遗臣张煌言《建夷宫词》之一云：
上寿觞为合巹樽，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明成祖时于女真族所居地置建州卫，这里指满清，夷是鄙称。慈宁宫在紫禁城内隆宗门西，清代为皇太后所居，皇后则居坤宁宫。春官指礼部。太后而曰“婚”，自然是改嫁了。
（二）多尔衮为顺治叔父，清廷先称为皇叔父，后则迳称皇父。这是很奇特的。
（三）孝庄病重时，（卒年七十五）遗命不与已故丈夫太宗合葬，别营陵墓于关内，她的理由是太宗奉安已久，不可再惊动他。昭西陵的碑文上有“念太宗之山陵已久，卑不动尊。惟世祖之兆域非遥，母宜从子”语。后人认为这是她不自安于故夫陵墓之故。
孟森在《太后下嫁考实》中都予驳正：
张煌言为明遗臣，坚持抗清，其中“自必有成见”，含谤书性质。写诗时人在南方，故远道之传闻，邻敌之口语，难以作为定论，“且诗之为物，尤可以兴到挥洒，不负传信之责”。日本稻叶君山在《清朝全史》中也说：“但此系出当时南人，究难保无误传之处。”这比孟森说得还要早。
蒋氏《东华录》曾记清廷于议多尔衮罪状中有一款云“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此为王氏《东华录》所无）孟氏评云：“但‘亲到皇宫内院’一句最可疑，然最可疑，只可疑其曾渎乱宫廷，决非如世传之太后大婚，且有大婚典礼之文布告天下等说也。”
至于皇父之称，“由报功而来，非由渎伦而来，实符古人尚父、仲父之意。”这一点，郑天挺《多尔衮称皇父之由来》一文，辩证尤为详明，他疑心“皇父”之称与“叔父摄政王”、“叔王”，“同为清初亲贵之爵秩，而非伦常之通称，其源盖出于族中旧俗”。和孟说的由报功而非渎伦相合。
孟氏又引《朝鲜仁祖（李倧）实录》顺治六年二月，“上（仁祖）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云。’郑太和曰：‘勅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上曰：‘然则二帝矣’。”孟氏接着说：“以此知朝鲜并无太后下嫁之说。使臣向朝鲜说明‘皇父’字义，亦无太后下嫁之言。是当时无是事也。”
清代皇后与皇帝分葬的，不止孝庄一人，如孝惠后与世祖，孝圣后之与世宗等，且当时已有另一皇后孝端后和太宗合葬在先，自更难合葬。
但，（一）张煌言虽与新朝敌对，他的为人一向正直严谨，如果并无其事，尚不至故意毁一妇人名节，即使他得自民间传闻，但这时清人已入主中国，民间正慑于新朝之威暴，为什么敢有这种传闻？
（二）清人称多尔衮为皇父，和古代称功臣为尚父、仲父不同，这两处的“父”字应读“府”。《清圣祖实录》记孝庄临死前对她孙子玄烨（圣祖）说：“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这里的皇父虽指圣祖之父世祖，却说明皇父即父亲之意。孟氏又引《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