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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了妈妈和爸爸的婚礼，为他撒花，我一直因此而自豪。有多少人敢说他
们参加过父亲的婚礼呢（而且是真正地沿着过道走下来）？
父亲为这个家而自豪（两年以后，我家添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好多人对妈
妈说：“查理看起来对你的小家伙们感到很满意，很自豪。”那绝不是奉承话。爸
爸确实对我们的聪明、诚实和对人们满腔的爱而感到满意和自豪（也包括我那惹人
喜爱的微笑）。
我快17岁的时候，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爸爸病了。检查了几天，医生仍找不到
病因。“如果我们这些权威人士都找不到病因的话——他一定是健康的。”他们让
爸爸回去上班。
第二天，爸爸从班上回到家里，泪流满面。那时我们才知道他得了致命的病。
以前，我从没见过父亲哭泣，父亲说哭泣是懦弱的表现（与此有着有趣联系的是，
我——一个爱激动的十几岁的孩子——会因每一件事而哭泣）。
终于，我们说服了爸爸让他住进了医院。他被确诊患了胰腺癌。医生说他随时
都会有生命危险。 但是，我们更了解爸爸，我们知道他至少还能陪我们度过3个星
期。 因为下周是妹妹的生日，3周以后是我的生日。父亲一定会和病魔作斗争的—
—祈祷上帝给他力量——一直坚持到我们的生日。因为他不愿我们有令人心碎的生
日，更不愿将来有这样的回忆。
一个人将要离去的时候，他会比以往更清楚地认识这样一个现实：生命必须继
续。父亲十分希望我们能像原来那样生活，无忧无虑。我们要求父亲像以前那样仍
然是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达成了一致。我继续进行我们的“正常”活
动，而父亲是这些活动中最积极的因素——尽管是在医院里。
有一次，在我们日常的探望之后，父亲同病房的病友跟着母亲走到走廊。“你
们来的时候查理总是平静，很积极，我想你没有意识到他有多么痛苦。他用所有的
力气和忍耐力去掩饰他的苦痛。”
母亲回答道：“我知道他在掩饰，但那是他要做的。他不愿让我们难过，他知
道当我们看到他受煎熬时我们会有多么难受。”
母亲节那天，我们带着礼物去了医院。到医院时，父亲已经在门厅里等着我们
了（妹妹太小是不允许进父亲的病房的）。我替爸爸买了一件送给妈妈的礼物。在
那个属于我们的门厅角落里，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精彩的晚会。
下周是妹妹的生日。父亲的身体已经不能下楼了，所以我们把生日蛋糕、生日
礼物带到了医院，在父亲病房的同层楼的接待区里庆贺了一番。
第二周的周末我举行了舞会。按照惯例我们在家里拍了照，聚会结束之后，我
们去了医院。是的，我穿着带裙环的长长舞裙穿过了医院（我的这身衣着不适合乘
电梯）。当时我真觉得有点尴尬，可当我看到父亲脸上的微笑时，这种感觉消失了。
这么多年来，父亲一直在等着他可爱的女儿举行第一次舞会。
妹妹每年要参加一次舞蹈演出，演出前一天总要进行彩排，彩排那天是全家人
照像的日子。很自然，彩排之后我们去了医院。妹妹身着舞裙缓缓地走过走廊。她
为爸爸表演了优美的舞蹈。父亲始终都微笑着——尽管每一个动作的拍击声都会引
起头部的剧烈疼痛。我的生日到了，我们把妹妹偷偷地带到父亲的病房里，因为父
亲不能离开病房（当时护士善意地装作看不见）。我们又庆贺了一番。但父亲的身
体支持不住了。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在抗争。
那天夜里，医院来了电话，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几天以后，父亲离开了我们。
从死亡中所得了的最深刻的教训之一是：生活必须继续。父亲坚决主张不要让
生活停下来。就是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仍关心着我们，爱护着我们，为我们而
骄傲。他的最后愿望是什么？那就是葬他的时候，衣袋里要有一张全家人的合影。
（凯利·J·沃特肯斯）
麻雀死后飞到哪儿？
死者并没有死亡。他们在一旁观看并帮助我们。
——D·H·劳伦斯
孩提时我经常想：麻雀死后飞到哪儿？我想不明白，一直对此迷惑不解。现在
我看见一只麻雀没了生命，静静地躺在那儿，悄无声息。我知道它没死。一定是什
么东西伤害了它：这种东西把它，一个迷途的灵魂，在黑夜里带走了。
6岁的时候， 我最要好的朋友是街上的一个男孩。我们常在沙箱里玩，讲那些
早被大人忘记的事——像永远这么小点儿，或者讲藏在床底下，衣橱里面的妖怪。
他叫汤米，但我叫他麻雀，因为对他的年龄来说，他长得有些瘦小。现在想起他的
名字有着莫大的讽刺含义：他也死了。
我忘不了知道汤米要死的那天。那天我在沙箱里等着汤米，边等他边漫不经心
地用沙子堆我们以前就开始堆的城堡。没有汤米，我不会专心玩的，所以我在等他，
等似乎需要永远等下去的人。天开始下雨了。不一会儿，我就隐约地听到屋子里电
话铃声。大约10分种以后，妈妈出来了，打着伞，但脸湿了。我们朝屋子走去。在
我刚要进门的时候，转身发现雨把我和汤米的城堡浇倒了。
我走进屋子，刚刚喝完一杯热咖啡，妈妈把我叫到桌子前，拉着我的手，妈妈
的手在抖。我立刻感觉到：汤米出事了。妈妈说医生刚刚给汤米作了血化验，汤米
得了白血病。我不知道白血病是什么，我用迷惑的眼神看着妈妈，妈妈说人们得了
汤米所得的病——不，是病找到汤米——一定会死。我不愿他离开我，我要他留下
来，和我在一起。
第二天我必须见汤米。我一定要看看这一切是不是真的。我在汤米家下了车，
刚一进门，汤米妈妈说汤米不想见我。她不知道她多么轻易地就伤害了一个小女孩，
像打碎薄玻璃那样击痛了我的心，我哭着回了家。到家不久，汤米打来电话说，等
我爸爸妈妈睡着以后到沙箱那儿找他，我答应了汤米。
他看来没什么变化，也许脸色有点苍白，可他还是汤米。他真的在等我。我们
一边堆城堡一边讲那些大人们无法理解的东西。汤米说我们能住进像这个小沙堡一
样的房子里，永远不长大。我完全相信他的话，我们在那睡着了，沉浸在纯真的友
谊之中，躺在温暖的沙子上，城堡为我们守望。
我醒的时候天还没亮。沙箱像一个小岛。四周是望不到边的草的海洋，只是一
部分被后院和街道隔断了。孩子的想象力是最丰富的，一颗露珠也会在那想象的海
洋中闪闪发光。我记得当时伸出手去碰露珠，看它是否会在草海上泛起涟漪，结果
没有。我转过身，看见汤米就一下子回到现实中。他已经醒了，凝视着城堡。我也
去看城堡。坐在那儿，城堡那令人敬畏的魔力把我们两个深深地吸引住了。
汤米打破了沉默，“我要到城堡里去。”我们像木偶那样挪到城堡跟前，好像
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是知道的。汤米的头放在我的腿上，昏昏沉
沉地说：“我现在要到城堡里去了，你要来看我，不然我会寂寞的。”我诚心向他
保证我会去的。他闭上了眼睛。我的麻雀飞走了，飞向所有麻雀死后都飞去的地方。
沙箱里只留下我，抱着那只没有灵魂，不再完整的小鸟。
20年后，我来到汤米的墓前，把一个小玩具城堡放在墓上，城堡上刻着这样的
字：“给汤米，我的麻雀。有一天我会走进城堡，永远和你在一起。”
等我准备好了，我会回到沙箱那儿，想象出我们的城堡。然后，我的灵魂，像
汤米那样变成一只麻雀，飞回城堡，飞到汤米身边，和别的所有迷失的麻雀在一起，
重新变成一个6岁的小女孩，一个永远不长大的小女孩。
（凯茜·考考斯卡）
请帮我穿上红衣服
任何理解生命意义的人，决不会害怕死亡。
——托马斯·富勒
在我做教师和健康护理员双重身分的职业中，我一直工作在许多感染爱滋病毒
的孩子们中。同这些特殊孩子们的关系永远是我一生的礼物。尤其，从泰勒那里学
到了勇气，让我把泰勒的故事讲给你听。
泰勒出生时就感染有爱滋病毒，他的母亲也感染了这种病毒。从他生命的开始，
就依靠药物生活。 当泰勒5岁的时候，通过外科手术在他的血腔血管中植入一个软
管，这个软管同他背着的包裹内的泵相连，药品挂在泵上，不断地通过软管，输送
到血液之中。有时，他需要补充氧气来维持他的呼吸。
泰勒不愿因为这种致命的疾病而放弃童年时代的每一分钟。在他家后院的周围，
经常能看到他玩耍奔跑的身影，背着盛满药物的包裹，抱着装着氧气瓶的小车，我
们所有人都对他十足的喜悦和精力感到惊奇。他的妈妈经常开玩笑地对他说，他跑
得太快了，只有让他穿上红色的衣服，这样，当她在窗前看他在院子里玩时，能很
快认出他。
最后，这种可怕的疾病使像泰勒这样充满活力的肌体也衰弱下去了，他的病情
很快加重了。不幸的是，他的妈妈也接着病倒。很显然他活不了多久了。泰勒的妈
妈同他谈了“死”，安慰他说她也很快会死的，不久他们会在天国团聚。
在泰勒临死的前几天，他示意我靠近他的床，低声说：“我可能很快就死了，
我不害怕。当我死的时候，请帮我穿上红色的衣服，妈妈说她很快也会来天国，当
她到那儿时，我正在玩，我要确信她能找到我。”
（肯德迪·霍尔姆）
别担心，没事
上帝正在受苦，他妒嫉人类有死亡。
——雅克·里戈
作为母亲和学校的心理学家，我见过孩子之间许多异乎寻常的友谊，我儿子考
特和他的朋友韦斯利就有着深厚的友谊，那种友谊世上罕见。
考特的童年并不快乐， 语言表达障碍和运动神经反应迟缓一直困扰着他。4岁
时，考特在特殊学校教育学前班认识了韦斯利。韦斯利患了脑瘤，这使他像考特那
样发育迟缓。相同的境况使他们亲密起来井成为最好的朋友。对两人来说如果谁某
一天没去上课，另一个一天都不会快乐。
2岁时， 韦斯利被确诊脑部有一个“无法手术”的肿瘤，做了几次手术，都没
成功。孩子们玩的时候，韦斯利就会拖着那条惹人注意的腿挪来挪去。机器记录装
置表明肿瘤变大了，于是韦斯利又要忍受一次手术的痛苦了，只是这一次在俄克拉
何马城。
在学前班的生活中，考特和韦斯利一直得到一位好老师的精心照料。孩子们深
情地称她“白诚曼”。她是我校心理学家生涯中所见过的最好的老师。白诚曼尽力
向语言障碍学前班的孩子们解释韦斯利的手术和俄克拉何马的旅行。考特十分激动，
他哭了。他不愿让最好的朋友坐飞机去那么远的地方，更不愿让医生碰韦斯利。
启程那天，韦斯利和全班同学一一告别，韦斯利热泪滚滚。后来，白诚曼让孩
子们散去，让考特和韦斯利单独在一起，叙叙离别之情。考特害怕再也见不到最好
的朋友了。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