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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1-黑戈壁-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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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在军马场的几年生活,我知道它只涉及了问题的一部分。    
    实际上,“北线”(或“小路”)之所以重要,是与整个清朝的国策紧密相连的。清朝在入关之前就重视与喀尔喀蒙古的关系,满洲贵戚敢于和明争夺天下,靠的就是蒙古诸部的实力补充。在清朝,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办事大臣,与伊犁将军一样,是重要的封疆大吏。为了维持喀尔喀蒙古-外蒙古,为了避免将自己的后背暴露在危险中,这条道路无比关键,是大清的命脉。1911年辛亥革命直接导致清廷退位,原来以满洲为宗主的外蒙古开始了从中华版图剥离的过程,最终成为另外一个国家。一只展翅高飞的黄鹄,变成引颈长鸣的雄鸡。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及唐努乌梁海等广大区域不再由来自中原的物资支撑,也不再需要这条精神“脐带”。


《黑戈壁》 第一部分与黑喇嘛初次“相识”(5) 

    于是,这曾经相当繁忙,至关重要的古道,便成了一节盲肠。    
    所以,古道从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汉与匈奴争夺西行控制权的持久征战,曾使黑戈壁以及它的东西两端烽火此起彼伏。那个投笔从戎的将军班超,与匈奴的第一仗就是在巴里坤湖——蒲类海——打的。    
    清朝经营西域,首先在哈密打下了一个“楔子”,那个著名的汉军旗人将领岳钟琪(据说是岳飞的后裔)长期在巴里坤“练兵”,实际是保持着一支机动的威慑力量。有了天山东部,就可以接应额济纳,制约科布多,遥控乌里雅苏台,并且卡住了丝绸古道的脉门。没有岳钟琪的“练兵”,这个区域早就成为征战杀伐之地了。在这个背景之下,一个世纪间发生在黑戈壁以及周边地区的往事,才有了特殊的意义。    
    军马场占据着东天山关键的位置。    
    我们的夏牧场几乎与外蒙古相连。“对班”老裴的另一个长处——你与他发生矛盾冲突越多,就感到他的长处也越多——是熟悉整个北山以及周边的村落、居民。他叫得出许多地名,这些地名我原来曾不怀好意地认为认为是他自己随口起的,可在以后数十年间一一得到了印证。    
    他告诉我:我们东边越过一道山梁就是“黑戈壁”,下马崖尽东边就叫做“大黑戈壁梁”。而军马场正北与蒙古国交界处的大戈壁,叫“白戈壁”。“白戈壁”是一目了然的戈壁;“黑戈壁”则是神秘莫测的戈壁。他几乎叫得出北山的每一处夏窝子的地名,叫得出山中的每一处隐秘的水泉的名字。可他明明是来自甘肃东部的“盲流”呀。一个有心人与无心人有多大的差别,看看老裴就知道了。我多次在白戈壁的芦苇丛中,遥望着边界黑黢黢的界山,时不时可以看到骆驼在山根游荡,奔马从视野掠过。那时野骆驼还是家骆驼,是野马还是牧群中的马匹,从来不成为问题。我多次在戈壁的边缘看到匆匆来去的野狼。很长时间我不愿意承认,如何区别一只狼或一只狗就是“对班”老裴的“专利”。诺,那个夹着尾巴的是尾随畜群的狼,而狗只要走动尾巴便直直竖起来,如同旗杆。至于如何分辨在北方山影映衬之下行动的动物是不是一匹马,他教我的一个简便方法是:走路时抬着头(昂着头)的是骆驼、牛,始终低着头的是马。    
    现在说的“牛市”“熊市”,说不定就是从此而来。    
    从远古开始,改变人类居住版图的,除了战争,就是迁徙。道路无处不有,变更随时会出现。从游牧到定居,是文明的进步,也是新的迁徙的开始。在军马场,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游牧。一个马群,冬天放牧在连部附近,夏天则要进入深山,放牧在夏牧场。身在马群,除了书籍你就不可能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细软财物。一件十来公斤重的皮大衣,一个行军水壶,就是你的生活必需品。而在一具帐篷之内的,只能是“一家人”。试想,在每个月搬一次家的情况下,什么事能够瞒住同住在一个帐篷之中的人呢?    
    在军马场当“牧马人”的五年间,不但与黑喇嘛结缘,我还“认识”了另外三个与黑戈壁关系至密的历史人物:    
    “尕司令”马仲英。    
    “哈密虎”尧乐博斯。    
    “北塔山事件”的“巴图鲁”乌斯满。    
    在我看来,以黑喇嘛为代表的这四个人,就是20世纪前期黑戈壁历史的参与者、设计者。而他们活动的黑戈壁以及周边地区,是因1911年亚洲的最重要事件——清王室退位、外蒙古(喀尔喀蒙古)逐渐从中国剥离而“搭设”的临时舞台,在半个世纪间,成了中亚地缘政治的“调色板”与“展示厅”。就如同火山熔岩必定冷却,这个区域到了1962年中国与邻国蒙古正式划定疆界,开始凝固。政治实体的分合,不只是政治家们的事,而关涉到每一个具体的人。黑喇嘛选择了黑戈壁,为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如果没有军马场的生活,我则不可能与黑戈壁有什么关系。    
    记得从懂事起,每逢看电影,重要人物一出现孩子们就会问大人,那是“好人”还是“坏人”。家长们似乎从来不为难。可至今仍然使我难堪的是:我不能使用两个字来评价历史人物,特别是黑喇嘛这样复杂的典型。对于黑喇嘛这样的人物,不管是好人,是坏人,他都是这出戏的主角。好,还是坏,只不过是他吸引关注目光的方式。    
    传说中的黑喇嘛,是个喜怒无常的强盗。他滥杀无辜,他劫富济贫;他信仰虔诚,他只不过是个“假喇嘛”;他精于算计,他挥霍无度;他刀枪不入,他最怕冷箭。所以关于黑喇嘛,一个没有人敢高声说出的猜测是:    
    黑戈壁只有一个。却可能有不止一个黑喇嘛。    
    传说中的马仲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间最年轻的将军,当上师长时才不到20岁。所以叫做“尕司令”,“尕”在方言中是“娃娃”之意。也就是林彪——这是在军马场时人们极其隐秘的类比——可以与其相提并论。黑喇嘛“刀枪不入”。据说黑喇嘛曾面对一圈刺客,挨了若干枪之后,却一挺胸一耸肩,撞瘪了头的子弹扑鲁扑鲁地从他的衣服上掉了下来。这简直就是美国科幻片中的一个场面。而马仲英在枪林弹雨中如入无人之境,大小战打了百十次,多次传说伤重,可要不了多久,他又出现在两军阵前。在黑喇嘛死后,黑戈壁的短暂“真空”期间,马仲英在1931年7月,1933年1月,通过黑戈壁两次打入新疆,最终进入苏联,至今下落不明。


《黑戈壁》 第一部分与黑喇嘛初次“相识”(6) 

    传说中的尧乐博斯 的家世,几乎没有一件事可以落实。“尧乐博斯”在维吾尔语中是“老虎”之意,所以他又被称为“哈密虎”或“虎王”。在哈密地区,没有人比尧乐博斯更可怕或说更有心计。他是政局瞬息即变的哈密政坛的不倒翁,也是四个人之中死在最后的一人。他曾是所有势力都接受的人,因此也是所有势力都极力排斥的人。他在哈密地区的最后杰作,是已经解放了的1950年初,据说与乌斯满一起推动了“伊吾四十天事件”。传说黑喇嘛又回到黑戈壁,时当地着实紧张了一阵子之后,在1971年冬天实行的另一次戒备,就是因尧乐博斯而起。“伊吾四十天”解围,人民政府重新控制了天山东部,尧乐博斯带着死党通过青藏高原,从中印边境出境,最后到了台湾。在台湾他长期担任国民党的“新疆省政府主席”。1971年,他死了。台湾的媒体说,他的妻子廖影秋与其子女要将他的遗体埋葬在哈密。于是,“尧乐博斯要回来了”的消息不胫而走,这就是我们军马场的一次新戒备的由来。    
    传说中的乌斯满 ,我最熟悉,因为来军马场之前,我看过电影《沙漠剿匪记》,读过闻捷的长诗《复仇的火焰》(在长诗中叫“忽斯满”),一些段落甚至可以背诵。从结局来说:黑喇嘛被刺杀于1924年(或1923年);马仲英在1934年7月突然投入宿敌苏俄怀抱,至今下落、生死不明,据说关于他的档案在80年代被苏联“克格勃”列为国家机密;尧乐博斯1971年死在台湾;乌斯满于1951年在甘肃、青海的交界处被解放军剿匪部队生擒,1952年4月经公审在乌鲁木齐的南门被处死。乌斯满一直为台湾认可,因为他是著名的“北塔山事件”的“英雄”。其实他也是想经青藏高原出境逃往台湾,但他带着一个庞大的部落,没有尧乐博斯那样利索。无论从哪方面讲,他都与尧乐博斯有极大的不同,是“伊吾四十天事件”将他们的名字拴在了一起。所谓“伊吾四十天事件”,至今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神秘莫解、简直可以说是匪夷所思的章节。1950年3-4月间,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六七个月了,新疆早就和平解放,尧乐博斯还出任了解放后的新疆哈密专区专员。可一个已经习惯于从无新闻、备受冷落的小县伊吾却冒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全县整个叫反动势力颠覆,驻守在县城的一个连的解放军被严密切断了与上级联系,依靠伊吾县公安局的物资与地势,死守了四十天之久。其中,两次组织救援,都无功而返。四十天之间,东天山“群魔乱舞”,其实准确的说法是处于无政府状态。关于“伊吾四十天”的一些资料提到,事件是尧乐博斯与乌斯满策划并作主谋的。但如果他们两人哪怕只是其中的一个,真的领导了这个事件,情况也不会如此简单,不论成败都会弄出更大的响动来。他们都有过类似经历。他们与黑喇嘛、马仲英一样,绝不是安于占山为王、找个压寨夫人就罢了的人。实际上,他们的对手也从不这样看待他们。    
    关于黑喇嘛,以及马仲英、尧乐博斯、乌斯满,我们的探索才不过刚刚开始。他们属于不同的民族: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结局也颇不同。可我确实一开始就从他们的身上发现了奇怪的共同点。是黑戈壁将他们结系到了一起。    
    大雪封山的1972年10月,我携带着简便行囊离开松树塘,前往乌鲁木齐。我们的车翻越了天山的分水岭——库舍图岭。    
    库舍图岭,是“碑岭”之意,在这个地方原来有一通唐人刻的“记功碑”。清朝前期收复西域后,为保护古碑建立了一个庙宇,就叫“天山庙”。我站在天山庙前,俯视天山。我已经25岁,知道这一去再来也难,因为松树塘确实是远离交通线的地方。但我知道,我这一生已经与松树塘、军马场,与东天山北部的山川植被、戈壁草滩不可分离,它们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此后,我在乌鲁木齐生活工作了近十年。    
    其中,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大学作了三年“工农兵大学生”。什么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细说也罢了,反正境况比现在的都市“打工仔”“拾荒者”还要等而下之。后来又在煤矿工作,安排知青上山下乡。可,我是谁呢?我不是知青吗?——好在我年轻。    
    “文化大革命”期间,当然什么也做不成,除了读书。然而读书也总像是做“地下工作”。我把所有的劲头都攒下来,等有朝一日再用。与前人和许多同代人相比,我是幸运的,我等来了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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