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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1-黑戈壁-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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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新(35岁),承包了镇的文化中心,就住在与宾馆比邻的“文化中心”一楼。“不速之客”随意走进了开着门的大楼,他一点也没有感到突然,尽管我们从未见过面。欢新有一辆其他地方报废了的越野汽车,自己还开了一个酒吧,同时是个歌手,最崇拜亚东。我随随便便就闯进了他的家,开门见山地与他交谈起来。    
    欢新知道黑喇嘛其人,知道碉堡山的来历。还告诉我,听说前些年在碉堡山出土过麻钱(制钱)。他依次介绍了他的朋友们:    
    巴依尔(30岁),有自己的汽车、摩托,是硅化木的收集者,他的家中还有一辆为儿子买的玩具仿真汽车。他的硅化木,有两个相当好,几乎就是一株古树的“段落”,树皮苍翠,树洞宛然,年轮清晰。    
    达布(33岁),他的羊群目前在红石山,他们的羊群都是雇了河西的汉族人在放牧,达布雇了两个人(分放两群羊),一个是天祝来的汉族,他说一个月他付他们每人500元,我的直觉感到他大约是说得多了,300元就不错了。他自己买了两辆车,一辆是越野车,另一辆是大卡车,专门为羊群送给养与水等物资,并且为附近的矿山跑运输。    
    第四个,是西力得克,他承包了“马鬃山宾馆”,每年上交30000元。情况大约不会太好,今年3月,迄今(10号)只有我们3个人住了两间房子,一晚上总共120元。他雇了一个服务员,叫做尼克木(女,40岁),原是肃北县水产公司(水产公司!)的工作人员,下岗来此。每月300元,她带了两个女儿,一个刚刚会走路,另一个上中学了,丈夫与家都在肃北县城。这个两层的宾馆落成已经有几年了,光是维持运转的水电费等,就不会太少吧。马鬃山镇何时繁荣起来,是他们最关心的。我想。    
    在这些青年人中间,欢新大约是“召集人”。但是,他们谁也没听说“敦煌天杰”,1997年对他们也没有特殊意义。    
    下午4点,去采访当地著名的老人达西(86岁),2003年10月3日,在马鬃山宾馆采访过他。但目前他的情况不太好,已经双目失明,因哮喘病卧床不起。他坐在床上,孩子为他披上了薄薄的被子。    
    达西说的与2003年大致一样,新的内容有:刺杀黑喇嘛的人名叫南兹德巴特尔。在马鬃山,黑喇嘛把归顺他的牧民作了分工,放羊,放骆驼,找水等,男人参加军事训练。他在马鬃山,不停地有牧民从外蒙古越界来投奔他。他死了,这些人都跑光了。那个泉水(谢别斯廷)与同名的井,1961年划界时将泉水划在境外,井则划在境内。他同样不记得1997年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有什么外人来到马鬃山。    
    下午5点,去“国门小学”。三男一女,几个教职工在一起搭伙作晚饭。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了我的“知青”生活。一股热气拥在我胸中。青春岁月就如同清澈渠水从指缝中流逝。小学的副校长叫做哈斯巴特尔。这个镇子不通市话,通讯联系全使用手机,即便是在同一个镇上,也使用手机来联系。    
    刚刚结识的年轻人达布带着边巴老人来到宾馆,在我的房间内作了访谈。    
    边巴(75岁)的哥哥巴莱是当地知道黑喇嘛情况较多的人,但已经在2004年去世了。边巴说:从外蒙来了6个人,杀了假喇嘛。此前来了一个老汉,探听到假喇嘛的实情,写了一封密信藏在马鬃里,放马返回外蒙。假喇嘛什么坏事都干,新疆、肃北、阿拉善的人都知道他。边巴讲了刺杀假喇嘛经过,大致与韩巴德尔湖、达西说的相同。但他提到:假喇嘛的肋骨与别人不同,不是一条一条的,没有中间的缝。(“像个盾牌?”我问。他点点头。)刺杀假喇嘛时,是从腋下开了一枪。这倒是个新情况,也许黑喇嘛就是穿了“防弹衣”,所以才会传说他刀枪不入。可那时有没有防弹衣呢?也许是精制的锁子甲?人们请他去念经,两个人趋前扶着他,乘机将他的双臂抬起,从腋窝开枪将其打死。他的部下有500多人,在押回蒙古途中,杀死在一个丘陵地带,血染红山石,从此这里就叫做“红石山”。来行刺的人是6个,这与蒙古国档案中的记载竟完全一致。    
    最有意思的是,我问道:1997年马鬃山发生过什么?这本是很好答的问题,因为如同马鬃山这样寂寞的地方,有外人来本身就是“新闻”。可边巴没有正面回答,却说:你来了,住上一个月。这样匆忙,怎么能了解到实情。他说的当然对,可是,我早已经不是80年代那个“荒漠独行”的人了。    
    整个晚上,与达布等人聊天。


《黑戈壁》 第四部分前往肃北马鬃山(2) 

    达布说了一个情况:他家的羊群的放牧区里,在一片缓坡上有许多破旧的木质马鞍。他放羊时见到过,还把它们烧了取暖。我听了,心里咯噔一声:那地方就叫做红石山呀,韩巴德尔湖与边巴说的“外蒙坑杀黑喇嘛部属”,使得石头都变红了的地方,就是这里。在有的地图上,还标识出“红石山”这个地名。此外,他还说,在他家的羊房子边上有个石磨盘,不知从哪儿来的,也不知谁是磨盘原来的主人。同时,达布说,他在几年前当过兵,驻防在边境上,“那然色布斯台音”(谢别斯廷)泉水与井都在中国境内(这点与达西说得不一样),他曾在泉水边上放过哨。    
    直观上,我相信达布的话。    
    当时我决定,明天去寻找谢别斯廷泉水,除了娜镇长为我们租的气象局的车,应该再租上达布的车。一是宽敞些(除司机还有5个人),二是为此行增添些鲜活的内容,不至于太枯燥。与吕总协商,得到了他的支持。    
    此行真的与以前的考察大不一样。以前的活动中(除非是我自己的“独行”),几乎所有小事都会成为问题,而在河西,一切问题都自动删繁就简。我的直觉是:达布的羊群将是关注点。    
    我想起1998年那次在罗布荒原寻找“小河”的一个插曲。当时,在阿拉干道班,我见到了一个1992年环游塔里木时结识的维吾尔族养路工伊明。他在工余多次到我们即将前往的那片荒漠远游。他去过著名的“麦德克”古城,他还到达过一个到处是干尸的地方。虽然不能确定那就是小河,可当年斯文•;赫定、贝格曼都是依靠当地人进入沙漠的。斯坦因、亨廷顿、桔瑞超也是。有伊明在探险队之中,不但可以省去一些找路的麻烦,也为“探索”“寻找”“发现”增添了内容。这,本应该是我们工作的内容。可是我的建议被否决,理由是伊明要求付给他100元(才100元)的劳务费。我说,这100元我付。可也被劝止,因为这样会使“别人”很没面子。    
    想到在西部走过的路,我充满成就感,也不乏沮丧。我不想批评谁,我没有这样做的资格,更没有这样做的心情。可是,假如你的本事就是把一个问题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四个变成八个……,我们什么时候付诸行动呢?然而我们是为了行动而来的呀!对待那些你弄不清他到底是问你问题,还是试图塞给你一个现成的答案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敬而远之。    
    夜里,我又独自一个人在街头漫步。马鬃山是最不利于散步的地方,因为风大得随时会将你刮倒,不可能随心所欲地任凭思维领路;马鬃山是最有利于思考的地方,因为大风时刻在提醒你你必须站稳当,否则随时会失去立足点。    
    ——我在附近的庙会上漫步,在“套圈区”集合着许多孩子,面对远处地上摆放的一个个“奖品”,他们的家长与他们一样跃跃欲试。突然,场面扰动起来,有人在说:看,他又来了。一个年龄在46与64之间的男人,从不情愿的经营者手中买了一大把藤圈。有人低声对别人说:他要套了,上次他把所有奖品都给套了个精光。果然,一个,两个,一网打尽。看着他套圈的动作,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我们一同从北京去军马场的知青。他在我之后上了马群,成了骑术最好的知青,我见过他从飞奔的马上俯身拾起地上的马鞭,他的套马技术连老牧工也自叹弗如,他是将盘好的套马绳从脑后抛出,瞅着怪怪的,可百发百中。他抱着一捧奖品,准备离开,我认出来那就是我的知青朋友。我们已经30年没见过了,听说他回到北京一直在丰台的街道上修自行车。他随手把奖品发给了身边的孩子,只留下了一个陶瓷的马。我克制了追上去与他打招呼的愿望,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仿佛着了定身术。    
    ——父亲母亲带我到办公楼礼堂看《三岔口》。那是“反右”之前,知识分子心情普遍相当好,以为百废待举的时期终于来了。我不想看京剧,就装着睡着了。回家时,父亲对母亲说:他醒了吧,放下来让他自己走吧。我不想离开母亲的怀抱,马上说:“我没醒,我睡着了。”大家全笑了。爸爸破天荒地抱起了我。    
    ——我们家附近有一条不长的便道,下班时最热闹,两边都是卖各种东西的小商贩。要买点零碎,还真方便。但堵塞交通。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市场”,总有城管人员来清理。这天我正从那里路过,“市场”扰动起来,小商贩们呼叫着“城管”“城管”,开始收拾东西走人。果然见到一辆卡车从另一头驶上街道,商贩推着、拉着、蹬着破旧的车辆躲避逃跑。卡车像是逗商贩玩,跑得快了他就开得快,慢了他也慢。一辆拉着满车草莓的三轮翻了,卡车也停下来。望着一地的水果,农妇失声大哭,与自己的男人撕打起来。车上下来的干部反而去劝架。两人一齐扑向干部。我拉开双方。干部对农妇大声呵斥,我转向他,说:你受过教育吗?你有亲人子女吗?你也是做父母的人吧?如果你有理由,可以罚他们,扣他们车,可你干吗欺负人?你不也是人吗?干部愣住了,他原来一定是以为我会帮他的。他想说什么,可望着怒目而视的围观者,一时失声。我从地上胡噜了一大堆摔烂的草莓,匆匆装进一个塑料袋,站起身,塞给农妇10元钱,说:这是我买草莓的钱。然后扬长而去。几天后,我到街上买早餐,要了两碗豆腐脑。卖早点的老板娘把我的钱还给我,说:我认识你。你花10块钱买了一堆草莓。这顿早餐免费。    
    ——小学六年级,我们班来了一个代课老师。那是一个又瘦又高的男老师,就是北大东门外成府街的老居民。大约好久没有工作了,显得颇落魄,但在课堂上一站,腰板挺得笔直,又像一个末代王公。他讲的课十分受学生欢迎。可他在课堂上有一个毛病,总不时地掏出一个小小的瓷瓶子,小心地吸溜上一口。他看同学们全好奇地望着他,就解释说:“我有气管炎,随时得喝药。”我也有气管炎。一次课间操,他的“药瓶”放在课桌上,我忍不住打开,一股冲鼻子的“药味”呛得我打了喷嚏,我学着他的样子,小小心心地吸溜了一口,结果,我当时就醉在课堂上。不用说,他的“药水”度数不会小于60度。    
    ——不久前,我到上海博物馆的图书馆看一部找了几十年的、原来以为已经失传的古籍。那是元刊孤本。我计划在上博工作完,到上海图书馆看另外一种诗集。在细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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