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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或是波兰夫妇）的使命中，包含有调查黑喇嘛余党的情况，甚至是再次核查那个据说杀不死、有四条命的黑喇嘛—丹毕加参是不是真的永远也不会回到黑戈壁来了，我不会感到奇怪。当然，他不一定就是蒙古苏维埃政权或乔巴山派来的，也不能排除是为谢苗诺夫或恩琴男爵等白军的余党工作的。显然，黑喇嘛“走了”，黑戈壁这个巨大的空间反而使许多人感到不踏实。
库伦政权—红色苏维埃蒙古虽然已经将境外的“病灶”切除，但“病灶”会不会转移，癌症会不会复发，看来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把握。
《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是一部时间跨度长达八年的史著。关于额济纳，它的内容是包括了斯文•；赫定1927－1928；1933－1934这两次留居的见闻。在1933－1934年，喀尔喀（外蒙古）难民，引起了斯文•；赫定的关注。在书中，他写道：
在额济纳河畔有一些喀尔喀难民，大约70户人家，而这里的土尔扈特人只有100户（准确说是98户），相比之下难民的数量相当多。喀尔喀人的首领叫查耶罗布，据说他与北山山脉马鬃山上的喀尔喀蒙古人有着秘密的交往。这座山在哈密与额济纳之间，那里的喀尔喀人的首领叫喀喇瓦钦活佛。土尔扈特王爷允许这些难民住在这里，只要他们自己能生存。这些难民没有留下，陆续去了其他地方。我们拜访了查耶罗布梅林，他曾在库伦坐过很多年牢，直到俄国人来了才逃出来。
据此可以确证，黑喇嘛已经不在马鬃山活动的十年之后，他的阴影始终没有消除。10年之后，在马鬃山的外蒙古人仍然是有组织的，只不过他们领袖不是黑喇嘛，而是喀喇瓦钦活佛。“喀喇”是“黑”的意思。黑喇嘛的党羽一直盘踞在这一带。
我们发现的那片性质特殊的“碑林”，无疑是有人专门制作的。它告诉我，在今天，黑喇嘛的碉堡山仍然是这些“没有国籍”的“游牧者”及其后裔的“老家”。
有关文献中常提到，20世纪前期在黑戈壁马鬃山以及附近区域出没的强人，不止是蒙古人，还有汉人、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的民族。黑戈壁与黑喇嘛成了象征：那是没有家园的人通向天堂的驿站。
所以，关于1997年的这幅大字，我的调查重点放在了黑喇嘛的部属身上。
实际在黑戈壁已经没有黑喇嘛的一段时期内，仍然是恐怖之区。除了黑喇嘛阴魂不散，他的死党仍然盘据在马鬃山。
1930年，俄国学者亚基莫夫在一个经验丰富的向导带领下，进入了黑戈壁。他试图到达黑喇嘛的最后一个安身之地“碉堡山”。在穿越黑戈壁的路上，他们一口井都没有找到，对这片戈壁一无所知的旅行者始终面临因干渴而死去的危险。这位列宁格勒的历史学家，在其记事本中写道，假喇嘛的营地以其“荒凉、寸草不生、无水，及山脉的独特景象给经行者留下了可怕的印象”。那时，附近流传着无数与假喇嘛匪帮遭遇于黑戈壁的故事。黑喇嘛死后，他的匪徒仍在继续抢劫过往的商旅，使黑戈壁“声名狼藉”，成为恐怖地带。
我记起2003年在额济纳时，听地方史志专家韩巴德尔湖说起过，黑喇嘛的部下曾遭到屠杀。我在北京的家中，对韩巴德尔湖作了一次电话访谈。
《黑戈壁》 第四部分“第三只眼睛”（3）
目前韩巴德尔湖已经不再额济纳旗居住。他家在阿拉善盟。在电话中，韩巴德尔湖回答了我的问题。
首先是他在额济纳的工作简历。他于1956年到阿拉善盟工作，1957年到额济纳旗，工作了几乎50年，退休前担任旗政协副主席，主管文史资料工作。我的问题主要是：关于南兹德巴特尔刺杀黑喇嘛的具体情况，请他再作回忆。韩巴德尔湖说：南兹德巴特尔是用枪打死的黑喇嘛。这一点，与上次的采访有一些不同，上次说是用刀刺死了黑喇嘛。关于黑喇嘛的部众的下落，他说：外蒙捉拿回去了，返回外蒙古的途中，在一个山上杀死了许多人，山上的白石头变成了红色的。我突然记起，在我找到的一张5万分之一的地图上，那一带一个地名叫“红石山”，另一个叫“乌石山”。这倒有意思了。他还告诉我：黑喇嘛原名“丹毕札拉僧”，是藏文，简称为“札喇嘛”。“札”，不是汉语中的“假”，这样说来，可以确认，“假喇嘛”实际就是“札拉僧”，也就是“坚赞”的异读。
在马鬃山的“碉堡山”写出铭文的人，可能主要来自外蒙古。但是，可以肯定：能写其中“敦煌天杰”几个字的，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汉族人。
同时，在查阅文献时，我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碉堡山所在的地名，曾被叫做“巴音布鲁克”，也曾叫做“公婆泉”。可能是为了另一个在天山深处的“巴音布鲁克”有所区别吧，马鬃山的巴音布鲁克从30年代以后几乎无人提起。公婆泉则已经成了地图中的一再出现的地名。但是，问题在于我从民国十年的档案之中发现，当时人们是将黑喇嘛的藏身之地叫做“滚坡泉”的。熟悉西部地名的人都知道，西部有许多地名是不同语言的复合式地名，比如罗布泊，“罗布”是古代西域语言的音译，泊，是汉语湖泊的简称。这样说来，公婆－滚坡，都是当地原来的地名的音译，不是水从山坡上跌落下来之意，也不是公公婆婆的和称。泉，则是“布鲁克”或“布拉克”的含义的中文意译。
进一步，我记得在别的书中见过“贡布”，贡布似乎是一个玉树的喇嘛庙的名字。我想到也许应该查证一下“贡布”或类似读音的词汇，在蒙古语中是什么意思。我请蒙古族同事扎拉嘎帮我查证，经查证获悉，“贡布”是蒙古语的“黑天神”之意。接到扎拉嘎的电话，我愣了半天，不知该说什么。他完全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查，这个结论是在没有任何提示，没有背景介绍的情况下作出的，因此是可信的。
这就不是巧合了。黑喇嘛的副手札哈沁贝勒，名字叫做“贡布奥其尔”，“贡布”是大黑天神；奥其尔，是金刚。在《蒙古的人和神》（第一部第五章“诸神之舞”）之中，哈士纶用了不少的篇幅介绍“大黑天”（或“大黑天神”“黑天神”）在宗教中的地位。黑戈壁，在20世纪以前的地图中叫做“出库尔戈壁” ，“黑戈壁”这个名字，比较集中地出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的记述中。黑喇嘛在来到黑戈壁之前，通称为“丹毕加参”或“假喇嘛”（坚赞喇嘛）“丹毕诺颜”，并没有“黑喇嘛”的叫法。从他逃出外蒙古定居黑戈壁以后，黑喇嘛就与黑戈壁难以分开了。我的分析可能是杂乱无章的，但结论则经得起推敲，“黑喇嘛”－“黑戈壁”－“贡布泉”（“公婆泉”“滚坡泉”），都与喇嘛教的主神之一“大黑天神”（MAHAKALA；“摩诃迦罗”）有关。大黑天神，是复仇之神，是战神。它们都是因那个卡尔梅克的半人半神的“强盗”——丹毕加参——而生。黑戈壁，是黑喇嘛的戈壁；黑喇嘛，是在马鬃山藏身的大黑天神；公婆泉（滚坡泉），由泉水旁边存在大黑天神的要塞而得名。更可能是大黑天神选择在它的旁边栖身而得名。
在黑戈壁的丹毕加参，已经修炼成为大黑天神。所以，他就是黑喇嘛。
进一步我想到，也许黑戈壁与它的附近地域，与大黑天神的传说有不为人知的联系。距黑戈壁不远，在额济纳的那个远近闻名的古城——喀喇浩特，就叫做“黑城”。关于喀喇浩特，最著名的传说就是“黑将军”与他的英勇殉难。在探险家的记载中，额济纳的蒙古牧民存在着“黑将军”的崇拜情结的。那个“黑将军”为坚守城池而殉难的故事几乎尽人皆知：强敌兵临城下，同时截断了水源，黑将军命令部下破坏了武器，将城中所有财富全部倾倒入一个古井，最后全军覆没。这里用不着猜想与暗示，喀喇浩特的“黑将军”与喀喇戈壁的“黑喇嘛”，在民间的理解之中就是同一个人。如果再深究，将黑戈壁与额济纳的戈壁切割开来的那条河流，就叫“黑河”。
而上面我们引证过，1934年在马鬃山的蒙古人领袖叫做“喀喇瓦钦”，“喀喇”也是“黑”。为什么？为什么这一带与黑天神如此切近？
哦……，黑戈壁，黑喇嘛。神秘又遥远的黑戈壁，总在生死之间穿行的黑喇嘛。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物，怎么能轻易被人忘记呢！
虽然我还不能说出1997年在马鬃山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我相信必然有什么我们目前还不理解的事情发生了。
在重复阅读自己的笔记时，我联想到了前不久在乌鲁木齐郊区安南工的发现。
从80年代开始，我就发现乌鲁木齐的郊区不断出土邻国安南（越南）的古代钱币。后来，通过查证获悉，这些钱币主要出自一个叫做安南工的村落及其附近。《清实录》中的相关记载则证实：
越南人与乌鲁木齐的联系始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
明清之际，邻国安南处在政治动荡之中。康熙年间，黎氏取代莫氏，成为安南国王。乾隆初，莫氏的后裔黄公质割据反抗黎氏，自公元1751－1769年，持续了十余年。1769年，黄公质死，其子黄公缵率余部退入中国境内。乾隆帝考虑到与莫氏的历史渊源，便准其政治避难。安置在中越边境的中国一侧。
因为黄公缵在越南民间颇有号召力，黄公缵在中国避难，使得越南国内政局动荡不定。安南国王多次要求将其引渡回国，斩草除根。乾隆帝一方面指示军机大臣答复安南国王：作为难民黄公缵等途穷来归，皇上不可能听任他们回国引颈受诛；同时，为维持中越关系，将黄公缵等从边境中方一侧的难民营远徙刚刚聚落成市的乌鲁木齐，以绝祸根。直到十一月，黄公缵等已安置在乌鲁木齐，安南国王仍坚持要求引渡。然而乾隆帝决心已下，指示臣属对此不必理睬。
《黑戈壁》 第四部分“第三只眼睛”（4）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黄公缵等抵达乌鲁木齐，陕甘总督吴达善又奏报了安插编管事宜：“查迪化城（即乌鲁木齐汉城）所属土墩子地方，地肥水足，堪资生计。即将乌鲁木齐招垦之地每户拨给三十亩，并借给农具、种籽、马匹、房价，责成头屯把总弹压。得旨：如所议行。”从此，这些安南人便成为乌鲁木齐的屯垦者。避难王孙黄公缵有了新身份：头屯所土墩子地方安南人的乡约（头人）。他带来的22户安南人共认耕了660亩处女地，并向当地政府借支了农具、房价以及来年的种籽、马匹，以政治难民身份安顿下来。他们的聚落地，成了乌鲁木齐郊区的一个新村，就叫“安南工”。
就在黄公缵等下力垦殖安南工村的沃野、并屡获丰收同时，新垦地乌鲁木齐竟成为塞外粮仓。“故土难舍”本是汉族固有的情结，然而在黄公缵等越南难民到达时，乌鲁木齐竟出现了“流寓者”——退役的士兵、商贾、流放刑期已满的犯人、路经的旅客——在本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居然“乐不思蜀”，再不打算回家乡了。这就是黄公缵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