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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1-黑戈壁-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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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0”。1997年9月,时在我们来到之前仅7年,可却是在黑喇嘛被刺杀七十多年之后。在那一年,那一月,那一个日子,究竟是什么人专程到此,非要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黑喇嘛的评价呢?黑喇嘛不是已经“盖棺论定”了吗?  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早已经荒无一人的、远远离开现实生活的要塞遗址的山体上,会出现对黑喇嘛的与现行观点并不一致的评价?“天杰”,这当然是对死者的充分肯定,可这种见解已经很久不再见诸于文字了,不管是俄罗斯的(苏维埃时期与独联体时期)、蒙古国的、其他国家的,还是中国的。  这时我才发现,我们对黑喇嘛的那种通行的看法,看似成为定论,可实际上却经不住黑戈壁上、马鬃山环抱中的几个黑石大字的挑战。  从2005年的阴晴不定的2月初重新审视考察途中的相片开始,我思考了很久。  我知道,这是一条迈不过去的山梁。  等我终于决定:放下原来设计得看上去天衣无缝的写作计划,再到黑戈壁,重新寻访关于黑喇嘛的遗迹,我才从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中脱身而出。最难做到的事,往往就是最普通的事;最深刻的道理,往往就是最浅显的道理。我并不缺少弄清事实真相的决心,我缺少的只是行动的理由。有了简单的而又颠扑不破的理由,剩下的只是:清点一下手头上(家中)有多少可以调动的现金,够不够前往黑戈壁……


《黑戈壁》 第一部分重返黑戈壁(4)(图)

  ……我站在山顶上。我仍然看不见一年多之前发现的那几个简明的大字。  我仔细回忆着2003年10月3日是怎样发现了那一组黑石字迹的。事实就是,我一时找不到“敦煌天杰”所在的地域了。它明明就在山脚下,等我前去辨认。前天、昨天,哪怕就在今天出发来碉堡山之前,我关注的还只是究竟是谁在几年之前来到这寂寞的黑戈壁,来到这戈壁中的“飞地”马鬃山镇,特意为死去七八十年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强盗正名为“天杰”。——我认定这是“外来人”的“作品”。等我再次来到碉堡山时,使我困惑的却是那个“纪念碑”到底存不存在?这些年,我在中国西部到过许多有特殊意义的地点,其中有:老阿布旦、玉尔特恰普干(新阿布旦)、松树塘、色必口、沁城、小堡、鸣沙山、小河、楼兰古城、那然谢别斯廷布拉格、明水、安南工、巴音布鲁克、丹丹乌里克、喀剌墩、通古孜巴斯特(大河沿)、哈拉莫墩、玛扎塔格……,我从没有在“寻找”过程迷过路,但前提是我知道我在寻找的是什么。  可这次不同,我不知道我寻找的是什么。  我依次巡视着山群的脚下。可我并无所见。


《黑戈壁》 第一部分重返黑戈壁(5)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镇,就在几公里之外。这时,远远望去城镇如同沉沉睡着。马鬃山是牧区小镇,但它的好客,它的整洁,它的沉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马鬃山镇,你很容易融入当地生活。实际是除了你自己,没有人把你当作外人。路边的风力、阳光互补的发电站,为整个镇子提供着洁净的能源,风能与太阳能是大自然对马鬃山的慷慨赐予,从不或缺。一个个高大的电杆挺立在大风中,一具具急速旋转的螺旋桨,成了马鬃山镇的标志。四野寂静无声,总仿佛有人在急于和我对话,可我们并不在相同的波长。但我们一定能找到沟通的途径。总仿佛有人随时跟随着我,可他却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扰乱了我的足迹。    
    遥望着急速旋转的螺旋桨,仿佛一切往事都搅合成一团。但望着望着,一切又清晰起来,如同阴霾被阳光驱散。    
    我突然记起,“敦煌天杰”这一组字迹,是朝向西北的。在太阳升起来的时刻,它立即洒满阳光。它如果确实存在,应该在碉堡山的东南方那片与附近大地相比略呈黄色的缓坡上。一个奇异的想法同时萌生在我脑海:1924年,蒙古国的特工在刺杀了黑喇嘛之后,最初就是将其身首异处的尸体扬弃在那一片荒滩上的。实际上,碉堡山的所有的建筑群,都是尽力屏护着那个地方。我踉踉跄跄下了山,快步向东南那片黄色缓坡走去。越接近那儿,我的步子越慢。我“找到”了那几个大字。从高向低望去,特别是处在从高向低处运动之中,那静静躺在大地上的“敦煌天杰”,仿佛慢慢迎面站立了起来,真的成了基于山体的丰碑。    
    在我招呼下,同行的娜仁娜、吕占福、杨东、薛利民,先后来到这里。娜仁娜是肃北马鬃山镇的副镇长,在马鬃山镇工作了20年。2003年我初次来马鬃山镇,就是她陪同我们到到“碉堡山”。    
    我们放慢脚步,似乎怕惊扰什么人。在这几十平方公尺的山坡上,我见到了至少7组铭文。这错落有致的铭文,使山坡组成一处名副其实的“碑林”,不过碑体的制式不得不作了改变,由直立的石碑变作平躺在大地上的铭文。除了“敦煌天杰”,其他的铭文都不那样清晰了。但我看除了“敦煌天杰”是工整得有些拘谨的汉字(美术字),其他全应该是蒙古文字。在“敦煌天杰”的正前方,是另外一组黑石镶嵌的字迹。我2003年10月为“敦煌天杰”拍摄的相片中,它已经残缺不全了。    
    娜仁娜走到跟前,说:“杨老师。我看这几个字像是蒙文的‘巴特尔’——英雄。”我仔细辨认着那一簇黑色砾石,在大地衬托下,黑石似乎在闪闪发光。我不认识蒙古文,但我感到娜仁娜说得对。因为我判断,“敦煌天杰”,无疑是对上面这一组残缺文字的释义。更准确的说法是:“敦煌天杰”,就是看到那个残缺字迹(当初必然并不残缺)之后才萌生的赞词。    
    在整个“碑林”,我认为出现最早的一组,是一个鄂博(敖包)。这个鄂博只堆放了不多的几块石头,但它无疑是个鄂博。在它的上方,是“6•;20”几个数字,下方也有几个数字,应该是“1992”。第一个“9”笔画已经不完全。    
    我们即将离开碉堡山时,一个同行者自语道:“只有‘敦煌天杰’是清楚完整的,其他全有残缺。为什么?是有人蓄意破坏吗?”我没说话,但对此我的回答则是明明白白的:那证明,其他的字迹出现要比“敦煌天杰”早。也就是说,这些“碑铭”,是历次、而不是同一时间制作出的。    
    “英雄”-“敦煌天杰”-鄂博-碑林。我见到的、或说发现的,不但未能发蒙解惑,反而使我有一种又回到起点的挫折感。    
    大风如鞭,对赤裸的山野不分青红皂白地实施着刑罚,酷寒肢解了残破山体,那些从来就没有真正发生作用的堑壕,如同为丘陵戴上沉重的桎梏。黑喇嘛和他的要塞,从1924年那个沉阴的午后起,就在这里示众。经历了81年无情的鞭笞与严酷拷问,这场旷日持久的缺席审判,仍然未能作出一个公正的判决。而我的工作,则是为“判决”提供一份全新的证词。我已经决定,不管多么艰难甚至多么难堪,我的“证词”要尊重历史本身。    
    我们的越野车从碉堡山出发,穿越黑戈壁,前往出发点——酒泉。黄马鬃山、黑马鬃山,从我们身旁掠过。    
    自从离开碉堡山,就下开了雪。    
    这场春雪从3月12日我们离开碉堡山,一直下到16日我离开酒泉。2000年12月3日,我们就是在大雪降临后离开的乌鲁木齐郊区的安南工,2001年1月4日,我们离开时小河正静静地伫立在罗布荒原罕见的大雪中……    
    一路上,我们路经了音凹峡、桥湾、玉门镇,在音凹峡边检站,又与“酒泉-公婆泉”的班车相逢,又见到了那个开着自家的重型卡车在黑戈壁跑运输的细瘦姑娘。    
    雪,时大时小,但从未中断。在冥想中,风力发电的细高的电杆与飞速旋转的螺旋桨叶片,化成挥舞利剑与亘古长风拼搏的“唐吉珂德”。那么,我是桑乔呢?还是那匹驴子?    
    越野车即将进入酒泉市。我望着在风雪中匆匆的行人与车辆,轻吟起如下诗句:    
    这是美好的日子,也是苦难的日子。    
    这是才华横溢的年代,也是愚昧无知的年代。    
    这是信仰坚贞的时期,也是怀疑一切的时期。    
    这是灿烂辉煌的季节,也是暗淡无光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    
    我们拥有一切选择的机会,我们其实一无所有。    
    我们走在通向天堂的路上,我们正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卷写了如上一段话,表述出他对世界急剧变革的直观感受。1969年初,第一次听到黑喇嘛这个名字时,我的行囊里就藏着一部《双城记》。当我对20世纪前期在黑戈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作持续不懈的追索时,它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仿佛回到1969年遥远的岁月。关于“黑戈壁”与“黑喇嘛”的一切,就在西部的风雪中与一个北京“知青”的生活轨迹重合……


《黑戈壁》 第一部分与黑喇嘛初次“相识”(1) 

    提起1969年巴里坤、伊吾草原的初冬,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砭骨的苦寒。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我与黑喇嘛初次“相识”。    
    1968年3月,来自北京的108个知识青年抵达了新疆哈密的军马场。那时的北京是什么样子,我们这些“老三届知青”作为亲历者终生都不会忘记,而未曾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六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你说得再形象,他也理解不了,所以可以略过不提。母校人大附中建校五十周年的校庆活动时,一个在我们之前去了东北建设兵团的同班同学对我说:“听说,咱们学校去军马场的,你马骑得最好。”    
    我听了一愣,说:“我已经忘了怎么骑马了。”    
    我最怕这类“最”。什么叫“最好”?哦,首先,什么叫“好”?不过,我确实是所有到军马场的知青当中第一个上了马群,最早成为“草原新牧民”的。    
    1968年8月,我在军马场十连(地名叫“青疙瘩”)成为牧工。十连只有一群军马,那是一两岁的公马驹群。当时的知青,想上马群成了“时尚”。既然从北京来到新疆的马场,当然要有点特色。而跃马扬鞭,作新牧民,谁不向往呢?    
    从上了马群,到1971年这一年多,是我一生中的“痛苦时期”,至今想起来还要为之脸红。可以说,除了偷鸡摸狗,那个年龄段的年轻人会犯的错误,我都犯过。夸夸其谈自大到找不着感觉,志大才疏使人厌烦,懒得一个星期不洗脸不洗脚还自觉挺“酷”,虚荣心已经快要淹没了事业心。    
    幸亏我年轻。幸亏我有一个“什么毛病也没有”的“对班”。    
    军马场的马群,分为放牧马驹子与骒马两大类。骒马群,是生产母马群,在成活率第一的年代,骒马群是军马场的“重中之重”,而马驹子群,只要不死马,不丢马,几乎没有人过问。一群马,由六个牧工组成一个放牧班,六人再分成三个组,每组两人,负责放牧24小时。在这24小时之中,即便“天上下刀子”值班的人也必须跟随着马群在戈壁草滩游牧。三天一轮换。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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