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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考察团在新疆省省会乌鲁木齐建立了大本营。哈士纶与斯文•；赫定驻守在乌鲁木齐。当时的乌鲁木齐，有个不算太小的侨民社会，沙俄最后一任驻乌鲁木齐的领事，是侨民中相当有影响的人。他的一个爱好，是收集古钱币。哈士纶在拜访领事时，顺便参观了他的收藏品，并通过他的藏品与札哈沁贝勒结识了。
札哈沁贝勒是西蒙古札哈沁部落的世袭王子，但他已经失去了牧场、牲畜和家园，是寄居乌鲁木齐的“政治难民”。他们两人年龄相同，都出生于1896年（“火猴年”），有很多共同关心的话题——黑喇嘛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很快就成了密友。在乌鲁木齐近郊，他们一起出猎，一起游历，晚上的篝火边，成了他们推心置腹地交谈的“客厅”。
……逃出黑戈壁，札哈沁贝勒回到自己在阿尔泰山游牧的部落。这时他的父亲已经死了，他成了新的头人。不久，苏联红军推进到他的家乡，他无力与之抗衡，就解散了卫队，带着最忠实的8户牧民来到新疆境内。他不认为自己流亡者，因为蒙古人自古就是这样“游牧”，他不过是带着世袭的头衔与“苏木”，游牧到了乌鲁木齐附近的南山。哈士纶认为，这个年轻的王公是乌鲁木齐的熟人之中最有趣的一个。
据贝勒爷自己说，他年轻的时候喜好文学，特别是喜好喇嘛教的宗教文学，在草原以学识广博著称。在民国初年科布多城的权力更迭时期，一个偶然事件，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应哈士纶之邀回忆其自己与黑喇嘛丹毕交往经过：
一个晚上，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被令人生畏的强盗——丹毕喇嘛抓住了。被俘后，他的宝贵能力很快被全体成员利用。好多年来，这位年轻的王爷在假呼图克图的会议帐篷里，居于副手的地位，也一直是这帮强盗的领导之一。因为丹毕坚赞对他部下的思想具有强烈的控制术，以致经常能说动诚实的人违心地去实施暴行。他可以运用一种神秘莫测的强制力，使大家顺从他的意志去行事。
丹毕在要塞遇刺的那一刻，札哈沁贝勒马上就复原成了原来的札哈沁部落那个无忧无虑的世袭王子。看到刺客野蛮地切割下黑喇嘛的头颅，他竟然如同从多年的昏睡之中猛然醒来，解脱了一切束缚。
在丹毕之死造成的巨大混乱中，他成功地在第一时间逃出了即将发生惊天之变的要塞。他跳上要塞最快的马，一溜烟跑出了黑戈壁。一直跑向阿尔泰。没有人能够追得上他，因为他的马是丹毕的坐骑，而马上备的鞍子，就是丹毕本人使用的那个珍贵无比的银马鞍。回到在阿尔泰游牧的部落后，他立即将那匹骏马放掉，看着它驰向天边。马鞍则成了他的收藏品。在穿越黑戈壁时，人们曾告诉哈士纶，黑喇嘛遇刺时，他的坐骑——一匹神骏的黑马——没有在要塞马厩中，实际是札哈沁贝勒骑着它逃出了黑戈壁；那个著名的珍贵马鞍不在巴勒丹道尔吉带回外蒙古的“战利品”之中，实际它一直带在札哈沁贝勒身边，在乌鲁木齐时，札哈沁贝勒将银马鞍送给了哈士纶。同时，他也将有关黑喇嘛丹毕生死的一切告诉了这个同龄人。
以上就是《蒙古的人和神》的有关黑喇嘛的主要内容。
读了这些文字，除了丹毕喇嘛—黑喇嘛，最使我感到兴趣的是那个札哈沁贝勒。
蒙古札哈沁部落，原来的游牧地在科布多，归属于科布多办事大臣管辖。在民国初期，札哈沁部由郡王衔的多罗贝勒车林多尔济统领。贝勒，是清朝满蒙八旗贵族的封爵。民国三年（1914），当科布多受到沙俄与外蒙古侵扰时，车林多尔济代表札哈沁部落，表示效忠于民国，不愿意“外属”。民国四年，车林多尔济病故，由新疆的督军杨增新呈请民国政府，“恩准”车林多尔济的长子贡布奥其尔（棍布倭奇尔）承袭为札哈沁贝勒。这是见于《补过斋文牍续编》卷十的史实。所以这个1915年继任札哈沁贝勒的贡布奥其尔，应该就是那个黑喇嘛的亲密助手、副官札哈沁贝勒。必须引起注意的还有：1913年－1914年间，科布多成为内陆亚洲的“争夺点”，代表沙俄与外蒙古一方的，正是丹毕加参（又译作“丹柏江村”）。正是丹毕加通率数千军队将科布多困成死城，那时在科布多的商人主要来自山西商号，最后，守城的满族将领独立难支，不得不向丹毕加参交出武器。在科布多的蒙古诸部，坚决不愿归属外蒙古的，就有札哈沁部落。所以，札哈沁贝勒与丹毕加参—黑喇嘛的关系颇耐人寻味。附带一提的是：我在乌鲁木齐时曾听说，这个札哈沁贝勒一直活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黑戈壁》 第二部分黑喇嘛的身世（5）
显然，《蒙古的人和神》写的黑喇嘛丹毕，要比当时的另外一些记载丰富，来源也可靠得多。特别是涉及一些有争议或是难以理解的事件，它大都采取了折衷的态度。出版后的几十年间，成了关于黑喇嘛丹毕的权威报道。这是因为哈士纶的记载，主要出自侥幸在覆灭前夕逃离要塞的、黑喇嘛的助手札哈沁贝勒，“距离”丹毕太切近。可正是这种切近，反使人看不清整个事件的背景。
读过哈士纶的书，关于黑戈壁与黑喇嘛本该没有什么疑问了。然而，它同样留下了新的问题，其中之一那就是：外蒙古“内防局长”（“公安部长”）巴勒丹道尔吉显然是有备而来，以当时红色蒙古政权的周密苛酷，他怎么能够让札哈沁贝勒这样的关键人物活着逃出要塞？而且怎么能够容忍他逍遥自在地在乌鲁木齐做“寓公”——没事人一样？宝马银鞍成了黑喇嘛身份的象征，又怎么可以由札哈沁贝勒如此“轻松”地盗走并随意处置？而札哈沁贝勒又怎么能在那样的危急时刻全身而退，还来得及轻而易举地带走了黑喇嘛的鞍马？除非他早就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
实际正是札哈沁贝勒自己将自己置于替代黑喇嘛的位置上。可，黑喇嘛是不能替代的。
有了哈士纶和他的《蒙古的人和神》，关于黑喇嘛丹毕，关于黑戈壁传奇，似乎可以划上句号了。事实上，一种特殊的疏离感又使句号扭曲成问号。
《黑戈壁》 第二部分松杜尔大本营（1）
1927年10月30日，额济纳河岸边密林中的松杜尔大本营。
经反复研究，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决定，将自己的庞大的、多学科的队伍分为三支。一支直穿黑戈壁；一支折向黑戈壁的南缘；一支走黑戈壁的北缘。下一个集结地，是新疆“天山第一城”——哈密。首先启程的，是哈士纶的穿越黑戈壁的驼队。
当时考察团中谁也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们兴冲冲地憧憬着地平线上的古老林带井渠时，哈密已经处在紧张的戒备状态，成为战区，全新疆可以调动的军队，几乎全部开赴了哈密，就连200年来从未派上用场的、来自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骑兵，也重装上阵。所造成的内部紧张情况，使人联想到1912年的“察罕通古事件”。哈密的每个集市，每个居民点，都有密探出没。所有交通要冲，都驻扎着荷枪实弹的军队。新疆主政者杨增新，是“辛亥革命”以后最练达吏治、洞悉民情的官员，可他也不知道“西北科学考察团”究竟是干什么的，来新疆是祸是福。
最后出发的北线支队，是考察团的核心。不但有21位不同学科的科学家，负担着主要的科考任务，有大量的辎重给养、各类科学仪器设备，还有拉尔生亲自担任驼队队长的、多达127峰骆驼的庞大驼队。考察团的两位团长：瑞典斯文•；赫定博士；中国徐炳昶教授，都在北线支队的序列里。据当地人说，在哈密与额济纳之间的广袤区域，有数十个强盗出没，其中包括黑喇嘛的游兵剩勇、甘肃的逃兵、其他在这无人区藏身的亡命之徒、等待进入或刚刚逃离新疆的流亡者。一种夸大的说法则坚持，目前强盗已经达到了100人。事实上，相比之下北线最安全，因为北线离开官府与强盗都比较远。在丝路经行者心目中，这两类人都不大靠得住。可是实际上北线最不安全，因为它太靠近外蒙古。谁也说不上外蒙古政局这一刻会发生什么变化。不出问题则罢，出问题就是一去无归。
11月8日，北线支队最后离开了松杜尔。从此，这热闹一时的林地，就成了空营。
1927年－1928年间，是黑戈壁最寒冷的冬天。11月13日的一场沙尘暴，几乎将整个驼队淹没。那场风暴一直停留在队员们的记忆中，使人们恐惧的不只是如同一堵墙壁一样从西边压过来的风头，还有一下子就如同置身于冰洞之中的突然来临的酷寒。
黑戈壁的下马威，似乎预示了此行的艰难。
他们的既定路线是，尽可能沿着中蒙之间的无人区域向西，进入新疆，再南下哈密。这是一条已经不常有人路经的古道，只是由于黑戈壁的艰险，由于河西走廊的传统古道为军阀阻断，才又有人铤而走险，踏上北线。一路，行旅们必须找到了为人们废弃已久的古井，疏浚为驼粪垃圾阻塞的水泉。
在路上，斯文•；赫定不停地提醒驼队，不许靠近北方的山脉。尽管传统上行旅愿意在山前洪积扇通行，那儿相对来说水与草都比较丰盛。
那时，外蒙古已经确立了红色政权，苏联更不用说了。斯文•；赫定显然不害怕强盗，当时还没有配备着新式自动步枪的强盗，而他的团队是有持枪准许的。他也不害怕旅途漫长坎坷，他正是为了这个来的。可他确实不愿意与“红党”纷争。以后，特别是1934年他被软禁在乌鲁木齐期间，这一点曾经清楚地凸现出来。在一次考察团议事时他甚至要求，一旦出现岔路，必选择左侧的一条。以便远离争议地区。
然而，这次困扰斯文•；赫定与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并不是外蒙古不懂“外教辞令”的骆驼巡逻队，不是假装不懂“外教辞令”的苏俄“顾问”，也不是专业或业余的强盗们。
12月9日，在考察团72号营地－布尔根布鲁克（公驼泉），斯文•；赫定被随团医生确诊患上了胆结石。
此后，病情加重，他不能再骑骆驼，骑马，甚至不能走路步行。团员们自愿四人一组，利用担架抬着他上路。但他最了解戈壁沙漠对经行者意味着什么。他知道，这样作的结果必然是：谁也不能按计划到达哈密，他必将把整个团队拖垮。同时，由于风暴酷寒使得行程一再迟滞，他们携带的粮食快要用完了，不能指望及时会得到补充；骆驼已经疲惫不堪，出现了宁愿卧在路边等死也不愿负重前行的情况。
斯文•；赫定决定，团队将继续前行，直接前往哈密那由天山雪水滋养的古老绿洲。而自己将滞留在一个叫做“谢别斯廷”的泉水旁边，等团队抵达哈密，扫清前进障碍之后，再雇强壮的骆驼返回，接他归队。
从1927年12月13日，到1928年1月8日，斯文•；赫定困守在谢别斯廷近一个月，在这地角天涯度过了圣诞与元旦。这段经历是西部探险史上的著名章节。作为一个探险家，斯文•；赫定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