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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mal）的载体。”
这种“希区柯克大梦”式分析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相当特殊的，当然，希区柯克的电影比其他导演的作品更容易成为这类诠释影评的轴心绝对不是偶然的原因。不过杜歇这种在诠释学（herméneutique）轨迹上构思出来的主题分析方式仍然属于特异体质的分析。
第五部分：电影叙事分析普罗普的童话叙事分析（1）
二、叙事结构分析与影片分析
结构主义分析一般说来就是为了突破主题分析的狭隘困境，矫正它所可能带来的过度的武断性。我们以下即将谈到的叙事分析模式，毫无例外地全部都发源于文学作品分析的领域，由于它们多具有高度的普遍性而能适用于影片学范畴。
1普罗普的童话叙事分析
叙事结构分析大体而言可以上溯到弗拉迪米尔·普罗普（Vladimir Propp）的著作《俄罗斯童话形态学》（Morphologie du conte populaire russe，1928），这是一本被罗兰·巴特誉为“对结构主义叙事分析的贡献有如索绪尔之于语言学的贡献一样”的重要论述。普罗普在分析性与结构性的双重准则下研究俄国的民间童话故事，把每个童话分解成抽象单位，并界定这些抽象单位之间可能的组成关系，最后再加以分类。
普罗普称这些基础单位为功能（fonction），也就是在大多数童话中都找得到的（例如童话的开头是主角出发冒险、惩罚叛徒，最后以幸福婚姻终结），等于单一行动的叙事基本单位。普罗普明确地总结出31种功能（譬如第四种功能是“侵略者企图获得资讯，或是受害者询问侵略者”），另外再加上一个专门用来联系叙事中其他主要功能的辅助功能。他又将某些功能归纳成我们一般视为童话人物的行动范围（sphères d’action），得出七种“角色”或“行动范围”（包括反面角色［agresseur］、为主角提供某件东西者［donateur］、辅助者［auxiliaire］、公主或被追求的人［princesse ou personnage recherché］、派主角出去历险者［mandateur］、主角［héro］与假主角［faux héro］）。举个例子说，辅助者行动范围包括：1帮助主角从此地到彼地（第15种功能）； 2补救主角所遭遇的恶行陷阱，或弥补其不足之处（第19种功能）； 3在追捕过程中救援主角（第22种功能）； 4完成艰辛的任务（第26种功能）； 5显示主角的身份（第29种功能）。共计五种功能。
普罗普指出，童话正是由一系列的功能排列而成，其叙事必从主角遭遇某个恶行陷阱或缺乏某种物件开始，接着也必然受到某些条件的制约。他列出一项包含这31种功能的序列公式，并考虑到任何一种变化的可能性，以涵括他所研究的全体的童话结构。这项公式有什么作用呢？首先，它能严格地界定童话体裁（以跟其他非童话类的相近文学体裁区分开来）；其次，它可以将童话加以分类（一种近乎自然科学的分类方式）；最后，它可以在理论上隔开形态学研究（也就是他的研究模式）与风格学研究（普罗普没有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另外，普罗普自视为人类学家，而不是叙事学者，这本书对他来说，也只是整个民间研究阶段中一个不很起眼的研究成果报告而已。
普罗普被人们当成结构主义者看待，可以说是一个明显的误会。主要原因当然跟此书的出版年代（尤其是翻译年代）有关——其英译本于1958年问世，刚好跟第一次结构主义风潮出现的时间吻合。而列维·斯特劳斯提及他对在普罗普著作中读到20世纪50年代口语文学结构主义分析提出的观念（如“原初状态”、神话矩阵与音乐结构的比较、双重阅读的必要等等）感到“十分讶异”一事，也不只是一个偶然而已。
这个误会之后更趋严重。列维·斯特劳斯批评普罗普的研究过于形式主义，不够重视内容层面，普罗普则在一篇尖酸刻薄的文章中指称列维·斯特劳斯是一个完全不了解人类学的哲学家……他们之间的对话很快就告落幕。
第五部分：电影叙事分析普罗普的童话叙事分析（2）
我们不能忘记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普罗普的“结构”研究以特定的体裁——俄罗斯民间童话故事——为对象，因此其成果虽然卓越，其总结模式在外貌上也具有普遍性，可是它仍然只是一个切合特殊对象的模式而已。
总之，这个形式主义化的模式尽管很吸引人，却不能适用于其他的体裁范畴，尤其不适用于电影方面。其中的道理虽然显而易见，不过还是有电影分析者（尤其是英语系国家）尝试加以延伸，越过了合理的界限而更加证明了其不适用性。例如约翰·费尔（John Fell）在1977年发表的文章《好莱坞电影中的普罗普》（Propp in Hollywood）中指出许多美国类型电影，如罗伯特·奥尔德里奇（Robert Aldrich）的《死吻》（Kiss Me Deadly）、霍华德·霍克斯的《赤胆屠龙》（Rio Bravo）或《逃亡》（To Have and Have Not）、约瑟夫·冯·史登堡（Josef Von Sternberg）的《黑社会》（Underworld）等片中，存在着普罗普提出的序列模式，但是在进一步企图找出这些影片中普罗普所谓的行动范围而告失败后得出，普氏模式对于应用在虚构电影，甚至是定型化（stééotypées）的虚构电影中，都还显得太过僵硬的结论。
彼德·伍伦（Peter Wollen）在1976年一篇研究希区柯克的《西北偏北》（1959）的文章中，以不太谨慎的方式依循普氏的公式描述片中的行动序列方式。可惜的是，这篇文章无论在影片的叙事阅读或普氏模式的应用上，都太过宽松自由，不够严谨。比如说，片子开始时，伍伦把主角罗杰·桑西尔（Roger Thornhill）进入橡树酒吧（Oak Bar）解读为对于禁令的违逆（第三种功能），其理由在于“桑西尔的母亲禁止他喝太多酒”（其实片中不曾出现这类表示，我们只知道他的母亲不喜欢他喝酒而已）；而且，桑西尔还没来得及沾一口酒就已经被人架走了，造成他实际上什么违逆的表现都没有。同样的，当范登（Van Damm）的两个手下企图制造桑西尔坠崖而亡的意外假象时（这里倒可以说是普罗普所谓的“恶行陷阱”），伍伦却以普氏的第15种功能“将主角由此国度移置到另一个国度”解读之。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几乎每次主角到达某个地点，橡树酒吧也好，或是芝加哥市、联合国大厦等地，伍伦皆以第11种功能“主角离家”加以标注），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伍伦觉得以普罗普功能序列模式来分析《西北偏北》一片“实在是太容易了”。如果对普氏功能概念的诠释一切从宽的话，其模式的确可以涵盖任何一种虚构体裁，但分析的意义就相对减弱了。
普罗普的研究成果虽然无法直接适用于大部分的情况（不过它是否可以在最低限度上用来分析“童话”式电影呢？），但却直接激荡了电影的“结构”主义叙事研究，尤其是类型电影的叙事研究——只不过叙事分析进行得越缜密，离普罗普的模式也就愈远。威廉·赖特（William Wright）在《六把枪与社会：西部片结构研究》（Sixguns and Society，A Structural Study of the Western，1975）中进行了一个有趣的尝试，他套用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叙事概念与普罗普的功能概念（他承认使用的是比较“自由派”的功能版本）来分析西部类型电影，在非固定的排列顺序上把他所研究的西部片以功能序列（以及角色属性）的方式表列出来，同样一种功能并具有重复出现的可能性。赖特最后总结出下面四大类不同的西部电影：传统剧情西部片（一个陌生人进入混乱的小城镇，而后重新建立当地的新秩序）、复仇剧西部片（例如《驿马车》）、“过渡”剧情西部片（主角自始至终都被排除在社会体系外，并与之抗衡，如《日正当中》［High Noon］），以及“职业杀手”西部片（主角为职业杀手，与社会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个赖特所建立的类型电影史的叙事分类表旨趣丰饶，不过距离普罗普的模式已经颇为遥远，只能说普氏的学说启发了这篇析论而已。
第五部分：电影叙事分析迈向结构主义叙事分析的巅峰（1）
20世纪60年代末期，文学叙事研究领域试图超越普罗普公式固有的限制藩篱，开创出更具普遍性、也更具实效性的分析模式。我们只举出在结构主义叙事分析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为例，那是学术性期刊《传播》（munications）于1966年出版的研究专号“结构主义叙事分析”（L’Analyse structurale du récit）中的几个分析篇章，其中尤以罗兰·巴特及克洛德·布雷蒙（Claude Bremond）的论文最为重要。罗兰·巴特在这篇可能是他最正面标举结构主义论述方式的文章中强调，应该舍弃归纳法，而像语言学的演绎法则一样建构叙事学的必要性，亦即叙事理论须先“构思一套描述性的公设模式，从这一模式出发，逐渐向下推展到相同或相异的样类上。只有在类同与区别的层次上，才有可能探寻出叙事的复义性，及其在历史、地理和文化方面的多样性”。巴特把语言学的方法推展得相当彻底，一篇叙事成为“一个放大了的句子结构”，而叙事中人物的角色类型则与文法功能相对等。这篇具有时代意义的论述最值得我们重视的一点在于，它尝试描述所有叙事结构分析模式所具有的内在逻辑。巴特从功能（fonctions）、行动（actions）及叙述（narration）三个连续的层次去描述这一逻辑，以下我们也将依序试加以说明。
21巴特论功能
巴特区分了两类内容单位：一是结构单位（unité distributionnelles，巴特名之为功能，就像普罗普一样），由它与其他功能的关系来界定；二是整合单位（unité nitégratives）或指标（indices），用以确定与其他层次（即行动与叙述）之间的关联，比方说它们有可能是有关叙事中人物身份的指标或“气氛”的指标等等。这两种单位的分布比例是叙事风格的首要特性，有的叙事比较“功能性”（fonctionnels），有的叙事比较“指标性”（indiciels）。此外，功能还可以再向下区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基本功能（fonctions cardinales），或称核心（noyaux），即“开启事件以利故事发展”的功能；第二类是催化功能（catalyses），即“联系单位，而非引发后果的单位”。同样的，指标也可以再区分成两种，一种是“指示一种特性、感情、气氛或哲学的”真正的指标（indice），另一种则是“用于辨明身份，或在时间与空间中的位置”的信息（information）。
继之而来的问题便是该如何界定“功能句法”（syntaxe fonctionnelle），也就是这些不同的单位在叙事中如何彼此序列的问题。一般而言，指标与指标、指标与功能之间能够比较容易地相互组合，基本功能与催化功能之间也总存在着隐然涵括的关系（催化功能经常附着于某一基本功能上）。最根本的问题（正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