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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装的两台闭路电视接见机！所谓接见，有特别接见和普通接见的两种，普通接见有二十个窗口，每次讲话，只有三分钟，（虽然“监狱行刑法”第六十三条明定“接见时间以三十分钟为限”“有必要时得增加或延长之”；“羁押法”第二十五条也明定“接见被告每次不得逾三十分钟，但有不得已事由……得延长之。”虽忘了明定下限，但立法原意，大概总不是三分钟吧？）普通接见窗口有一至二十号，用“电话三明治法”（这是我描写的，因接见人与被接见人之间，有塑料板隔音，只有电话相通），这已经是很不入道的科学方法了，因为没有电话的发明，双方见面要讲话就非得给面对面没有塑料的优待不可，这种电话的发明，你说多可恶啊！（当然它的可恶，可以被法院候保室的那种电话抵销掉，候保室的电话，能给人在牢笼中走私出爱的呼声，多可爱啊！）不料台湾的大官人，认为这种“电话传真”（这又是我描写的）还不够安全不够过瘾，居然在整天高喊经费不足之时，制造了两台闭路接见机，就是连隔塑料铁栏的人道都不准了，要接见人和被接见人都从闭路电视中出现！双方各对电视机讲话，而不再对塑料、铁栏外的“真人”讲话了！这两台闭路电视接见机，编为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号，于中秋佳节启用。李元簇部长特地跑来“巡视”，就是“巡视”这种剥夺人权凌虐人犯的科学道具的！你说可叹不可叹！（所中囚犯恨此机器入骨，奔走相告，千万排队时，别排到这两号！） 汉朝的人说：“刀笔吏不可做公卿”；宋朝的人说：“本来无事只畏扰，扰者才吏非庸人。”“刀笔吏”和“才吏”都以能干著称，但这种人不识大体，他们做了“公卿”，扰起人来，比庸人自扰祸害多得多，李元簇的“德政”例子，正说明了这一现象和道理。在历史中，这种人，正该进入“酷吏列传”——如果他进得了历史的话。
司马迁写（史记），特别为酷吏写了一篇传。他提到的赵禹，赵禹为人清廉，可是周亚夫不肯重用他，人家问周亚夫为什么？周亚夫说：“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我知道禹是清廉的，能干的，但是他办事用法太深太刻，这种人，不可以在大衙门掌权的。）这就是说，有刀笔吏习性的公务员，他们老是不识大体的找人麻烦，这种人得志，别人就活得太吃力了。 赵禹的酷兄酷弟是张场，张汤小时候，他爸爸出门，叫他看家，家里的肉被老鼠偷吃了，爸爸回来，摸他一顿。他吓得要死，把老鼠捉来，先审问，后处决。而他审问老鼠的判决书，“文辞如老狱吏”，非常内行！他后来当权，当然整天搞“捕鼠专案”，杀鼠无算。后来他被整肃，终于自杀而死。死后家产只有“五百金”，穷得草草掩埋了事，证明了他绝非贪官，他的毛病，只是喜欢把人当老鼠而已。 中国人以为清廉的官都是好人，大错特错，清廉的官可能是个不爱钱的坏蛋，他们酷爱权力，捕鼠机式的权力，不但不识大体，并且鼠目寸光，整天以残忍为事，还美其名曰仁政、曰法治、曰大有为，这不太好玩了吗？（其实这种人，是值得精神分析的残忍变态人。）
有一种双子叶植物离瓣类的一科，叫“鼠李科”，在他们仁政、法治、大有为之下，我想这一植物学名词自然要发生词变而成动物学或法学名词了，“鼠李科”，“鼠李科”，老鼠李敖入笼，岂不是典型的“鼠李科”吗？ 三个月来，这边枪毙了两只老鼠，凌晨五点多动手，都是两枪毙命，枪声凄厉可闻。本月四号枪毙的是林辉煌，林辉煌的故居，改分吕韬去住，吕韬忌讳，不肯住，被视为犯规，加钉脚镣，放在犯规房中，真是无妄之灾。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九日，明天开始，就是下山火车了
三
汝清女秘书：
这边虽然有三千多囚犯，但是正牌医生只有课长一个人是，课是卫生课，课长叫金亚平，他不给囚犯看病，逍遥得很。他手下有一个王护土，是男的，冒充王医生，专治外科、内科，所有的疑难杂症，但病有千般，药却只是几种。他看病，使我想起一个笑话：
军医：你头痛吗？耳鸣吗？我给你试听一下，你听听看，这声音是叮叮呢还是当当？
病人：是叮叮。
军医：拿阿司匹灵去！
病人：不是呀，说错了，是当当。
军医：也一样，拿阿司匹灵去！
病人：那么怎样才不要老是阿司匹灵？
军医：要听起来叮当才对！
王医生以外，另外两个穿便服的“警察”，一个叫尤大时。一个叫阙壮士。尤主管负责接洽外医工作（即接洽技术员来所照X光、做心电囹、验血、验尿、以及送重病犯人去中兴医院求诊）；闭主管负责新收犯人的体检工作（只量身高体重、检查有无tattoo，其他病情，均由犯人自报，由他填入表格，便算他检查过了。我在军监时，军医也一样，不过比较老实，在表格上写：“该李犯自称有胃病”云云。）
事实上，以上职务也是形式上的，因为实际作业的，还是犯人——犯人中的医生。去年他们逮到一个妇产科医生黄仁温，以堕胎罪判一年。于是一年的外科、内科、所有疑难杂症，便都有替身代诊了。（我在军监时，逮到台独要犯陈中统，是兽医求他看病，军医整天坐在那里，不看病人看武侠。）由于所方一再上报说人手不足，大有为当局同意每月支付一万二千元，聘雇外面的蒙古大夫来兼差。所以这边也可看到医生做外会。不过近朱者赤，外面的一来，看病的方式便是草营人命式，“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式（西医用中医望、闻、问、切的方法看病，从来不用温度计或听筒之类）。这里面也有所谓的病房，叫“病舍”，内分单人房和多人房，类似医院中的头等二等之分。但病舍住的，却非病人而是有来头的或有钱的人，如林浩兴案财务经理张国霖，如法官贪污案高院庭长董国挂、地院推事宗成销，如启达案徐启学等等等等。真正有病的犯人如景美翁媳命案张国杰（年逾古稀，已押八年，发回更审十余次之多），只在病舍住三天多就给赶回押房。按说李敖是有住病舍的条件的，但病舍为外宾参观必经之地，李敖若在那里，是非必多，所以仍以住押房为宜。
这里的药，当然全是最蹩脚的，偶尔有～点高级的，如“克风”，如“特勒麦辛”，却都锁在金课长的柜里，若无门路，休想吃到。所方有一大苛政，就是不准外面送药进来。但依“羁押法施行细则”第六十九条规定：“被告声清自行购买或由亲友送入药物，经看守所医师检查合格后得许可之。’可见不准送药是于法不合的。此一苛政，起源在去年所务会议上，卫生课提议以无检查设备为由，拒收亲友送入药物，规定一律由卫生课代购。不料代购之下，药物比外面贵得多，“康得六00”市面上定价五十，四十可买到，但所方代购却要六十，经犯人｛I］抗议，所方的理由是，请药商代送，当然要加车马费！但三千多人的经常购药量，平均每日或每周已是大生意，药商竞送还来不及，何能反加车马费？最后无以自明，索性悍然一律拒绝代购！于是犯人生病，全靠神仙保佑了。（其他的看守所，规模不如敝所大，却可以送入药物，可见无检查设备之传说，全属透词！）
犯人看病的时候，这里也给打针，不过那种场面像是领配济米，（写到这里，我必须声明一下，你看我的字写得多难看，因为笔不好用的缘故，这边买的笔，良莠不齐。纸上又有蜡质，不好着墨。）大家排好队，露出屁股，然后依次向前挪动，打针师是个兽医（又是兽医，天下兽医何其多！），用一根针管和 一根针，插入药瓶吸药、注射，……再吸药，再注射，……三吸 药，三注射。……全部过程，我有诗咏之如下：
大罕阴气阴森森，
排队看病如狼奔，
兽医下令齐脱裤，
只换屁股不换针！理论上这根万用针头，不知可传染到多少新病出来，但是谁他妈的管呢？
只换屁股不换针，
兽医妙手要回春，
回春不成不要紧，
不愁病人不问津。记得西门叮有一家蛇肉店，店里挂了好多匾，有一块匾最不俗套，上面只有四个字——“胜过打针”，我想，在这样的牢里生病，干万针是打不得的，任何的治病方法，大概都“胜过打针”！
昨天开出票来，黄石城当选彰化县长。前一阵子他办（深耕）杂志，创刊设“李敖评论”专栏，由林正杰等小朋友出面，得我同意，登出我的一篇旧稿——（蝙蝠与清流），每字送来一元，共四千元，被我骂回，我说至少三万，黄石城遂送了三万，形式上我收了，骨子里都给了小朋友用了，我一块钱都没拿。这就是李敖作风的一例，特别写给女秘书看。
吕德又来信，提到“古永城要我向您问好”。吕德说：“出生在此，人权如狗命，只有忍耐，等将来老天有眼，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得到报应吧。”吕德在外面是卡车司机，这次被警察屈打成抢劫犯，并且是三十多次的抢劫犯——把过去所有破不了的悬案，都记在他头上，他气死了。他说他如果能活着出去，一定要开着卡车，见警察就撞，“把那些王八蛋一个个撞死”！这就是他的报应论要旨。所以以后你我走在路上，千万要与任何警察保持二十米距离，以免遭到吕德式车祸。
写到这里，温锦丰送来他的“公设辩护人辩护书”。温锦丰二十六岁，苗栗县人，本来没有职业，看到这边招考监狱管理员，就来应征了。所以他等于是“警察”。今年二月十四日晚上八点十分，他担任第一岗哨值勤，他的同事张树忠，在看守所外包好长寿二百五十包，请他自上吊进，张树忠再空手进来，取走香烟，带至收容中心，以每包一百元卖给犯人熊任挣（熊红锋编号正好在我面前，是五00一，我是五00二）熊任挣给他二万五千元，被查到，以贪污罪起诉，温锦丰被判五年半。“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板桥分院公设辩护人辩护书”（一九八一年度辩字第四十号）说：
“公诉人以被告涉有罪嫌，无非以主任管理员王文发
之供述为佐证，但王文发并非亲见被告吊入香烟，仅以被
告曾向其承认该晚（十四）曾吊入生力面三箱，王并供证：
‘温（指被告）不知是香烟’……”但是身为监狱管理员，为何要用绳子吊生力面，实在也是一个值得“精神分析”的事。这个人因为不知如何是好，特别找到 我，我说唯一办法就是你说你饭量奇大，像我的可爱的女秘书 一样，你当庭表演吃面，连吃数十包，则法官自然相信你所吊 是面，并且纯粹自用属实了。（你猜我有没有这样跟他说过？ 你猜猜看呀！）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四
汝清——本来以为今天会见到你的：
五分钟前得秉速件，要改第四册的书名，你如觉得好，就可由他全权做主。他要我速复，所以赶写此信。
《八十年代》本月号有一段讲千秋评论丛书的事，你看到了吗？康宁祥他们说：“这些书预料将很赚钱，但是否被禁，令人担心，但也许愈禁愈畅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