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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叫“右派”，而且还“老”，可见这件事有比较长久的历史渊源了。在中国，划右派最集中的时期是1957年。难道这一位姓周的学生也是那时候被划为右派的吗？到了进入牛棚时，他已经戴了将近十年的右派帽子了。这个期间他是怎样活下来的，我完全不清楚。等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满面蜡黄，还有点浮肿，头发已经脱落了不少，像是一个年老的病人。据说他原是一个聪明机灵的学生。此时却已经显得像半个傻子，行动不很正常了。我们只能说，这一切都是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受到十分严重的折磨的结果。这无疑是一个人生悲剧。我自己虽然身处危难，性命操在别人手中，随时小心谨慎，怕被不吃素的长矛给吃掉；然而看到这一位“老右派”，我不禁有泪偷弹，对这一位半疯半傻的人怀有无量的同情！
可是在那一批毫无心肝的牢头禁子眼中，这位傻子却是一个可以随意打骂，任意污辱，十分开心的玩物。这样两只腿的动物到哪里去找呀！按照他们的分工原则，一个很年轻的看上去很聪明伶俐的工人，是分工折磨这个傻子的。我从没有见过这个年轻工人打过别的“罪犯”。独独对于这个傻子，他随时都能手打脚踢。排队到食堂去吃饭的路上，他嘴里吆喝着又打又骂的也是这个傻子。每到晚上，刑讯室里传出来的打人的声音以及被打者叫唤的声音，也与这个傻子有关。我写回忆录，有一个戒条，就是：决不去骂人。我在这里，只能作一个例外，我要骂这个年轻的工人以及他的同伙：“万恶的畜类！猪狗不如的东西！”
有一天，我在这个傻子的背上看到一个用白色画着的大王八。他好像是根本没有家，没有人管他。他身上穿的衣服，满是油污，至少进院来就没洗过，鹑衣百结。但是这一只白色的大王八却显得异常耀眼，从远处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别人见了，有笑的权利的“自由民”会哈哈大笑，我辈失掉笑的权利的“罪犯”，则只有兔死狐悲，眼泪往肚子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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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生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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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摇、物理系的一个教员
这个教员是北大心理系一位老教授的儿子，好像还是独生子。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他的一条腿短一截，走起路来像个瘸子。
我从前并不认识他。初进牛棚时，甚至在太平庄时，都没有见到过他。我们在牛棚里已经被“改造”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是中午过后不久——我在这里补充几句。牛棚里是根本没有什么午休的。东语系那位老教授，就因为午饭后坐着打了一个盹儿，被牢头禁子发现，叫到院子里在太阳下晒了一个钟头，好像也是眼睛对着太阳——，我在牢房里忽然听牛棚门口有打人的声音，是棍棒或者用胶皮裹起来的自行车链条同皮肉接触的声音。这种事情在黑帮大院里是司空见惯的事，一天能有许多起。我们的神经都已经麻木了，引不起什么感觉。但是，这一次声音特别高，时间也特别长。我那麻木的神经动了一下，透过玻璃窗向棚口看了看。我看到这一位残伤的教员，已经被打倒在地，有几个“英雄”还用手里拿着的兵器，继续抽打。他身上是不是已经踏上了一千只脚，我看不清楚。我只看到这一位腿脚本来就不灵便的人，躺在地上的泥土中，脸上还好像流着血。
他为什么这样晚才到牛棚里来？他是由于什么原因才来的？他是不是才被“揪”出来的？这些事情我都不清楚。一直到今天也不清楚。我虽然也像胡适之博士那样有点考据癖；但是我不想在这里施展本领了。
从此以后，我们每次排队到食堂去吃饭时，整齐的队伍里就多了走起路来很不协调的瘸腿的“棚友”。
关于牛棚中个别人的“花絮”，如果认真写起来的话，还可以延长几倍。我现在没有再写的兴致，我也不忍再写下去了。举一隅可以三隅反。希望读者自己慢慢地去体会吧。
（十一）特别雅座
我自己已经堕入地狱。但是，由于根器浅，我很久很久都不知道，地狱中还是有不同层次的。佛教不是就有十八层地狱吗？
这话要从头讲起，需要说得长一点。生物系有一个学生，大名叫张国祥。牛棚初建时，我好像还没有看到他，他是后来才来的。至于他为什么到这里来，又是怎样来的，那是聂记北大革委会的事情，我辈“罪犯”实无权过问，也不敢过问。他到了大院以后，立即表现出鹤立鸡群之势。看样子，他不是一个大头子，只是一般的小卒子之类。但管的事特别多，手伸得特别长。我经常看到他骑着自行车——这自行车是从“罪犯”家中收缴来的。“罪犯”们所有的财务都归这一批牢头禁子掌握，他们愿意到“罪犯”家中去拿什么，就拿什么。连“罪犯”的性命自己也没有所有权了——，在大院子里兜圈子，以资消遣。这在那一所阴森恐怖寂静无声的“牛棚”中，是非常突出的惹人注目的举动。
有几天晚上，在晚间训话之后，甚至在十点钟规定的“犯人”就寝之后，院子里大榆树下面，灯光依然很辉煌。这一位张老爷，坐在一把椅子上，抬起右腿，把脚放到椅子上，用手在脚指头缝里抠个不停。他面前垂首站着一个“罪犯”。他问着什么问题，间或对“罪犯”大声训斥，怒骂。这种训斥和怒骂，我已经看惯了。但是他这坐的姿势，我觉得极为新鲜，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影像，永世难忘。更让我难忘的是，有一天晚上，他眼前垂头站立的竟是原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当过铁道部副部长的陆平。他是那位“老佛爷”贴大字报点名攻击的主要人物。黑帮大院初建时，他是首要“钦犯”，囚禁在另外什么地方，还不是“棚友”。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竟也乔迁到棚中来了。张国祥问陆平什么问题，问了多久，后果如何，我一概不知。只是觉得这件事儿很蹊跷而已。
可是我哪里会想到，过了不几天，这个恶运竟飞临到我头上来了。有一天晚上，已经响过熄灯睡觉的铃，我忽然听到从民主楼后面拐角的地方高喊：“季羡林！”那时我们的神经每时每刻都处在最高“战备状态”中。我听了以后，连忙用上四条腿的力量，超常发挥的速度，跑到前面大院子里，看到张国祥用上面描绘的那种姿态，坐在那里，右手抠着脚丫子，开口问道：
“你怎么同特务机关有联系呀？”
“我没有联系。”
“你怎么说江青同志给新北大公社扎吗啡针呀？”
“那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
“你有几个老婆呀？”
我大为吃惊，敬谨回禀：
“我没有几个老婆。”
这样一问一答，“交谈”了几句。他说：
“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
是的，我承认他说的是实话。我一没有被拳打脚踢；二没有被“国骂”痛击。这难道不就是极大的“仁慈”吗？我真应该感谢“皇恩浩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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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生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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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最后这一句话里面含着极危险的“杀机”。“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明天晚上怎样呢？
第二天晚上，也是在熄灯铃响了以后，我正准备睡觉，忽然像晴空霹雳一般，听到了一声：“季羡林！”我用比昨晚还要快的速度，走出牢房的门，看到这位张先生不是在大院子里，而是在两排平房的拐角处，怒气冲冲地站在那里：
“喊你为什么不出来？你耳朵聋了吗？”
我知道事情有点不妙。还没有等我再想下去，我脸上、头上蓦地一热，一阵用胶皮裹着的自行车链条作武器打下来的暴风骤雨，铺天盖地地落到我的身上，不是下半身，而是最关要害的头部。我脑袋里嗡嗡地响，眼前直冒金星。但是，我不敢躲闪，笔直地站在那里。最初还有痛的感觉，后来逐渐麻木起来，只觉得头顶上，眼睛上，鼻子上，嘴上，耳朵上，一阵阵火辣辣的滋味，不是痛，而是比痛更难忍受的感觉。我好像要失掉知觉，我好像要倒在地上。但是，我本能地坚持下来。眼前鞭影乱闪，叱骂声——如果有的话——也根本听不到了。我处在一片迷茫、混沌之中。我不知道，他究竟打了多久。据后来住在拐角上那间牢房里的“棚友”告诉我，打得时间相当长。他们都觉得十分可怕，大有谈虎色变的样子。我自己则几乎变成了一块木头，一块石头，成为没有知觉的东西，反而没有感到像旁观者感到的那样可怕了。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我隐隐约约地仿佛是在梦中，听到了一声：“滚蛋！”我的知觉恢复了一点，知道这位凶神恶煞又对我“仁慈”了。我连忙夹着尾巴逃回了牢房。
但是，知觉一恢复，浑身上下立即痛了起来。我的首要任务是“查体”，这一次“查体”全是“外科”，我先查一查自己的五官四肢还是否完整。眼睛被打肿了，但是试着睁一睁：两眼都还能睁开。足证眼睛是完整的。脸上，鼻子里，嘴里，耳朵上都流着血。但是张了张嘴，里面的牙没有被打掉。至于其他地方流血，不至于性命交关，只好忍住疼痛了。
试想，这一夜我还能睡得着吗？我躺在木板上，辗转反侧，浑身难受。流血的地方黏糊糊的，只好让它流。痛的地方，也只好让它去痛。我没有镜子，没法照一照我的“尊容”。过去我的难友，比如地球物理系那一位老教授，东语系那一位女教员等等，被折磨了一夜之后，脸上浮肿，眼圈发青。我看了以后，心里有点颤抖。今天我的脸上就不止浮肿、发青了。我反正自己看不到，由它去吧。
第二天早晨，照样派活，照样要背语录。我现在干的是在北材料厂外面马路两旁筛沙子的活。我身上是什么滋味？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一概说不清楚，我完全迷糊了，迷糊到连自杀的念头都没有了。
正如俗话所说的：祸不单行。我这一个灾难插曲还没有结束。这一天中午，还是那一位张先生走进牢房，命令我搬家。我这“家”没有什么东西，把铺盖一卷，立即搬到我在门外受刑的那一间屋子里。白天没有什么感觉，到了夜里，我才恍然大悟：这里是“特别雅座”，是囚禁重囚的地方。整夜不许关灯，屋里的囚犯轮流值班看守，不许睡觉。“看守”什么呢？我不清楚。是怕犯人逃跑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知识分子犯人是最胆小的，不会逃跑。看来是怕犯人寻短见，比如上吊之类。现在我才知道，受过重刑之后，我在黑帮大院里的地位提高了，我升级了，升入一个更高的层次。“钦犯”陆平就住在这间屋里。打一个比方说，我在佛教地狱里进入了阿鼻地狱，相当人间的死囚牢吧。
但是，问题还没有完。仍然是那一位张先生，命令我同中文系一位姓王的教授，每天推着水车，到茶炉上去打三次开水，供全体囚犯饮用。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位王教授会同我并列。据我所知，他并没有参加“井冈山”，也并没有犯过什么弥天大罪，为什么竟受到这样的惩罚呢？打开水这个活并不轻，每天三次，其他的活照干，语录照背。别人吃饭，我看着。天下大雨，我淋着。就是天上下刀，我也必须把开水打来，真是苦不堪言。但是，那一位姓王的教授却能苦中寻乐：偷偷地在茶炉那里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