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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工作考量而言，我完全乐意接受这项决定，因为我知道在雷诺汽车里，再没有其他人比我更合适负责这项工作。这样说绝不是自大，在内心深处，我早有感觉，自己正是为此而加入雷诺汽车的，之前的工作经历也正是为此刻而做的准备，这再明显不过了，但我仍然得说服丽塔。而结果十分令人满意，她非常明白这是一次难得的挑战。和大部分的女性一样，她凭直觉对我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且我确信你绝对能成功，你的视野只会更加开阔，这真的是作梦也想不到的好机会。”从一开始，她就非常客观地分析，还说：“这将是很大的挑战，不过人生难得遇见这样的机会，说什么也要赌一次。”反而是我心里的感觉比较不踏实，因为我们才刚刚买了房子，并大肆整修了一番；才刚搬进去住了不到三个月，就宣布要举家前往日本，这总是令人有点难以接受。
对路易·施维茨而言，作出他生涯中最沉重决定的一刻，终于到来了。
在日产这件案子上，最主要还是看路易·施维茨的决定。老实说，即使雷诺的董事会里头有反对的声音，也改变不了什么。有没有一致通过决议，那都是次要的，因为并没有举行投票或股东财务会议，只是让大家就几个选项各自表达看法，最后则由施维茨综合大家的看法，然后做决定：“就选日产。”而且我们全体都很明白他在那个情况下所做出来的反应代表什么意义，他毫不犹豫，结盟的决定就是由他来做。风险，他一肩扛起。他听取了其他人的意见，也听我的意见，后来采纳了我的意见。但是，他才是做出决策的人。
剩下的任务就是获得雷诺的大股东——法国政府——的首肯，其时法国政府还持有雷诺百分之四十四的股权。财政部高层方面（法国在公营企业或部分民营企业里所投入的资金都由该部调度）对此案十分有兴趣，当时的财政部主委尚·乐米埃（Ｊｅａｎ Ｌｅｍｉｅｒｅ）后来便向飞利浦·耶斯（本书作者之一）坦言道：‘我们认为这是一项重大的胜利。一家小小的法国企业竟能钓上日本第二大车厂，这实在让人觉得新鲜。’不过，最后还是要由总理乔斯班决定，而路易·施维茨能与政府首长办公室直接沟通也对此事有极大助益。这位全民股东投下了赞成票，并且继续留在幕后。这其实也是从前次在与沃尔沃汽车合并过程中，因过度干预而导致欲速则不达的后果所得到的教训。
随后，事情的进展演变得极为迅速。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２日，雷诺与日产先签定了一份“贸易备忘录”，从此展开一段为期三个月的“妥善保管义务条约期”，双方共同记账，一同讨论财务与组织架构。但尽管已经进行到这个阶段，双方仍尚未有明确的结论，因此义一持续和福特及克莱斯勒洽谈，尤以后者为甚，一直到克莱斯勒确定退出后，雷诺总算在三月中时确认这件案子。
就在路易·施维茨与义一于３月２７日在日产设于东京经团联会馆的总部共同向国际媒体宣布结盟的消息时，外界的反应从错愕到充满敌意均有，中间掺杂了程度不一的揶揄及嘲讽。所有日本记者及其美国同业均苦思到底雷诺在打什么如意算盘，有一家纽约的报纸打出了以下标题：“法国车厂大失血”。而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里，雷诺几乎没有任何亏损，只有１９９６年例外，而讽刺的是，日产正好只有该年出现盈余。雷诺的资产并非富裕，远远比不上克莱斯勒，但是雷诺没有负债，然而整个合并事件的演变在外界看来，就好像新娘子从白马王子的手中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男子给抢走了。
我很清楚其中所冒的风险，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继续努力，但是我也很清楚，这是雷诺汽车必须把握的机会，即使没有人能保证一定成功。当然，雷诺此举有一定的风险，而且就过往的经验来看，大家总是会先评估风险。不过，就此机会而言，不管是对雷诺也好，或是对于个人前途也好，都值得冒这个险。有一天，路易·施维茨问我成功的几率有多少。我回答他说：“各占一半。”那时双方正在签约。我反问：“你觉得呢？”他没有说出百分比，只是告诉我：“要是我知道你认为只有一半的成功几率，我就不会同意结盟，我不会拿雷诺去下只有一半几率的赌局。”他的看法比我乐观。
而雷诺在世界汽车工业里的同行，则普遍抱着看好戏的心态。他们一般认为：这群法国佬疯了。即使在法国，平常大家总是抱持乐观的态度，但是对于这件合并案却也是冷淡以对。说话一向百无禁忌，同时却也对其日本竞争对手知之甚深的标致－雪铁龙集团前任老板贾克·卡维（Ｊａｃｑｕｅｓ Ｃａｌｖｅｔ）便解释说道：“我绝不会做出这样的决策，因为存在着太多不便及财务风险。此外这两家公司的竞争性大于互补性。更重要的是，让两支文化完全不同的工作团队在一个屋檐下运作实在是太大的挑战。以上就是我的看法。”
借着强调文化差异，贾克·卡维确实一针见血地指出主要挑战：让两种不同文化、身分、人格特质的工作团队共同生活及工作。
每个人都说克莱斯勒错过了好机会，不过就算是他们得到合并的机会，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能运作成功。跨文化的经营管理谁也说不准。
即使在雷诺内部，当时也没有太多人认识或欣赏戈恩，其原因似乎十分显而易见。一向有话直说的鲍勃·鲁兹便在１９９９年指出，日产合并案就像是把辛苦存在银行里的五十亿美元，全部扔进大海里；两年后，当日产公布其营业报告时，有记者再次以这段话询问他的看法时，根据《汽车周刊》（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Ｎｅｗｓ）的转述，鲁兹的回答如下：“我当时并没有考虑到卡洛斯·戈恩。”
我很能体会这样的恭维，因为这件案子确实很特殊。世事就是如此，总有人会在适当的时刻出现，接下适合的工作，并完成某些被不同背景或特质的人视为不可能成功的事。
第一部分：迈向亚洲进驻日本（1）
日本？我只在１９８４年的时候去过一次，去参观小松（Ｋｏｍａｔｓｕ），在那里待了两天，如此而已。
该日本企业是世界第二大工程用引擎制造商，仅次于美国的凯特皮勒（Ｃａｔｅｒｐｉｌｌａｒ），同时也是米其林的大客户，每年购买大量的农具及工程用轮胎。在前往巴西之前，卡洛斯·戈恩曾是米其林研发部门的主管，负责研发农具及工程用轮胎；在东京待上四十八小时，根本无法勾勒出对日本的具体印象。而在雷诺与日产谈判至签约结盟期间的几次访问，其状况也是如此。对日本有第一印象的经验应该是１９９９年５月全家赴日那一次。所有驻外人员都晓得：要在一个遥远的国度圆满达成使命，即便该国环境不险恶，但是个中的差异对于一个必须融入当地生活的家来说，实在忽视不得。
我太太说：“我不能就这样离开。我从来没去过亚洲，得先找好房子和学校。不过只要你决定去日本，我一定会跟着你。”于是，我便带着全家，趁着五月份法国学校放假时前往日本。
春天实在不失为认识日本大都会的好时机。东京并不是只有从成田机场降落之前，映入眼帘的那一片水泥森林而已；尽管和世界上其他各国首都相比，东京仍然缺乏绿地，但是近二十年来，该地已经“绿化”了许多。不过东京市民非常热衷造景，常常在小角落里摆上一盆花、一棵植物，甚至种上一棵小树。在那里可以看到许多极不协调的景象：市区里矗立着高架道路的主要街道后面，隐藏着住宅区，区内透天住宅一栋栋栉比鳞次，住宅之间一条条狭窄的走道，家家户户都有一座整理得干干净净的小院子或花木扶疏的阳台。在初春短暂的樱花季之后，到处开满了杜鹃花，花季更长、颜色也更为缤纷。五月的日本，气候较为宜人，气温也见回暖，惟仍稍稍呈现昼短夜长的情况。
雷诺替我们做了妥善的安排。人事部的飞利浦·勒孔德（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Ｌｅｃｏｍｔｅ）联络日方一名法国专员沙智·艾何迪（Ｓｅｒｇｅ Ａｉｒａｕｄｉ），他的前妻是日本人。我们全家首次的日本之行就是由沙智·艾何迪的前妻负责接待的。在我接洽公务的同时，孩子们则到处参观，他们所到之处都大受欢迎。最让我惊讶的是，孩子们在这个礼拜里玩得非常高兴，这是第一个意外之喜。日本之行实是一趟冒险之旅，我不知道他们将会作何反应，不过，从这趟和日本的第一次接触来看，他们似乎十分开心。
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在东京，特别是在日本内陆，外籍人士的面孔在当地依旧引起大家的好奇心。“Ｇａｉｊｉｎ， ｇａｉｊｉｎ！”（这是日文ｇａｉｋｏｋｕｊｉｎ 的简称，外国人的意思）这些在地铁中由偶然发现外国人的孩童们口中所发出的声音，早已成了驻外人员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这样的情形虽然大有改观，但是一名外国小孩在街头出现，依然会引起一阵此起彼落的 ｋａｗａｉ（可爱）声。
１９９９年时，我儿子才五岁，女儿们年纪稍大。每一个碰见他们的日本人都会对他们说：“ｋａｗａｉ！”孩子们感受到了自己在周遭大人们眼中的存在。他们学了几句日语，而饭店里的人也都非常亲切。然后趁着周末，我们住到一家民宿去，屋主还特别为孩子们调制精致的餐点，他们都感受到日本人的亲切有礼。孩子们对于这一切十分敏感，也因为如此，这一趟和日本的第一次接触相当成功。后来，在离开日本一周以后，我很高兴听见四个小孩问我：“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再去日本？”这真让我松了口气。
对于丽塔来说，事情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丽塔显得比较犹豫，因为发现自己完全不懂人家在写些什么、说些什么，烦恼到时候房子和学校会是怎么样，如何在东京开车等。她开始烦恼一切家庭琐事，要多久时间才能习惯一切；她知道将无法太过倚赖我，因为我会很忙。她担心的是我们要如何及要多久才能让家庭生活步上正轨。对于驻外的生活，她早有丰富的经验，而且观念十分开放。不过，那时候我们参观的几栋房子都不太合意，而且和学校的联系也不是让人很满意。
对于过客或初到该地的人而言，造访超市绝对是一项“文化震撼”：东京至今仍是世界上生活消费指数最高的城市，将当地的物价换算成自己习惯使用的货币时（这是一般人的习惯），会发现有些货品的价格将让人不自觉地毛骨悚然。
另外一件事铁定会让家庭主妇抓狂：物价！当你住过美国及巴西，接着来到东京，却发现番茄居然是以颗为贩售单位，而且一颗甜瓜可以卖到五十美元，这简直教人瞪大了眼睛。当家里有四个早已习惯西方食物的小孩，真的会为此伤透脑筋。问题并不在消费的多寡，因为她知道我的收入会随着生活消费指数而作调整，不过，买一颗甜瓜得花上五十美元，而相同的价格在巴西可以买下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