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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似非而是的情况：大政治家看似奸诈，却是能成就大事业的人；有大智慧的人看似痴愚，然而其内心却一片空明，聪明盖世；博爱的人看似虚幻，其心胸实际上非常宽厚充实；正直无私的忠言虽然听了让人不高兴，但其情感却是出自一片至诚。人世间诸如此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现象，如果不是天下最精明的人，谁能分辨得清呢？
孔子说：“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知人比知天还难。天还有春秋冬夏和早晚，可人呢，表面看上去一个个都好像很老实，但内心世界却包得严严实实，深藏不露，谁又能究其底里呢！有的人外貌温厚和善，行为却骄横傲慢，非利不为；有的貌似长者，其实是小人；有的外貌圆滑，内心刚直；有的看似坚贞，实际上疲沓散漫；有的看上去泰然自若，可他的内心却总是焦躁不安。”
姜太公说：“人有看似庄重而实际上不正派的；有看似温柔敦厚却做盗贼的；有外表对你恭恭敬敬，可心里却在诅咒你，对你十分蔑视的；有貌似专心致志实则心猿意马的；有表面风风火火，好像是忙得不可开交，实际上一事无成的；有看上去果敢明断而实际上犹豫不决的；有貌似稀里糊涂、懵懵懂懂，反倒忠诚老实的；有看上去拖拖拉拉，但办事却有实效的；有貌似狠辣而内心怯懦的；有自己迷迷糊糊，反而看不起别人的。有的人无所不能，无所不通，天下人却看不起他，只有圣人非常推崇他。一般人不能真正了解他，只有非常有见识的人，才会看清其真面目。”凡此种种，都是人的外貌和内心不统一的复杂现象。这是人世间最复杂的事物，没有大智慧的人，是处理不好这样的人与事的，这也是我们在这里研究的“帝王学”的精妙所在。
南北朝时的政论家桓范说：“如果贤惠和痴愚的不同，像葵花和苋菜那样容易区别，那还有什么不好辨认的呢？可是贤惠和愚劣却像莠与禾苗一样，常常似是而非，那就难办了。”战国时的哲学家杨朱在《法言》中说：有人问到知人之难时说：“人和人的区别如果像泰山与蚂蚁，河海与小水洼一样，那太容易分辨了！可是如果要区别大圣与大奸，就太难了！呜呼，只有把似是而非的现象辨别清楚后，才可以说知人不难的话！”
知人是合理用人的先决条件，陶朱公派幼子救兄就是典型的用人例证。我们现在姑且把它复述出来，或许会对今人有所启发：
陶朱公原名范蠡，他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以后，功成身退，转而经商。后来辗转来到陶地，自称朱公，人们都称他为“陶朱公”。这个陶朱公后来成了大富翁。后来，他的二儿子因杀人被囚禁在楚国。陶朱公想用金钱赎回二儿子的性命，于是决定派小儿子带丰厚的钱财去楚国办理这件事。长子听说后，坚决要求父亲派他去，他说：“我是长子，现在二弟有难，父亲不派我去反而派弟弟去，这不是说明我不孝顺吗？”他同时还声称如果得不到批准，就要自杀。陶朱公的老伴也说：“现在你派小儿子去，还不知道能不能救活老二，却先丧了长子，可如何是好？”陶朱公不得已，就派长子去办这件事，并写了一封信让他带给以前的好友庄生，交代说：“你一到之后，就把钱给庄生，一切听从他的安排，不要管他怎么处理此事。”
长子到楚国后，发现庄生家徒四壁，院内杂草丛生，按照父亲的嘱咐，他把钱和信交给了庄生。庄生说：“你可以赶快离开了，即使你弟弟出来了，也不要问其中的原委。”但长子告别后并未回家，而是避开庄生去贿赂其他权贵。庄生虽然穷困，但却非常廉直，楚国上下都很尊敬他。陶朱公的贿赂，他并不想接受，只准备在事成之后再还给他，所以那些钱财他丝毫未动。陶朱公长子不知原委，以为庄生无足轻重。
庄生向楚王进谏，说某某星宿相犯，这时楚国不利，只有广施恩德才能消灾。楚王听了庄生的建议，命人封存府库，实行大赦。陶朱公的长子听说马上要大赦，弟弟一定会出狱，而给庄生的金银就浪费了，于是又去见庄生，向庄生要回了钱财，并感到暗自庆幸。庄生觉得自己被一个小孩子欺骗了，很是恼怒，又进宫见楚王说：“我以前说过星宿相犯之事，大王准备修德回报。现在我听说富翁陶朱公的儿子在楚杀人被囚，他家里拿了很多钱财贿赂大王左右的人，所以大王并不是为体恤社稷而大赦，而是由于陶朱公儿子的缘故才大赦啊。”楚王于是下令先杀掉陶朱公的次子，然后再实行大赦。结果，陶朱公的长子只好取了弟弟的尸骨回家。
长子回家后，陶朱公大笑说：“我早就知道他一定会杀死他弟弟的！他并非不爱弟弟，只是因为他年少时就与我一起谋生，所以吝惜钱财，而小儿子一出生就见我十分富有，所以自幼轻视钱财，挥金如土。以前我要派小儿子去办这件事，就是因为他舍得花钱啊。”
知人难，但不是不能知。古人对如何彻底了解一个人，总结出许多非常实用的方法，下面就是介绍和归纳。
如果想知道一个人语言的表达能力，可以向他隐晦含糊地突然提出某些问题，然后看他怎么解释；要观察一个人的应变能力，可以出其不意地连连追问他，直到对方无言以对；与人背地里策划某些秘密，可以发现一个人是否诚实；直来直去地提问，往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德如何；让人外出办理有关钱财的事，就能考验出他是否廉洁——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钱财交给他，由他支配，可以观察出他是否仁义；或者，让他面临有利可图的事情，从他处理事情的方式也可以看出他是否廉洁；用女色试探，可以观察出一个人的贞操，就能知道他是不是一个淫乱的人；要想知道一个人有没有勇气，可以把事情的困难告诉他，看他有何反应；突然告诉一个人危险就在其身边，这样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勇气；让一个人喝醉了酒，能看出他的定力，可以看出他会不会酒后乱性。
《庄子》说：“派人到遥远的地方办事能知道一个人有没有贰心；而在跟前办事则能观察出他是否尽职。还有一种说法是近在身边与他亲昵，可以看出他是不是一个轻薄无仪的人；一个劲让人做繁杂的工作，可以看出他有没有临烦不乱的才能，或者说调理繁杂事务的本事；突然向一个人提问可以观察其机智，或者与之共同策划一事，以考察他的智力。姜太公说过，有连续不断之应变能力的人是有谋略的人。此外，还可以用仓猝间和一个人做约定的办法来观察他是否守信用。姜太公还说，办事过程中不向你隐瞒消息，就可以称作有信用。使一群人杂然而处，看某个人的神色变化，就能发现其人的种种隐情；或者让人随便看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观察出他对什么事情是坚持不变的。”
《吕氏春秋》里说：“仕途顺利时看他所尊敬的人是谁；显达的时候看他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在一个人青云直上时要看他提拔的是些什么人；富裕的时候要看他所抚养的对象，或者看他帮助些什么人。姜太公说，富贵了仍然那么朴素诚恳，就叫做仁。听其言，观其行，可以知道一个人是否仁善；看一个人经常接近些什么人与物，就能知道他的爱好；或者通过观察一个人的居室，就能大致估计出他的亲朋好友是些什么人，志向如何；经常接近一个人，要体味他说话的真义，是否谈论仁义道德；一个人倒霉、穷困时要看他不喜欢什么东西，或者看他不敢做的是什么，以及会不会做坏事；贫贱时要看他不爱做什么事，这样就能看出他有没有骨气；在一个人高兴时要考察他是否有自制力或者是否轻佻；在他快乐时要考察他的嗜好是什么或是否俭朴；让人发怒可以考验他的本性优劣，或者用仇人触怒他，可以看出他是不是个记仇的人；让人悲伤能知道一个人是否仁爱，因为宅心仁厚的人见别人悲哀也会与之同哀；艰难困苦可以考验一个人的志气或是否有随遇而安的修养。”
《人物志》里说：“从小聪慧的人，在小时候就能有所表现。所以说，文才本于辞藻丰富，辩才始于口齿灵俐，仁爱出于慈善怜恤，好施生于大方，谨慎生于畏惧，廉洁起自不拿别人的东西。”壮年人，要看他是否廉洁实干，勤恳敬业，大公无私；老年人，要看他是否思虑慎重，各方面都衰退了，身体精力都不济了，是否还要拼命挣扎；父子之间，看他们是否慈爱、孝顺；兄弟之间，看他们是否和睦友善；邻里之间，看他们是否讲信义；君臣之间，看君主是否仁爱，大臣是否忠诚。”姜太公说：“给他权力但不变心的才是忠。”这些用以识别人的方法叫“观诚”。
傅玄说：“知人的难处，最难的是辨别真伪。如果一个人的修养是源于道家，他就会言谈自然，崇尚玄妙虚无；如果是出自儒家，一开口就是礼仪制度，崇尚公平正直；如果是出自纵横家，就好谈论权力、机变，崇尚改革、变法。诸子百家各有不同的追求，各有不同的长处。分辨他们的不同，这不是我们所说的知人之难。当一个人静默不动的时候，怎样才能知道他将如何行动？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怎能知道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在他从政的时候，会做出怎样的业绩？在他赋闲的时候，他的学识如何？这四种情况虽然各不相同，仔细观察，总能发现他们的不同。所以这也不是我们所说的难处。
“我们所说的难处是，有的人说起话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阴谋奸诈找理论根据。看风使舵，八面玲珑，受了侮辱却标榜自己如何如何品德高尚；贪得无厌却满口清正廉洁；残害众生却偏说自己多么仁慈；怯懦无能却说自己英勇非凡；为人奸诈却要信誓旦旦；淫荡好色偏偏装出坚贞不二的样子。凡此种种的伪君子，都有一套以假乱真的技巧，会花样翻新地迷惑人们的视听。这在普通百姓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然而对于当权者来说，却是最为痛恨、忌讳的。有德行的人，力求使自己的心灵纯洁虚灵，虚心平和地待人，任凭外界人欲横流，但永不动摇端方正直的立身总则。明白了这些，才算明白了最正确的观察人的方法。百家九流，都有他们一贯坚持的原则。内心有了正确的观察人的方法，对外坚持原则，那些千方百计伪装自己的奸险小人就无处藏身了。空头高调谁也会唱，但只要以实践检验其实质，那么是非正误马上就暴露无遗了。”
因此，韩非子说：“在人们都睡着的时候，就无法分辨谁是盲人；当人们都不说话的时候，就无法知道谁是哑巴。醒了之后让他们看东西，提出问题让他们回答，哑巴和盲人就无法隐瞒了。仅仅是看口齿、观毛色，即使是最优秀的伯乐也看不出哪个是好马，只要让马驾车奔驶，就是不善相马的奴仆也能辨别是好马还是驽马。从一把宝剑表面的颜色和铸锻的纹理去鉴定，就是善观剑的欧冶子也未必知道好坏，只要在地上宰狗杀马，水里斩截蛟龙，即使是蠢人也能分辨剑的优劣。由此可见，能够明白通过实践考查事情、人物的真伪，是最高明的方法。”
古人知人有理论，也有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