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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像刘秀这样的好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国几千的历史，这样的皇帝屈指可数。所以，现实政治提出的要求是：用什么机制、制度才能保证每一个即位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都能成为老百姓理想中的人主？总不能让亿万百姓用生命和血肉为代价，千秋万代地去碰运气吧！
有人问：“班固赞颂周朝，推崇周成王、周康王；赞美汉朝，推崇汉文帝、汉景帝。班固的看法正确吗？”
虞世南说：“周成王继承周文王、周武王的传统，以周公、召公为相，教化愚昧憨厚的民众，因为仁德的风气日积月累，能像疾风吹荡草丛一样，自然会国泰民安，这并不值得炫耀。至于汉高祖，登基之后，日理万机，已亡的秦国遗留下来的不利因素仍然存在。汉文帝以仁慈宽恕为本，以清静怡淡为法，扫除了秦始皇、项羽残酷暴烈的做法，恢复了黄帝、尧舜温和淳厚的风气，很少使用刑法，这样治理国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假如他不被新垣平的妖言所惑，大搞迷信活动，不因梦见有人助他登天而宠幸邓通的话，汉文帝的施政就非常接近王道了。至于用汉景帝来比拟周康王，那么前者在德行上还有所欠缺。”
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赞汉文帝说：“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没有增加宫室园林、车骑服饰；臣民有不方便的地方，就用国家的积蓄施舍为人民谋福利；南越王赵陀自立为帝，文帝将赵陀的兄弟都召来，各给厚赐，以德感化，赵陀大为感动，于是改帝称臣。文帝与匈奴曾有兄弟之约，但匈奴背约入侵，文帝派遣大将镇守边关，只守不攻，担心深入匈奴腹地会侵扰百姓。被分封到东南沿海地区的吴王因故与文帝不和，借口有病，不肯上朝，文帝不但不怪怨，反而派人送去手杖赏赐吴王，并传语吴王年老，可以免朝。群臣虽然劝文帝用宣吴王入朝的办法将其软禁，文帝表面上听从他们的意见，实际上不采纳。郎中令张武曾接受过吴王的贿赂，被文帝发觉后，不但没治罪，反而赏赐他，让他心怀惭愧。凡此种种，表明汉文帝一心一意以德服人，因此才出现海内殷富，国家繁荣的景象。这都是由于用礼义文明来振兴国家的结果啊。另一方面，汉文帝断案数百起，很少使用刑罚，真可谓是一位仁德的君王。”
有人问傅玄：“汉文帝废除了断趾、割鼻等肉刑，这可以说是仁政吧？”
傅玄说：“这是匹夫之仁。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要为天下苍生谋求长远利益，决不能仅仅注意这些小事。正因为如此，班固也认为汉文帝的仁德并不在于废除肉刑。他在《景帝赞》中说：‘孔子称这类人能继承三代一直传下来的正确的治国之道。确实是这样啊！周代和秦国坏就坏在政策法规周密而严峻，尽管如此，奸臣、内乱仍然层出不穷。汉朝建立后，扫除烦琐苛刻的政令刑法，与民休息，到了文帝，增加了以恭顺勤俭的方略，景帝遵守先辈的路线，五六十载之间，便做到了移风易俗，民风醇厚，谈周必称成康，言汉必称文景，美啊！’这才是真正的王道！”
后来又有人问虞世南：“汉武帝雄才大略，可以与前代的哪个皇帝相比？”
虞世南回答说：“汉武帝继承六代的帝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相助，总揽英雄，驾驭豪杰；在内政方面，他提倡礼教；外交方面，开拓疆域；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比起秦始皇来更显得伟大。至于骄奢淫佚，残暴肆虐，他也仅次于秦始皇。总之，汉武帝功劳有余，德行不足。”
东汉史家班固在《武帝赞》里说：“汉朝承接了历代弊端，高祖拨乱反正，文帝、景帝注重养民，对于考究古代礼乐制度之事，还很缺乏。汉武帝一登上宝座，就高瞻远瞩，罢黜百家，推崇六经，独尊儒术。接着在全国访求、推荐优秀人才，使其建功立业。兴办太学，修建祠庙，改正月为每年的第一个月，确定历法，规范音乐诗歌的章法，修建祭天禅台，顶礼各种神灵，封地给周朝的后裔。汉武帝时的号令建制，光彩焕然。他作为继承人遵循先祖的伟大事业，有高祖、文帝、景帝三代人的风范，像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人，假如不改变‘文景之治’那以谦恭俭朴救助百姓的政策，那么，就是《诗》《书》所称赞过的制度，又能超过汉武帝多少呢？”由此推断，秦皇汉武，都是创业之君，但不是守成之主。
以前周成王年少登基，又有管、蔡等四国叛乱；汉昭帝八岁即位，也有燕王旦、益长公主和上官杰的谋反。成王不怀疑周公的忠诚，昭帝委任大将军霍光摄政。二人谁做得更好呢？
魏文帝曹丕认为，周成王体现了武王美善的气质，继承了贤母的德行，召公为保傅，吕望为太师。会说话的时候，负责朝见的官员就教他辞令，能走路的时候，负责宫庭礼仪的官员就引导他学习礼节。所以他从小就养成了仪容要威严壮美、言谈要合乎德义的习性。也就是说，成王是沐浴在德行的清风中长大的，其骨肉里淀积着高贵的血液。即便如此，他还误听管叔、蔡叔对周公的诽谤，迫使周公率兵东征，去平定叛乱，致使上天震怒，显出凶兆来，然后他才幡然悔悟。他一直不相信周公的高尚品德，却相信秘藏在金柜里周公的祷告，这不是很糊涂吗？
而汉昭帝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的父亲汉武帝不像周武王那样仁德，母亲钩弋夫人也不像成王的母亲邑姜那样贤惠，伺侯他幼年生活的是大姐盖长公主，辅相是上官杰和霍光。当老师的没有仁孝的品质，作辅臣的没有治国安邦的才能，他完全可以说是出生在深官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然而，他的美德天性生成，其高尚品行系与生俱来，在十四岁的时候，他就表现出早熟和素有的明达，发现燕王刘旦诬陷霍光的书信有诈，不但不怀疑霍光，而且表扬了他的忠诚。昭帝可不是等到开启了类似的金柜，看了史官的记录后才醒悟的。假如让成王和昭帝都是从壮年才开始执政，换个时代，再换了辅臣，并改变原来的文化氛围，治理国家，那么汉昭帝可称赞的地方不见得会比周成王少。
大将军霍光和上官杰共同执政辅佐昭帝，上官杰妒恨霍光受宠，一心要除掉他，就以燕王的名义起草了一封伪书，诬陷霍光以帝王的仪仗检阅羽林军，做了种种意欲谋反的事，但昭帝没有相信。
有人说：“汉宣帝明察政事，难道不是汉光武一类的国君吗？”
虞世南说：“汉宣帝在市井里巷长大，知道民间的疾苦，所以对政务非常留心，提拔重用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之所以采取严刑重法的政策，探究其中的原因，其根源在于法家申不害、韩非子那里。古人说过：‘图王不成，用其有弊病的权谋足以称霸；图霸不成，霸术中有弊病的权谋将会是什么后果呢？只有身败名裂。’汉光武大仁大义，是位成就王道的皇帝；汉宣帝以法治国，是位成就霸业的皇帝。将此二人相较，恐怕不能类比。”
元帝在做太子时，曾向宣帝提意见，认为他执法太严。宣帝变了脸，说：“我汉家向来交错使用霸道、王道，怎么能只用仁德感化来危害政权呢！”虽然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宣帝的谋略不够远大，但是他采用或宽容或强硬的法制还是有原因的。从前汉高祖进入秦国，曾约法三章，秦人非常满意，这是从和缓刑法的好的一面去讲的。
曹操的军师郭嘉曾经劝曹操说：“汉末的政治失败在太宽松，袁绍却以宽松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领。你用强硬的法规来纠正，上下就会知道制度在哪里了。”这里是说法制运用得当的效果。
《左传》里说：“政策宽松，国民就会散漫，这时就应当用猛烈的法令来纠正；太猛烈了，民众又会变得残忍，这时就应当再实施宽松的政策。用宽松来调济猛烈，用猛烈来调济宽松，政治才能平衡。”《尚书》说：“刑罚的使用，要时轻时重，审时度势。”《周礼》里说：“治理新建的国家要用轻典，治理动乱的国家要用重典，治理安定的国家要用中典。”由此看来，法制的使用，要看在什么时候。时机适宜，怎么可以轻视严刑峻法的作用呢！
有人问：“汉元帝多才多艺，温文尔雅，是保持文治的好皇帝吗？”
虞世南说：“帝王的才华，应该表现在文德武功上。论文则应体察、把握自然法则，以此为指导思想来制定政策法令；论武则应制止暴乱，平息战火，稳定社会，团结人民。这才是做帝王的宏图大略。至于鼓瑟吹萧，和诗谱曲，这是文人墨客、歌伎演员们的事情，做天子哪能去钻研呢？”
汉元帝多才多艺，琴弹得很好，这并不是最大的优点。为什么这样说呢？东汉末哲学家徐干写的《中论》讲过：“如果一个帝王对于小事情明白，大道理忽略，身边的人事清楚，长远的规律糊涂，自古以来没有不因此而发生动乱，不亡国的。这里所说的‘详小事、察近物’，是指能听出音乐、歌曲是否和谐、美妙；能鉴别书法雕刻是否漂亮、精彩；出口成章，能言善辩，对答如流；对小说诗词心领神会；对于射击、驾车、书法、术数很有技巧。所谓“远数、大道”，是指仁慈足以覆盖苍生，恩惠足以托养百姓，光明足以普照四方，智慧足以统帅万物，手中的权力足以应付变化万端的时局，推行的义举足以使经济繁荣，威望足以遏止奸党歹徒的发难，武勇足以平定暴乱。能够辨别臣民们反映的情况是否实事求是，然后通过实际行动来考察他们。明白兴废治乱的根源，精通安危的界线。能做到这些，做皇帝所该具备的素质就完备无缺了。”
历史上，反面的事例也不少。例如从前鲁庄公能歌善舞，于是国人写了《蔽笱》一诗来讽刺他；鲁昭公善于修饰仪容，才招来逃亡晋国的祸患。这样说来，做皇帝的即便视力如离娄一般锐利，听力如师旷一般敏锐，射箭像后羿一样准确，书法像史籀一样高明，对于治国来说也无济于事。那些只能说是专职人员的才能，对怎么做好帝王可没有一点儿好处。南朝的陈后主、五代十国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