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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的几个地区，还是后来发现的适合耕作的农场，澳大利亚的白人很少利用当地土著，不像美洲的白人那样对印第安人进行奴役。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至少还是农民，欧洲殖民者刚来的头几年，就是靠印第安人的作物才生存下来，一直到白人能够种出自己的作物。此后，美洲的白人农民视印第安农民为竞争对手，不是把他们杀了，就是将他们赶走。虽然澳大利亚土著不是农民，没有粮食可以给欧洲白人，但一样遭到杀戮，或是从白人居住的地方驱逐出去。澳大利亚白人的发展策略是向可耕种的土地扩张。后来他们发现有些土地过于干燥，无法发展农业，但适合放牧。于是觉得当地土著可用来帮他们看守羊群。在澳大利亚养羊不像在冰岛和新西兰没有天敌，而是要时刻当心野狗袭击羊群。澳大利亚白人劳动力不足，所以需要雇用当地土著做牧羊人，还有一些土著专门从事捕鲸、猎海豹、打鱼和沿海贸易等工作。
进口价值观（1）
正如维京人将挪威老家的文化价值观带到冰岛和格陵兰岛的殖民地（第六章至第八章），来自英国的殖民者也将其文化价值观带到澳大利亚。同样，澳大利亚与冰岛和格陵兰岛一样，进口来的部分文化价值观并不适合当地的环境，有些后遗症至今存在。其中影响最大的五种是： 饲养绵羊、兔子和狐狸的引进、本土植被、土地价值，以及对英国的认同。
18世纪的英国很少生产羊毛，大多从西班牙和德国的萨克森进口。拿破仑战争期间，羊毛贸易路线被迫切断，而当时正是英国殖民澳大利亚的初期。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特别重视这个问题，在他的支持之下，英国人将西班牙的美丽诺羊走私到英国后，再送去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羊毛业从此发展起来。澳大利亚因此成为英国最主要的羊毛来源。对澳大利亚而言，在1820年至1950年期间，羊毛成为澳大利亚首要的出口商品。因为它体积小，价值高，能够解决距离带来的限制，所以出口优势明显高于大体积的商品，因此大量出口海外市场。
今天，澳大利亚可以生产粮食的土地还在继续用来养羊，养羊业已深深成为澳大利亚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以养羊为生的农村选民对澳大利亚政治也起到重大的影响。澳大利亚土地其实并不适合养羊： 草地看上去丰美茂盛，实际上土地生产力非常低下（如上文所述），所以牧民只是在不断地耗用土壤肥力，许多牧场因此而荒废。澳大利亚的养羊业目前处于亏损状态（下文会讨论）。过度放牧还造成了土地的严重退化（参见图29）。
近年来有人提议养羊不如养袋鼠，袋鼠是澳大利亚本土物种（不像羊由外地引进），已适应本地的植物和气候。有人认为袋鼠是软蹄动物，对土壤的伤害要小于硬蹄的绵羊。此外，袋鼠肉精瘦健康、（在我看来）鲜美可口，袋鼠皮价值昂贵。因此，袋鼠牧场完全可以取代牧羊场。
然而这一提议面临来自生物学和文化上的双重障碍。袋鼠不像绵羊生性温顺，它们不会听从牧民和牧羊犬的指挥，也不可能集中起来乖乖地跳上货车运往屠宰场。相反，袋鼠牧场主必须雇用猎人，拿着枪一天到晚追赶袋鼠，一只只把它们找到，然后开枪打死。此外，袋鼠还是跳远和跳高好手，能轻而易举地越过篱笆： 如果你在自己的地界增加了袋鼠的数量，后来因为雨水不及其他地方丰富，你的那些蠢蠢欲动的袋鼠可能会跑到30英里外别人的牧场去。再者，虽然部分袋鼠肉可以销往吃这种肉的德国，但在其他地区也许会遇上文化障碍。就连澳大利亚本国人也认为袋鼠肉携带细菌，不如羊肉和牛肉健康。很多澳大利亚动物保护人士反对猎杀袋鼠，但他们忽视了牧场饲养的牛羊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屠宰方式，都比野生袋鼠来得恶劣和残忍。美国禁止进口袋鼠肉，一方面因为我们认为袋鼠是一种可爱的动物，另一方面由于某位议员夫人听说袋鼠濒临灭绝因此发出呼吁。事实上。确实有几种袋鼠正濒临灭绝，但澳大利亚宰杀的那几种袋鼠已经泛滥成灾。澳大利亚政府对袋鼠宰杀也有严格规定，而且采取配额限制。
从英国引进的羊无疑给澳大利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有害处），而兔子和狐狸的引进则是一场灾难。由于澳大利亚的环境和动植物使英国殖民者备感陌生，因此希望有一些熟悉的动植物陪伴左右。他们试着从欧洲引进许多鸟类，但只有家雀和欧掠鸟得到大量繁殖，其他（如乌鸫、画眉、黄雀和金翅等）只在澳大利亚几个地方得以繁衍。不管如何，这些引进的鸟类对澳大利亚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危害。而兔子就大不一样，由于没有天敌，他们肆无忌惮地繁衍，其数量以惊人速度膨胀，农场中一半的牧草都被他们啃噬一光，与牛羊争食（参见图30），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土地退化。欧洲移民抵达澳大利亚后，大肆放牧，并且禁止土著垦荒，造成栖息地环境发生变化。而兔子和狐狸的引进更是极大影响了澳大利亚小型本土哺乳动物的生存，使得很多动物都遭到灭绝或数量遽减。其中狐狸是他们的天敌，而兔子则会与食草动物争夺食物。
欧洲的兔子和狐狸几乎同时进入澳大利亚，我们不清楚当初引进狐狸是否为了英国传统的猎狐活动，而其后引进兔子则用于满足狐狸的口腹之欲；也有可能是为了狩猎而引进兔子，或者让澳大利亚乡村看起来更具英国特色，其后为了控制兔子数量才引进狐狸。不管如何，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而引进的兔子和狐狸在澳大利亚安家落户后，大量繁殖，成为该国的灾难和噩梦。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澳大利亚人居然曾为引进兔子而大费周折： 头四次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温驯的白兔无法在澳大利亚存活），到第五次才成功引进了西班牙野兔。
自从兔子和狐狸在当地泛滥成灾后，澳大利亚人直到今天仍在为消灭或减少这些动物而不懈努力。他们用毒药或陷阱来对付狐狸，至于人兔大战，看过前两年拍摄的澳大利亚电影《末路小狂花》的观众，应该不会忘记影片里连绵不断的篱笆，用以抵挡泛滥成灾的野兔。当地农民比尔·麦金多斯告诉我，他在自己农场的地图上将几千个兔子巢穴一一标识出来，然后用推土机挨个摧毁，接着再返回去检查，如果发现有任何兔子活动的新迹象，就用火药将兔子炸死，再把巢穴填平。最终他用这种方法摧毁了3000多个兔子巢穴。澳大利亚人为消灭兔子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几十年前，他们又研制出多发性黏液瘤病毒用来消灭兔子，这种方法的确将兔子的数量减少了90％以上，但随着兔子免疫力的增强，数量又再次回升。目前，澳大利亚人正在利用杯状病毒来控制兔子的数量。
居住在澳大利亚的英国殖民者们由于看不惯当地长相古怪的袋鼠和食蜜鸟，因此引进自己熟悉的兔子和乌鸫；他们对尤加利树和相思树也不适应，这些树木的外观、色泽及叶子和英国常见的树木大不相同。此外，移民们清理林地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开垦农地。一直到20年前，澳大利亚政府不但对清理土地的农民给予补助，而且强制要求向政府租地的农民必须清理土地。（澳大利亚和美国一样，很多农地归政府所有，由政府将农地出租给农民。）向政府租地的农民为清理土地投入的农具和劳动力，都可以用来减免税收。同时租约也规定他们必须清理的土地面积，如果没有达到的话，就会解约。因此，农民和商人只要买下或租下一块布满原始植被、但不适合耕作的土地，将上面的植被清除一空，种些小麦，耗尽土壤肥力，然后放弃这块土地，就可以获利。今天，澳大利亚人终于意识到当地独一无二的原生植物正濒临灭绝，而土地清理就是造成土壤盐碱度升高、土地退化的两个主要因素之一。直到不久前澳大利亚政府才不再拿钱要求农民清除本土原生植物，一想到这个就让人叹息不已。澳大利亚政府聘请生态经济学家麦克·杨等专家来计算澳大利亚有多少土地因土地清理而失去价值。麦克告诉我，他在少年时代曾帮助父亲清理家里农场的土地。他和父亲各自开一辆拖拉机，齐头并进，两辆拖拉机之间连着一条锁链，这样就可以一边前进一边拔除地里的原生植被，土地清理完后再种上作物，他们家因此可以减免一大笔税收。如果政府没有施行这种税收政策，那么多的土地根本不会被清理。
进口价值观（2）
当移民们抵达澳大利亚后，开始相互或向政府买卖和租赁土地，土地价格以英国为标准，投资回报率也按照英国肥沃的土壤来估算。在澳大利亚，这意味着“过度资本化”，即土地出售或租赁的价格高于用作农业生产所得的经济回报。农民通过贷款购买或租下土地，而土地又被过度资本化，高额贷款利息的压力迫使农民竭尽所能地利用土地。这种做法就是所谓的“鞭笞土地”，即在每英亩土地上放养过量的羊群，或者种植过多的小麦。澳大利亚土地过度资本化源于英国的文化价值观（货币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因而造成过度放牧、土壤侵蚀、农民破产以及农地废弃等问题。
更广泛地来看，澳大利亚人无视本国土地生产力低下这一事实，以英国的土地价值观高估了澳大利亚农业土地的价值。这一乡村价值观使得现代澳大利亚政治存在的一个问题更难以解决： 澳大利亚宪法给乡村地区较大的选票比例。关于“乡村人老实，城里人奸诈”这一迷信在澳大利亚比要在欧洲和美国还要盛行。如果农民破产，必定是遇上不可抗力的灾难（比如旱灾）；而城里人破产必然是因为不诚实遭到了报应。这种乡村礼赞以及乡村地区较大的选票比例，忽略了上文提到的一个事实，即澳大利亚是都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这种价值观导致政府长期支持剥削环境的做法，如土地清理和间接补助经济效益差的乡村地区，而无视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澳大利亚移民绝大多数来自英国和爱尔兰，这一现象直到50年前才有所改变。当今仍有许多澳大利亚人觉得自己和英国紧密相连，而且对那些批评他们表现太过火的人不屑一顾。澳大利亚人自以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在外人看来常常是多此一举，无助于澳大利亚的最大利益。在两次大战中，英、德两国宣布交战后，澳大利亚马上就向德国宣战。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自身的利益根本没有卷入其中（除非澳大利亚以此为借口，征服德国在新几内亚的殖民地）。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到澳大利亚和日本开战以后，澳大利亚才真正受到战争的影响。而此时英国和德国已经作战两年多。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重要的法定假日之一就是4月25日的澳纽军团日，以纪念1915年在土耳其加利波利阵亡的澳纽军团。当时由于英国将领无能，致使军团伤亡惨重，没有攻克加利波利半岛。对澳大利亚人而言，加利波利浴血之战象征他们的国家已经“长大成人”，有能力支持英国母亲，同时也显示出澳大利亚是一个联邦，而非六个各自独立的殖民地。对我这代的美国人来说，加利波利对澳大利亚人的意义就像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