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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代人亲眼看过日本兵的本色，不会忘记他们在作战时对死亡所抱的近乎毫无人性的态度。他们不怕牺牲，是可怕对手。他们只需少许食物便能过活。他们挂在腰间的铁盒里只藏着些白米，加上一些大豆和咸鱼。在日本占领期间，我们经常看到日本兵在空地上进行劈刺操练。他们猛刺用麻袋制成的人形靶时所发出的呐喊声，令人听了毛骨悚然。我深信如果英军反攻，从马来亚一路打到新加坡来时，一定会蒙受惨重的伤亡。
他们并不是小丑
日本军官的样子很滑稽。他们的腿很短，有些还是弓形腿，但却穿起高及膝盖的皮靴；走路时，拖着脚，仿佛穿拖鞋一般，跟德国军官走路时高视阔步，气宇轩昂，完全两样。他们在孩提时期便穿拖鞋走路，从此决定了他们终生走路的样子。叫人更觉得滑稽的是，他们所佩带的武士剑，跟自己的身高比起来显得太长，所以尽管佩剑有皮索跟腰带紧扣．他们还得用左手把剑握住，以免拖在地上。起初他们的样子看来很好笑，几个月后，我对他们的看法就不同了。他们并不是小丑，而是杰出军人。他们的体型跟欧洲人不同，军服和武器采自西方，但是他们的作战素质却不容置疑。他们作战时的凶猛，消除了我和朋友们先人为主的印象。以为他们是属于比人矮半截的民族，只会玩军队游戏罢了。经过仔细观察之后，我敢肯定，单在战斗精神方面，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士兵之一。而他们对敌人也无疑是暴虐和凶残的。
对于原子弹是否需要投在广岛和长崎的问题，我丝毫没有矛盾的心理。如果没有它们，新马数十万平民和日本本士的数百万人民，恐怕会死于战火。
什么东西促使日本人变成这样的战士呢？日本人称之为“武士道精神”或“日本精神”。我相信这是有系统地灌输天皇崇拜思想和民族优越感的结果。他们认为自己是天择的子民，有能力征服全世界。他们深信在战争中为天皇而死，灵魂将会升天并成为神明；他们的骨灰则将供奉在东京近郊的靖国神社。
在日本占领下，日子总得过下去。起初人人都不知所措。父亲没有工作，我没有学院可以就读，三个弟弟和小妹都失学了。社会活动少之又少，我们觉得危机四伏。可是如果你认识某个当权的人，不论他是日本人，还是跟日本人有关系的台湾籍翻译员，好处可就多了。这个人可能给你一张便条，上面有他的签名和印章，证明你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市民，保证你是个品行良好的人。每当哨兵要你停下来接受检查时，这张便条就显得价值无穷。但是最安全的办法还是留在家里，避免同当局接触和发生纠纷。
有一次我上街，步行两英里来到勿拉士巴沙路的旧书店。这些书店专门买卖学校课本。途中，我看到国泰戏院（不久前我曾在这个戏院看过一部嘲笑日本“诈”弹的喜剧电影）大门附近围着一群人。于是我走过去。原来他们正在看一个华人的头颅。头颅放在一块钉在杆子上头的小木板上，旁边有一张用华文书写的告示。我不懂华文，有个懂华文的人说，告示上写的是，任何人都不准抢劫，否则将会落得同样的下场。那个人就是因为抢劫被抓而遭砍头的。无论是谁，如果不守法，将受到同样的处置。我离开时，对日本人充满着恐惧感，但与此同时，我想如果把这个场面拍下来，将是一张极好的照片，很适合登在《生活》杂志士。这家美国周刊肯定会不借重金买下这张新旧对比的生动照片，显示在当时新加坡最现代化的建筑物前面，出现了中世纪时代的惩罚景象。可是，摄影者本身的遭遇，很可能就跟被砍头的抢劫者一样。况且我也没随身带相机。就算是有人带着相机，也不敢拿出来。
我是在前往勿拉士巴沙路途中偶然看到这血淋淋的一幕。于是我决定学习华文，希望有一天识了字，能看懂这类告示。在新的统治者手下，我的英文知识已经没有价值了。学习华文总比学习日文好，华文至少是我自己的语文，而不是令人憎恨的征服者的语文。我买了一本蒋克秋编的《国语易解》。这是一本薄薄的只有30页的小册子，教人学习700个基本汉字，包括怎样书写，怎样构成短语。
我囫囵吞枣地用两个星期的时间把这本书读完，然后再到书店去买第二册。后来，我买了布连拾街华文学校出版的一套四册的读本，程度比前两本高。我天天学习，而且在往后几个月里，练习写1200个到1500个字，并设法把它们的意思牢牢记住。但是，我却一直没学它们的读音。华语每一个音节都可以读成四个声调，我的读本每个字的注音都标了声调，可是，我不懂得怎样发四声，也没有人指导我。
面对以上种种困难，我对日文的抗拒心理，逐月减少。我发现日文不光由汉字组成，它有50音表，可以写成片假名（日语字母的楷书）和平假名（日语字母的草书）。如果在往后几年中，日本人将继续留在新加坡，成为我的主人，为了避免麻烦和便于谋生，我不得不学习他们的语文。于是，1942年5月我到奎因街日本当局所办的日本语学校报名，成为第一批学生。课程为期三个月。学生的年龄和学习能力各不相同，其中有些来自中学，有些像我一样来自学院，其他都是20多岁的年轻工人。我考试及格，获颁文凭。我觉得学日文比学华文容易得多，因为它没有四声。但是在变音和文法方面，日文显得更加复杂。
日文班毕业典礼在皇历26O2年（1942年）8月2日星期天举行。日本皇历是由日本传说中的第一个朝代建立时算起的。日本人也把所有的时钟拨快一个半小时，改为东京时间。我们朝东京日本皇宫的方向深深鞠躬，并唱日本国歌《君之代》。
接着，神保教授上台讲话。他说：
“日本拥有30O0年的悠久历史，日本民族世世代代、不屈不挠地努力……目前还有很多无知的人仍然仰慕英国文化。你们应该设法引导这些人，让他们熟悉日本的伟大历史，同时背弃英国文化。”
在10月间举行的第二届毕业典礼上，军事宣传部主任大久保中佐（中校）发表的演讲，更加不含糊地肯定日本人的优越性。
“有些人妄想英国人和美国人有一天会攻打昭南岛（新加坡），并重新占领这个地方。他们是因为无知，才产生这种妄想。你们应该知道，这种事情是永远不会发生的。日本绝对不会退出这个地方，也不会在这场战争中被击败。即使太阳失去光芒，昭南岛覆盖着冰雪，也改变不了”。
日本人从来就不相信说话需要留有余地。
这一年？月，祖父病重。就在我日文班毕业后三个星期，他便与世长辞了。他逝世前，我到勿拉士巴沙路探望过他好多次。他跟养女住在这条街上。他的境遇使我很难过。这不仅是因为他疾病缠身，而且是因为他活着看到眼前的世界怎样崩溃和瓦解：英国人和他们所代表的一切，竟然栽在日本人手中。英国海军、英国船长以及他们严明的纪律、卓越的表现和海上霸权，都被样子古怪的日本人一举摧毁。他老人家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种邋邋遢遢不起眼的民族，居然能够打败相貌堂堂的英国达官贵人。当我眼看着他陷入昏迷状态的时候，我心里想，如果他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便离开人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祖父战前在新加坡这个英国殖民地建立起来的关系如今都失去了。不过，他倒有一个日本朋友，就在他去世后几天，父亲便登门造访。日本占领时期的困苦日子，使父亲变得认真严肃。他变得更有责任感。他在日本军部找到一份工作，负责管理石油供应。在他要求下，同时也是出于对我祖父的尊敬，祖父的朋友下田给我在这个日本人当道的新世界里，安插了一份工作。
战争爆发时，下田被英国人监禁起来，送到印度去。但是他在双方交换平民时回到新加坡，把战前的公司恢复过来。这就是下田公司。他把公司迁移到英国人留下的一个大型办事处，面对着莱佛士坊，这里正是贸易商行的黄金地带。我在下田公司担任书记，日常工作是誊写内部文件，同时负责跟其他日本公司通信联系。我学习怎样写日文书信，并用复写纸留下书信的副本。我也照皮特曼氏的英文打字指南学习英文速写打字。
战争的持续造成纺织品不再是基本商品，货轮也很难找到。六个月之后，下田便面对纺织品供应短缺的难题。由于纺织品来源少，日本人成立了一个称为“组合”的行会，以控制纺织品的配给。这一来，下田不得不结束营业。他把职员遣散，心里头却老是愤愤不平。
下田公司关门后，我在莱佛士坊的另一边找到一份工作。这次是在一个控制米油糖盐等粮油和调味品以及烟草、香烟的“组合”担任书记兼打字员。我的薪金是以军用票支付的。这种日本钞票印有椰树和香蕉树的图案，后来便被称为“香蕉票”②由于票面上没有编号，因此逐月贬值。我的待遇折合实物，相当于10斤（大约15磅）白米，还有糖、油和香烟，以香烟最值钱。这些配给品比日本钞票好得多。因为随着日子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这些东西货源越来越少，购买时需付的“香蕉票”就越来越多了。
当上了编辑
我在这个“组合”里工作了八个月左右。1943年末我在《昭南新闻》上看到日本“报道部”（即日本新闻或宣传部）刊登的一则征聘广告，要聘请几个英文编辑。当时，“报道部”设在国泰大厦。我前往应征，由一个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乔治·竹村主持面试。他长得又高又瘦，皮肤白皙，满口美国腔英语。在他手下工作的日本人都称他为Ji—oh—ji。他不穿日本军官的制服。原来他是日本军政府里的一个文官，有五颗蓝星的官阶，相当于大尉（上尉），他谈吐温和，倒是个正派人物。他对我的英语表示满意，决定聘用我。我感到高兴，总算找到一个英语能派上用场的地方了。我的职务是处理同盟国通讯社发出的电讯，包括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中央社和塔斯社的电讯。它们是用莫尔斯电码发出的，由马来族无线电操作员负责接收。
傍晚时分，无线电信号不清晰。由于接收效果差，许多宇不是模糊不清，就是不见宇影。我必须辨认这些字，并根据上下文，把缺的宇填上，就像猜字谜一样。接着，我把各个战线发来的电报分别整理成新闻稿，然后从国泰大厦顶层送到底层，由那里的工作人员修改后送去广播。我从1943年末开始工作，到1944年底为止，前后工作了大约15个月。
这期间，我过着颇为反常的生活。我的工作从东京时间晚上七点（新加坡时间傍晚五点半）开始，一直到天亮。无线电接收效果要到东京时间午夜12点左右才会好起来，所以从晚上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