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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办公室，我计算了半天（数学不好，没办法），把两句口号的字定为35X；60公分的大小，然后在报纸上用排笔写出来，略加修饰后，蒙上白纸刻下来，连同上面的四个大字，请郝导过目后，让王干事捎到工房。
几天后我再去工房看时，八根大柱子已初具雏形摆在地上，字刻得也不错，往挑檐上挂的长牌子也已蒙好布了，正在装灯座灯泡。志刚送给我一个直径三公分的小铜镜，打磨得锃亮：“戴上吧，能避邪呵呵。”
又过了几天，整套牌楼做好了。郝导、冯王二干事（还有我）去工房验收。包柱子的部分已经油漆成喜庆的大红，中间刻字的部分刀工整齐，空心字的后面绷着淡青的绸子，里面的灯管通上电试了一下，效果不错。上面的长牌子由两块拼在一起（太长了，一块做不来），天蓝的底色，金黄的字勾出红边，挺好。郝导点点头，手一挥，工房的犯人便把这些东西抬进管教组的小院。
已是12月中旬，接下来的工作便是安装和走线（电路）了。
由于九七年的元霄节目和牌楼的评比因伟人的逝世而中断，今年各大队科室都憋着劲要出彩。一、二、四、五大队已经开始在大院的四个角落搭自已的牌楼了。我去他们的施工现场看过，有全木结构的，有钢管架起来然后装饰的，确实费钱费东西费心思，每个细节都力求尽善尽美，比如顶部的每一片假瓦都做得象极，对此我不以为然：“有逑的用！就算金瓦银瓦，放在外来高的牌楼顶子上，让谁看了！”我认为许多工作该实时就做实，该虚时可以虚一点，驴粪旦，外皮光，就足够了。这也是我猜测郝导的意思，不过人家是干部，不能这样说，只能要求每件事都用十二分的努力去做好，不过我是根据对不同的工作他要求的严厉程度有所不同而分析的。
相比大院其他四个牌楼，我们的简单多了，不过，真的美观大方效果不错，而且，正如郝导说的那样：“咋地不用它个十年八年。”安装工作是志刚带着工房的犯人干的，我从初中起就显示出了对数理化一窃不通的天赋，电路的并联串联到现在还分不清，我能做些什么呢？于是我就给自己定位为：辅助、监督。咱国家基本上到哪儿都是外行领导内行。
不过，由于人手少，时间紧，我也确实干了些辅助的活。电缆线从大院往管教组拉的时候（电路的总闸和彩灯控制器放在管教组办公室），我也经常爬上梯子往墙上固定电线。
操！原来我恐高！梯子几乎垂直地立在墙根，哪有闲人顾得上给我扶啊！我噌噌噌爬到最顶上，不经意间往下一瞟，腿马上就哆嗦开了，身子死死贴在墙上不敢动弹。我想起小时候春游时登上虎头山（充其量就是个小山包），别的同学都登高远眺一览众山包小，我往下面看了一眼就感觉脚下的地面在剧烈晃荡，吓得我马上蹲下，一点一点挪到后面。可是后来问别人，都说没地震。现在我站在梯子顶上，身体象比目鱼一样贴着墙，想起彼情彼景，这才明白自己可能就是有传说中的恐高症。我定了定神，四顾无人，便腾出右手狠狠抽了自己一耳光：“操！怕逑了怕！这儿顶多三四米高，掉下去也摔不死！鸡巴这么窝囊，还想回854把帮啊！”于是我似乎腿不软了，敏捷地窜上窜下绑电线。其实这只是彼恐惧压倒了此恐惧，每个人都需要不停地权衡利弊，做出抉择。
牌楼全部安装好后，志刚告诉我彩灯控制器的使用方法：“就这几种彩灯的流水方向，你试着调几次，有什么问题打电话叫我。”
我说：“你调好一种最常用的就行了，我只要每天只按开关，其他的我不学。”
志刚走了以后，这个控制器除了开关，其他部位我一下也没碰过，就让它维持原状的好，出了故障也不是我的责任。我逐渐看到了自己性格中的某一方面：对于不懂的东西，不会轻易去尝试，我只适合于适应、改善一个旧环境，而不适合去创造一个新环境。
五 十 策 略 调 整 与 悠 闲 时 光
第五十条 罪犯间一律互称姓名，不得叫绰号、起外号，不准称兄道弟，不得使用入监前在社会上的邻里、亲友、家庭称呼。
九七年度积极分子评选第一榜贴出来了。我果然是四个省级积极分子之一：八个月徒刑又到手了。
没人向我祝贺，包括几个老乡，在他们看来，我当上省级，如同每天的收工饭是抿圪抖一样，丝毫没有惊喜之处，太平淡无奇了。
按照监狱规定，上年度的省级积极分子且刑期过半者，挂红牌。于是，我的胸牌换成了红牌。虽然98年3月开了表彰会后才能最终确认，但对我而言，开不开那个会都一逑样。
看着胸前这个象征着荣誉、地位、大油身份的朱红胸牌，我内心里有点象发了横财不敢露富者一样，患得患失，毕竟，虽然自己刑期过半，但到劳改、到荫矿、到24中队的时间太短了点，而这荣誉来得太多，太快，我有点害怕……
“怕个逑！”我暗自给自己打气：“命中有终须有，命中无不强求，堂堂正正坐班，光明正大获奖，有什么好怕的！只要平时更加谨慎一些，别出个什么事就行。”那么，我的坐班工作真的那么完美？错，我唯一的软肋，就是怕打新犯人的事被人点炮，然后上面派人来核实，然后……不堪设想！到时候没人能帮得了我！突然间我大汗淋漓。可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是不可挽回的，那么，现在谁最有可能对我构成威胁呢？
应该是24中队的犯人，他们了解我平时培训新犯人时的情况。特别是勤务犯，因为板油们的心思都放在少干一点活多吃一片肉上面，是不会在乎上层事务的，勤务犯中，谁的可能性最大呢？反过来想，我如果对中队事务插手过多，或象现在这样连年获奖、大有准备到中队积委会兼职之意，会威胁到谁的地位呢？应该是范凄和刘务。那么，理所当然地，他俩也会视我为最大威胁，所以，他俩成为可能影响到我的最大威胁。
此二人现在倒是面和心不和，但是，如果二人对我带来的威胁形成默契，一唱一和地点我的炮，那我岂不是死无葬身之地？感谢党啊！你赐予了我智慧，让我在未受到挑战之前及时想到了这些！现在，我只有先下手为强了。
监狱就是社会，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不可能完全脱离任何群体而孤单地在社会上存活。从一进号子，灌输进我脑子里的关于人际关系的原理就是：除了亲妈亲老子，其他人谁也不能相信。经过这几年的锻炼，特别是在学习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之后，我对这种认识的理解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人与人之间，应该在不相信任何人的基础上，对用得着的人，增加一定量的信任。对对方信任多少呢？就是以如果对方出卖自己所遭受的代价为尺度，成正比地增加。此时此刻，我需要别人的帮助。但是，我敢将求援之手伸向谁？也就是说，我可以将为数不多的信任，投向谁？
老刘，与我很熟，可以在瓦些组员的东西方面帮忙，不过随着中队卖货时品种日益丰富以及我与内勤小阎的关系的日益融洽，什么布鞋、枕巾、茶叶、火腿肠等，我都能自给自足；小成，我曾让他用烟到大灶上给我换些生鸡蛋（给干部们煮方便面时用的），他很利索地答应了并且在打中班收工饭时给我拿了回来，当我提醒他注意安全时他挥舞着小手：“没问题，那人和我是邻居，就算他出了事，也不能把我咬进去，不然我出去后每天泡他妹。”鸡蛋就放在柜子里，外面挡了厚厚的报纸做伪装；小敏，回来坐班两个月，与我已经很熟，我能感觉到他在与我说笑打闹时，很开心很放松，这说明他对我是信任的，但是我敢不敢去相信他呢？至于说二臭小龙等人，我与他们虽然见了面也是嬉嬉哈哈的，但心里的防线戒备森严、不可逾越。
我决定在小敏这儿有余地地孤注一掷。
“小敏，问你个事儿。”
“甚？”
“我想打听些关于范朋的事，听说他还经常喝二两？”
小敏低头不语，我语气平和，但突然如此发问显然是来者不善。
“我保证不会害他。你也可以不说，不过不管说和不说，我希望这事仅限于你和我，明白吗？”
小敏沉思了一会后告诉我，范凄“以前”有时候会喝点酒，在锅炉房里面的小澡堂，一般是晚上犯人们都去上文化课了：“比如今天晚上这样子，喝点酒泡个澡，挺舒服。”
小敏含糊躲闪的话让我明白了：今天来带中班出工的分队长，是当年管范凄、小敏他们二组的，中午我正在楼道坐着，当时还奇怪这干部进了中队后不先找值星员安排工作，而是急匆匆神秘秘地被范凄拉进锅炉房。小敏啊小敏我感谢你！我要是能成功地挑起范凄和刘务之间的内哄，你功不可没！
不过，我无意纠缠于细节，而是岔开话题，很淡然地说：“劳改队吃点喝点其实没什么，也死不人也跑不了人，郝导要求的是犯人要手无寸铁身无分文，对中队勤务犯来说，现金才是大忌，万万不能被发现。你要是有机会就跟他透露一下，在这方面一定要小心。”
小敏点点头。
晚上近八点，刘务送犯人去教学楼上课后一会就回来了。犯人们到九点半左右下了课自己会回来。
近九点，我进中队上厕所，一进楼道就大声吆喝有付给我送手纸过来。然后我径直就去解大手了。
一小会，有付屁颠屁颠跑过来，胳膊伸老长递给我卫生纸。我假装专心看报，没看他递过来的手纸，实则是想让他离我近点而且多呆一会——果然，有一股淡淡的酒气！我想范凄这主任确实当得不咋地，在有付的锅炉房喝点小酒，居然还得让有付陪着喝为了堵嘴。以前老五大杨他们喝，有付连蹭口酒的念头都不敢有的。
我眼睛继续盯着报纸，慢慢抬起手接过手纸，有付又颠儿颠儿地跑了，我呵呵笑着大声说：“透你妈有付，你急逑了急！老子又不透你！”
两天之后的傍晚，我把范凄叫下来，开了郝导办公室的门，打开写字台内侧最下面的一个抽屉，掏出一封信递给他，是举报他违反监规喝酒的信，时间地点参加者一清二楚，字体歪歪扭扭很没文化。我让他草草看了一遍就拿了过来，小心地按原位置放好。范凄的脸唰地白了，前额上冒出了大粒的汗珠——他和我一样，今年也是一榜上的省级积极分子，如果此事被追查核实，他将失去一切。
我说：“我估计没事。今天郝导问我自从老五他们几个走了以后，中队还有没有打架喝酒这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