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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感觉眼前一阵阵发黑，人和物都看不清，腮边有大股的汗珠流下，耳朵里郝导的训斥声变得很遥远。咦？好象训斥变成了疑问：“咋了你！嗯？！蹲下！”
我蹲下了。这时冯干事进来，他见状让我回去休息一下，最好平躺一会。事后他说当时见我的脸发黑，嘴唇惨白，满头大汗，吓了一跳。我说没什么，可能是蹲的时间长了突然站起来，脑袋供血不足。其实，当时我若不咬牙坚持，早就一头栽倒在地的。但是我不能，即使是晕过去，我也要站着晕，站着接受批评。
白床单做好后，我带人把它们全拿回来放在我办公室，叫各中队主任带人来按人头领走。大队犯人人手一条外还剩了不少。我给了缝纫组的犯人五六条做为感谢（毕竟这只是私活），给了管教组仨干部每人几条，给了小报社的小贾和程远每人一条，还留了十几条以供不时之需。
标准化工作告一段落后，中队又给我报了个20分的专项奖（也是大队授意的）。监狱批下来后我又是一番感慨和感激。
香港回归了。虽然挂了个一国两制的名儿，但我向二臭小走他们分析，凭咱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力量，香港一介弹丸之地，别看它现在闹得欢就怕它秋后拉青丹，别看它现在又是特首又是独立，不出十年，中国绝对就会开始往回收权的。回归仪式那一天（我忘了是几号），各队犯人全不出工，集合在文化室里看电视转播，都得看，这是政治任务。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不过这不妨碍我了解政客的把戏：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出的），所以我就没上中队看电视。
香港的回归与我们的劳动改造没啥关系，铁龙沟隧道的进度随着大铲车的投入使用而大大加快。
九七年八月的一天，隧道工作面。
电工组值星员建平发现铲车的胳膊肘那儿的液压管有点漏油。当班电工既负责开铲车，又得负责简单维修，他又是值星员、电工大拿，别的电工可以把故障留给他，而他发现问题就得去处理。
我的老乡小驴是生产二组的，当时他也在场。小驴从小爱鼓捣些机器维修这些（只是家里穷没关系，到不了电工组），当时也看出故障所在，但他是打眼工，不能去做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他看到建平拿着工具去铲车胳膊肘那儿了，也没在意，扭头与别人说话了。
凡事不可预料啊！建平入狱前是某机修厂的骨干，对机械、电路等都算得上精通，但是，就象上马街的小李说自己是“鬼在身后催着”砍了那个霎时看上去象驴的顾客三十菜刀一样，建平此刻也是“鬼催着”犯了个低级错误——忘了先把铲车的斗子放下来，便用改锥去拧液压管上的螺丝。螺丝一松，铲车高举着的沉重的钢臂、钢斗便在瞬间把液压油挤了出来！失去了液压管的支撑，钢臂、钢斗轰然砸落……
就在小驴扭头说话这一眨眼，刚转回身，正好看到巨大的斗子往下落，他吓得汗毛倒竖，想张嘴大叫，但声儿还没出来，斗子就下来了。
事后小驴告诉我：“哎呀不能想不能想！吓死人的要！斗子拍到头上，眼珠子一下就挤出来溅多远！建平根本来不及说救命这些，胳膊伸得老直，俩手抽抽了几下，一下就软了，死了！”
建平平时在生产中懂技术，是中队长的得力助手，当众人把其尸体抬到监内医院时，中队长还很痛心地大喊：“给我抢救呀！透你妈们的给老子抢救他呀！不管花多少钱！试着抢救他呀！”其实，谁也知道抢救一个脑袋烂成西瓜、脑浆四溅、逐渐发硬的尸体，是徒劳的。
建平之死后来被定性为“不遵守操作规程”。
小驴等几个亲眼目睹其惨状的犯人在中队休息了几天——腿发软，不能出工。
建平一死，任二凄升任电工组值星员。我的一个老乡陈海军接替二凄的副值星员。
任二凄，这个老瓜旦，犯人们于是经常谝起他的故事，谁又能想起不久前死去的前任值星员？
时间真的可以让人淡忘一切呀！它的冷漠让我害怕。
。 四 十 五 抓 了 个 现 行
第四十五条 上课时坐姿端正，不准脱鞋、跷腿，不准赤膊、光脚，冬天不准戴口罩。
铁龙沟隧道的铲车修好了，小驴等人又出工了。
说一下劳改队的抽烟。
抽烟，本来只是部分人的需要式爱好，其实无可厚非。在社会上抽烟（即使是女士）也不能说明此人甘于堕落，在号子里不让家属送烟是怕借机串通案情（后来尚马街不也公开卖了嘛），在劳改队，只要别在坑下抽烟，别在不该抽的时间地点抽，也没什么。烟嘛，只是个爱好，有人爱好当官，有人爱好数钱，有人爱好量米，这才是个多姿多彩健康和谐的社会。
24中队每月给犯人卖货时也卖烟（23队我不知道有没有卖），大油每人两条君子，板油一条君子一条黑玉蝶。中队也会购进几条红河红梅供大拿们买。郝导知道让犯人戒烟那只是骗人骗已，所以，在此次轰轰烈烈的的“创部”活动中，他提出所属的三个中队要专门设立“活动室”，即抽烟区域。毕竟犯人们在监舍里随处吞云吐雾，看上去很没规矩，很不规范。
23、25中队的空房子多，搞这个很容易。24队空间小犯人多，但为了统一步调跟上六大队的标准化进程，中队决定把库房搬到我们这个监舍，把我们与病号组（住着几个病号以及二臭、冯拐、打饭的、看窑衣的等）同住一个大监舍，原来的库房腾出来做活动室，转圈放了长椅子，犯人们在工课余，又多了个休息和谈情说爱的地方。
我现在住的监舍很宽敞，四个角的四个下铺由范凄、我、刘务、明明占据。我在这张床上一直睡到出狱。
本地犯人小成，下队仅几个月后，关系到位了，便由生产组抽回中队带饭（餐厅勤务犯），从此小成告别了宽大笨重的窑衣，每天可以衣着整齐干净光鲜地带着老武和老王（正是在我手下第一批集训的俩老鬼）去大灶打饭了。带饭这个活不错，如果与大灶犯人关系好，便经常可以打回些小锅饭。能吃上小锅饭是大拿的象征——范凄等人是这样认为的。小成带开饭后，很快与大灶上几个本地籍犯人接上“老乡”这根线。俗话说：若拜佛无门，拎着猪头也找不着庙门。有了小成这根线，范凄便拿出烟让小成去疏通关系：这很简单，两条红梅烟可以换到一个月里每天一顿小锅饭。范凄之所以在长时间内都被别人称为范凄，因为他的经济实力也很一般。中队干部很慷慨地每月给他两条红梅几条君子，主要是让他用来联系外队大油们、给中队办事图个方便用的，所以他通过小成往大灶上送的烟并不稳定。隔三岔五地在干部下午下班后，范凄就带着小成去了大灶，一会儿拎着个小喇叭桶迅速跑回来（要是在大院让内看逮到，又得破费很多！）对这些事我暂时会假装没看到，就算出了事追查责任也只是大门坐班犯的事儿：没干部批条、谁让你放他们出中队！虽然我也想吃小锅饭，想吃炒面炒大米，但是，抿圪抖也能吃饱。我不嫌丢人。
他们每次拎回来的饭都不多，三碗左右。范凄与中队其他大油的关系不太融洽，当然不会叫他们一起吃，明明除外。明明他惹不起。范凄有时会给小成拔一碗面，然后与明明、小敏一起吃。小敏是个本质不错的孩子，范凄作为主任，身边的小敏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他的瓜旦，但我知道小敏不是。这个以后再说。
小成还在出工的时候，本组值星员张桃（四川人）看他实在过于单薄，又是本地人，也没怎么安排他干活，但斥责打骂是难免的，同组的老犯人对他也冷眼有加，唯有电工组的任二凄对他不错，在生活上关照他，还经常与他谝一会。二凄当时还是副值星员，也算已经摆脱瓜旦队伍迈入大油行列，他的举动自然受人注意并引起怀疑：为什么要对小成不错呢？以老带新？当然不是，俩人不在一个互监组；认为小成是本地人可以沾点油水？也不是，能在电工组当个大油，哪会在乎小成家里送来的这点吃的喝的嘛！那么，答案只有一个：曾经的瓜旦任凄凄，现在想下小成的瓜！
这是《规范》明令禁止的，我不能容忍居然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发生！
随着地位的稳固与提高，我对身边的违规违纪行为的态度，由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假装看不见，已经逐步转变为积极吸收信息、对能制止的大肆制止以显示权威。二臭和小走嘛，我还得默认其存在，毕竟社会上哪个领导没有灯下黑的情况啊。
不过，当二臭嘿嘿笑着告诉我任二凄和小成有一腿时，我还有点不相信。下瓜者与瓜旦，一般是建立在双方很不平等的基础上的。就算在小成出工期间二凄欲图谋不轨这还说得过去，但现在他都成了勤务犯了，没理由再当瓜旦呀？
我带着这个疑问去问楼道坐班犯老张，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俩人绝对关系不一般！每天粘粘乎乎老在一块儿，经常是组里的都吃过饭回了中队了，他俩还得在餐厅呆半天！好大一会才回来！”
我开始有点怀疑，但尚不确信，因为小成这孩子不错啊！虽然经常谝些自己在社会上的英雄壮举，但还算知书达理、有文化之人（初中毕业），言谈举止挺有点素质的嘛！于是某日小成带饭回来时，我站在办公室门口叫他：“你，一会儿下来一下！”
不大一会，透过窗户我看到小成过来了。他在门口停了几秒，我想他拿不定主意现在进我这儿还用不用喊“报告”。我也不愿为难他，拉开门叫他进来，坐下。
“听说你和中队的二凄俩人经常钻在餐厅好大一会儿出不来？你和他又不是一个互监组的，这是咋回事！”我开门见山，义正辞严，先直接给他扣上“脱离互监组”的大帽子。这是师从郝导的做法。
小成一下子蔫了，他大概没料到我也是一个犯人、平日里也有说有笑、也默认二臭和小走的关系，却突然说翻脸就翻脸、突然对他如此咄咄逼人。我想他在心里会骂：“真你妈的一条狗！有本事你去管管那几个大油！”于是我也在心里对自己这种捡软的捏的无齿做法予以辩解：“社会上的不平事多的去了，党都管不住，我算个逑？！我人微言轻，只能做到能管住的管，管不住的随鸡巴他去！”
脑子里这样一想，我便在证据上也不宜将剩勇追穷寇了：“二凄这人我也知道，心眼儿不赖个后生，以前对你还可以，可是你得注意着点儿影响！”
小成抬头慢声细语地接着我的话向我解释：“是的，我出工时人家对咱不错，现在，有时候打回点病号饭小锅饭，我也给他留点儿，有时候中班收了工，他留下来帮着洗洗碗这些的，回中队就迟了点……”他的前额上有细碎的汗珠，语气不坚定，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