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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局门。某家某人进京捐官去了，骗子便将其人所住地方的地名、亲戚关系、本人年龄相貌一一探听清楚，仿照其笔迹，写一假信，派人送往某人老家去。信件上问及屋内老幼，分毫不差。又说儿与某侯爷的少爷在某公馆幸会，并换了帖子，此少爷比儿大几个月份，儿的盘缠不够，向他借支了银子几百两，希望父亲将银子交付给某少爷，外送程仪，因为少爷是不能唐突应付的，以后一定能够沾他的光。信封上还写明了此信要在某省某州某县所管某乡某村投寄，写得与实际分毫不错。骗子坐大轿，带跟班，在城池口岸大店里住下，假装问堂倌仆人，此处可有某太爷否？堂格说此处正有此人，便带着骗子一行人前往投书。骗子的同伙一路上恭维骗子，说我们少爷在京城，多少官员都要迎奉他，若是要做官，只要他说一句话，就有得官做。堂倌听得眉飞色舞，见了老太爷，说道来了一位京城少爷，与老太爷送信，真正是个好品貌。老太爷读了信，喜之不尽。见面行礼，问其行止，骗子以世伯称呼老太爷，并说自己与老太爷公子相识相交，实在是高攀了，廉虚至极，并不说起兑给银子的事情。于是老太爷天天请骗子吃饭，骗子假装说只歇几天便要起程，老太爷说不忙不忙，小儿还需要兑还您的银子呢，付清了再走不迟。假少爷说您家少爷只不过是缺点盘程，何足挂齿。老太爷再三要付，骗子再三推辞，老太爷越发觉得问心有愧，便将几百两银子办齐了，外加上几十两做为路费送给少爷。少爷总是推辞不受，老太爷也坚决不想收回。门房说，既然这样，少爷不妨先收下，回京时再付给老太爷公子即可。骗子假装成盛情难却的样子，收下了，次日从容辞行而去。待到少爷从京城捐官回来，才知已受了别人的欺骗。
看院。骗子装扮成一个做买卖的商人，身背褡裢，内装二百文钱，一包银子，在茅房里蹲着。看见有人过来，假意起身就走，他的同伙急忙上前拾到手，对行者说，快些快些，你拿到手，恐怕他又转回来寻了去，你就划不来了。骗子同伙将包裹解开，果然是银子，就说我们两人分了吧。正在说话，骗子转回来了，向两个人作揖拱手，说这两位大哥可曾看见我的一个褡裢？里面有信一封，银一包，钱二百。”又说我是帮某家店铺到某处收账，只收了这么一点银子，这都不说，里面最重要的是那封信，凭那封信可在某处银号兑换二百五十两银子，你们哪个捡到了，把信还给我，钱就送给你们算了，你们就算救了我的一条命。
此人把话说完，其同伙就说，我是先来的，并没有看见什么褡裢，这个人刚才来的，你不信你可以搜我的身。骗子在同伙身上浑身上下摸了一通，自然是没有，便喊天怨地而去。骗子同伙说，我们赶快躲开，要不然那人又回来搜你的身我们就完了。二人来到僻静处，骗子同伙便花言巧语地劝那人拿出身上带的银子来，并说自己先拾到的褡裢，白白让你分几吊钱真是划不来，又说那包银子加上那封信总共可值三百两银钱，骗那人拿出银子又脱了衣服做抵押。骗子同伙走后，贪心者拿着信去兑银，自然是假的；包裹里的一包银子打开一看竟是石头，已被人掉了包了。俗人将这种骗术叫掉包，江湖上称看院。
吓诈。乡里经常有这样的事。忽然来了一二个人，雄赳赳气昂昂的彪形大汉，走到大门口，说道，掌柜的，你不晓得，我们二人是在某州某县犯了大案定了死罪的逃犯。我们一路上有一二十个人，后面差勇追得很凶，我们那些哥儿们正在此处庙里安歇。现在肚子饿了，把你家的好米借支两斗，我们煮了饭吃了好走路。你要是不给，他们差勇赶来了，我们打斗起来，少不了是要死人的，到时候在你家里死几个人掉几颗脑袋可不好看。本分老实的人听了，连忙舀出两斗米来打发这两个凶神恶煞。骗子采用这个招数，一天总能“借支”个百十来斗大米。还有的骗子干脆说，你若是不肯借米给我，我便躲在你的家中，官差来了，你是逃不脱干系的。老实人只好“舍财免灾”，上当受骗。
社会危害
中国近代社会是个内忧外患、灾难频仍的时代，一百年的近代历史就是一部中华耻辱史，割地赔款，列强纵横，使得“老大帝国”的威风扫地；太平天国，“拳匪”起事，导致帝国内部四分五裂。攘外与安内的争持终究不能御侮靖内，中华帝国积聚了两千多年的自尊一落千丈。中国近代社会是个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社会，因此，其间所历经的转型时期必备的阵痛与彷徨也显得尤其深沉惨痛。
时势既已如此，作为负面文化内容之一的骗术也便更加容易滋生泛滥。正统的、传统的、一向标榜为主流的儒家文化，其主张的“亲睦和善”、“仁爱宽厚”，终究抵御不住传统社会迈向近代社会的前进步伐。值此转型时期，各家学说风起云涌，传统社会中的沉渣也适时泛起。中国历史进入到这段无序时期时，骗术较之已往岁月则更容易寻找到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于是，行骗主体遍于朝野市井乡间闾里，受骗者比比皆是。于是，骗术在经历了传统社会两千多年的生长之后，恰逢这无序、混乱的“盛世”，招数益加新颖，手段益加高明，种类益加繁多。行骗给近代社会造成了不小的危害，虽然这种危害与无休无止的战乱、列强群豪的入侵所造成的对中华主体的危害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种由骗术导致的社会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
1．促成了近代社会生活的更加混乱无序化
中国传统政治生活有一套相传因衍的程序，虽然作奸犯科、弄巧使诈之徒历朝不绝，但是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政治生活的秩序与方式是行之有效的。而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政治生活中弄诈使巧、欺上骗下的事件遽然涌现。在上层统治核心中，慈禧太后、穆彰阿等人都是骗术高手，不难想像，权倾朝野、位极人臣的高层统治者，其行骗效果与影响自然是其他阶层的凡夫俗子、卑职小官们所望尘莫及的。同时，上层统治集团的行骗，从负面影响了下层统治集团，而下层统治集团处于权力金字塔的中底部，是个人数众多，势力张扬的群体，“上行下尤”，行骗主体玩权使诈，受骗者往往最终还是处于生活最底层的老百姓。
近代社会生活中，行骗者穿街过市、横行乡闾，骗术在广泛的群众日常生活中施行，一旦骗术成功，最直接的受害者仍然是劳动群体，或者直接的受害者是乡绅地主，最终的受害者仍然是老百姓。如果受骗者是一贯横行乡里、鱼肉乡民的土豪劣绅，当其受骗失败丧色之际，四邻八乡的百姓固然感到欣慰乃至额手相庆，然而受骗者在失财丧色之后便会马上将所受损失转嫁到老百姓身上，所以说，最终的受害者仍然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劳苦群体。行骗者在乡村街市的活动，打破了社会生活有序进行所必需的平静、有序的氛围，平和、宽仁、亲善、信任等数辈人口耳相传的美德受到了拷问，这种因为骗术施行而导致的人们物质、精神、信仰方面所受到的扰乱程序是不难想像的。以上种种，说明骗术促成了近代社会生活的更加混乱无序化。
2。骗术的广泛施行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生活风俗习惯，其“弄巧使诈”、“防人如敌”的负恶面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传统社会对“四民”的排列顺序是颇值得人玩味的。《春秋谷梁传·成元年》云：
“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管子·小匡》说：“土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注云：“四者国之本，犹柱之石也；故曰石也。”《唐六典·户部尚书》云：“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工作贸易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士、农、工、商”四民中“商”是最低层次的，机诈欺瞒是商业活动中惯常采用的手法，而这些特征又是传统中国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前文通过对近代骗术的整体观照，可知商业活动越发达的地方骗术施行的程度、次数就越高深越繁富。“骗术”在商业活动中简直成了“手段”的代名词，真正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应该说还是不正当的、卑鄙的骗术，行骗对象往往是受苦的劳动者群体，以诡谲骗术对待宽厚诚实，才是真正给社会造成了危害。
以近代成都为例，骗术计有掷乌龙、敲诗、挂签签、拈香、咬顺风、打假票、看院、支纲、火门、风门、回笼、闷烟、装道人、叉棚、爵门、大局门、牙婆、卦婆、巫婆、掷七星剑、摆棋势、吓诈、丢包、货浪子、降龙、哀怜、装疯、伏虎、赶上场、赶底场等几十种，骗术种类之繁多、齐备，骗术手段之多样、高明，由此可见一斑。
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当一种文化向外传播时，路线有两种：一种是矩形方阵，一种是圆形扩散。骗子文化自产生之日起，就按照这两种路线传播开来。
在具体的某一时段（如近代），某一地段（如成都）中，骗子文化以圆形扩散方式传播，流布迅速，影响恶劣。不难想像，当骗术施行的次数、种类急遽增加时，当受骗者的人数、损失数目屡有增加时，当被拐骗妇孺悲惨啼哭时，骗子之于人类风俗习惯的转变，便是人类思维发展，文化选择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近代江浙、上海、北京、成都等地的商人几乎都有很强的戒备心理，在如战场一般的商场中，防骗与行骗是并行不悖的。即使是在穷乡僻壤，避害趋利的心理也使得老百姓具备了戒防心理，尤其是某场骗局就在自己身边发生时，“防人如敌”的观念便会自然产生。同时，一批头脑灵活、富于狡黠智慧的人也生出“弄巧使诈”的心理，久而久之，新的骗子与骗术便从中产生。
总而言之，骗术的广泛性对社会风俗的恶化起了显而易见的作用，并间接促成了新的骗子群体的产生。
3。近代骗子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对近现代负面文化、国人文人心理结构的影响也是至关重大的骗子文化作为中华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其对近现代负面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与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任何文化都是历史进程中的文化，具备其自身发展的承前启后性质。近代骗子文化所承之“先”，当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所启之“后”，自然是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同类性质的一面。近代骗子文化就是在这种承先启后的传衍演进过程中，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从而使得近现代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呈现出色调繁复、美丑参半的表征。
鲁迅就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就有“痞”的一面。这“痞”的一面自然是国人集种种匪气、流氓气于一身，骗拐偷诈是其特征，自然是不好的一面，理应受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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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３１６４
第5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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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主流文化与骗子文化
【案例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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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史：骗子的历史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作者：张艳国 任放 刘保昌
第一章：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