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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重视这个“隆”字，他们有一整套经验：如果是太平盛世，他就多鼓励资质好、有条件的人去应试科举，或者去从事工商业；如果是乱世，他就多鼓励有胆识而又豪爽的人去从军就武，或者是捞偏门，如承办烟赌、走私，等等。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弊。依此类推，你教一千一万人这样做，说他们将来一定发迹，他们一定会很高兴，并会为你吹嘘；如果其中有三五个人将来果真成为富商巨贾，即使他不来重谢你，也会在各种场合为你扬名，夸你灵验；有那么几个有权势的人物为你捧场，你一生自然享受不尽了。总之，这样做，无论从近期还是从远期来说，你都会有收益。至于那些捞不起的人，也不敢说你不灵，因为你替他相命时，早已经埋伏了好几手，例如说看他们家的风水如何？祖宗阴德怎样？他们不发迹，只好埋怨自家风水不好，祖宗德薄。至于那些战死的人，更没有生口对证，还怕说不灵么！由此可见，江湖相术的“灵验”把戏，来自于系统性思维方法。
在以色骗人的法术中，有所谓的“仙人跳”，“放白鸽”。狡猾的手法，出自系统而缜密的思维。据徐珂的研究，仙人跳就是以色为诱饵，设陷阱害人：“苏、沪有所谓仙人跳者，男女协谋，饰为夫妇，使女子以色为饵，诱其他之男子入室。坐甫定，同谋之男子若饰为夫也者，猝自外归，见客在，则伪怒，谓欲捉将官里去。客俱，长跪乞恩，不许，括囊金以献，不足，更迫署债券，订期偿还，必满其欲壑，始辱而后纵之。”他记载了一则故事，骗思精巧，骗术丝丝入扣，所幸某男子精明过人，没有受害：吴江县顾某因应试到苏州，住在吉利桥畔。住所旁有一间茶馆，叫锦凤楼。顾某饭后无事，时常去品茶。有一次，顾某去时，座位已满，只是在屋角有一副茶几，坐着一老一少两个妇人。顾过去坐下，老妇就与他攀谈起来。过了一会儿，两人就混熟了，老妇说：“这里人多嘈杂，如果你有兴致，就到我家去吧，我以佳茗相待。”顾某欣然随往。到了楼上，只见陈设精美雅致。这时正是道光末年，鸦片烟已经流行开来。主人盛情邀请上榻抽烟。顾某推辞不过，只好应命。老妇命少妇烧烟伺奉。顾某刚刚上榻，老妇就脱掉他的鞋子，说道：“随意用吧！老身有事暂时离开。”老妇离开不久，忽然从楼下传来激烈的敲门声。少妇闻声下楼。这引起了顾某的怀疑。他随即起身下楼，并很快隐蔽起来。少妇开门，立即呼啦啦进来三十多个壮汉，直问：“人在何处？”少妇回答说：“在楼上。”众人赶忙上楼。顾某连忙利用这个时间差逃去。
“放白鸽”也是以色骗人，其缜密的思维与手法紧凑，与“仙人跳”并无二致。它是骗子将合伙的女子放出去与人为妻，一旦时机成熟，“妻子”裹挟财宝，变成白鸽远走高飞。
兹援引一典型例证于后：民国初，无锡李某，妻死，鳏居多年，几次想续弦，苦于无人帮忙。一天，忽有一媒人带来一少妇，操江北口音，自称夫亡无靠，上无翁姑，下无子女，仅有一个手足残废的胞弟，没有奢望，只求身价一二百两银子作胞弟的赡养费。李某看少妇面目端正，衣着朴素，真是孀妇装束。问她胞弟在哪里，说在船中。到泊船处偷看，果然有破船一艘，系在柳荫之下：船里躺着一个约莫二十岁的男子，手足蜷曲痉挛，呻吟不停。李某信之不疑。经一再磋商，定身价银一百五十两，当天成婚。那船上男子得到银两，撑船而去。当李某议婚时，亲友多为规劝，说这女子来路不正，恐怕是放白鸽的。李某不听。成婚后，妇人持家井井有条，伉俪情笃。李某越发认为当初亲友妄议，自己的判断不错。于是，将所有家产都交与妇人掌管，并为之广置首饰。一天，李某外出归来，妇人已鸿飞冥冥，带走了贵重衣物及现钞数百……李某这才知道，这妇人原来是放白鸽的。系统性思维方式为骗子所重视，在于这种思维形式和方法贯穿了最优化选择的规律，它为思维主体所选择后，总能达到思维以及行为的最佳效果。因为在思维主体那里，根据系统性思维方式的特点，人们总是可以能动地将认识对象分解成不同的等级和结构，在动态中协调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使部分的功能和目标服从整体所要求的功能和目标，以实现认识目标最终效果的最优化。
独具特色的骗子的思维方式还有很多，这里所论，只是其中最有普遍意义和思维特点的几种。几千年来，若干种类的骗子的思维方式，随着骗子文化的传承而世代繁衍，成为一种定型化的、颇有特色的思维模式。其具体的思维方法，有一定的文化意蕴，值得从各个角度进行深入研究。
骗子的行为方式
一定的社会群体，一定的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特定的行为方式。所谓行为方式，是指一定的社会角色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程序化、规范化、模式化的活动。任何一种行为方式的形成，都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一是既定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人们的社会实践总是以周围的社会环境为生活的舞台，总是以一定的衣、食、住、行为基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而不能超越这些；一是已经形成的思维方式。俗话说：“脑袋长在自己的肩上。”
人们的社会活动总是首先受到自己的思维的支配，总是先有思想的目标，然后才有社会实践；一是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行为习惯。同样的社会阶层，同样的社会角色，前代人的行为方式总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人们的行动。
人们的行为方式无论在怎样的历史时代和社会条件，都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它的能动性。人们的行为，是主体实践的结果。而人的社会实践无不表现出人的主观能动性。人们的行为具有主观能动性，这是与生俱来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二是它的社会性。除非生活在真空中，任何人的行为都会产生或大或小的社会作用和社会影响。但人要生活在真空条件下，又是不可能的。三是它的稳定性。人的行为方式一旦形成，虽然在不同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有所不同，但是，基本的套路还是一致的。人们常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和尚颂经，屠夫杀人”，就是对人的行为方式的稳定性的生动描述。
骗子，是一种特别的社会角色，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被他们奉为经典的骗经和定型化的骗术的指导下，形成为有突出特点的骗子的行为方式。
1．骗行虽然有个体行为，但以群体行为为主
在骗行中，对于小目标和一个短过程，一般来说，骗子以单干形式出现，所骗对象也因人而异。如，以官为骗的对象。据说，在民国初年，上海一青年学生模样的人，自称姓蔡，名某某，是曾经发起过云南护国军起义的蔡锷将军之二公子。持名片求见上海市长吴铁城，向其告贷。吴一听是蔡将军的公子，便不详细询问，借给５０元。后来，他与熟悉蔡将军的人谈起此事，得知蔡虽有一子，但已出国多年，至今尚留学巴黎。原来，借钱者乃是一冒名骗子！
以商人为骗的对象。据徐珂所载，晚清之际，在上海经常有人假冒商家的信札以行骗。“上海普通人家之屋，所谓石库门者，入门即为堂，自门外望之，堂上所书画，皆历历在目，且门外必以门条著其姓，合门条书画而观之，则其家主之姓号皆可知矣。有住公共租界北河南路鹏程里之周雪峰者，执业于市，不常运，家惟妻女婢妪而已。一日，有状若茶肆佣保者至，出一函，且谓周与友会于南京路易安茶店，猝有要需，特作函，嘱我来取银币。周妻不识字，令妪持往邻家，使阅之。妪返，则言主人以在茶居为翻戏党所强迫，非银币二十圆不得脱，可即付之，周委如其言。送函者去。薄暮而周归，妻亟询之，谓无其事，乃始恍然骗子之预知其姓号而行骗也。”
以一般人为骗的对象。据徐珂记载，某一天在京都，有一少年在市场上以银换钱，刚刚说好价钱，忽然有一老者从后边冒出来，一把拉住少年，骂道：“老子穷到如此地步，你居然有银子换钱花，真是个不孝之徒！”于是，夺银而去。旁观者还以为是父亲责骂儿子。少年一下子气得晕了过去，好久才缓过神来，气愤地说：“我哪里还有父亲啊！”但银子已经抢走，不能追回了，等等。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总之，行骗的个人行为，大抵上都使用一些短、平、快的手法。
但是，上述只是少数情况和个别现象。多数情况和普遍现象则是群体行为。这一点，就连他们圈内人士也供认不讳：“大凡骗子，极少是‘单干户’的，大都是合伙串通行骗，是为串骗。骗子集团‘江相派’的‘经典’《扎飞篇》上，就明明载着这条骗术：
“善为‘相’者，莫不用‘媒’，故曰：‘无媒不响，无媒不成。’‘媒’，也即骗子的助手，起着引人上当的媒介作用。……骗子串‘媒’行骗，总是要千方百计掩饰骗与‘媒’的瓜葛，做到不露一丝痕迹，这样，‘媒’方能取得被骗者的信任，使行骗得手，这也是串骗较其他骗术更为迷惑人的地方。”
举凡赌骗，设赌局骗人钱财；黑骗，黑道结伙互骗；神骗，利用鬼、仙、怪等封建迷信骗人钱财；色骗，以美色骗人钱财；串骗，一伙人合谋行骗；肉骗，绑架人质骗取钱财，因旧时称人质为“肉票”而得名；拐骗，以欺骗的手段拐卖妇女儿童，非法牟取暴利；装骗，冒充人物身份行骗；假骗，利用假冒伪劣物品骗人钱财；诈骗，利用欺诈手段行骗；丐骗，装成乞丐骗人钱财。等等。这些骗行、骗术的承载体往往是几个人，甚至是一伙人。如前面在举例时提到的“放白鸽”、“仙人跳”等等，就是如此。此外，还有“拆梢者”。据徐珂所云：“拆梢者，苏、沪为多，而沪尤甚。盖以非法之举动，恐吓之手段，借端敲诈勒索财物之谓也。凡地棍，惯以此为生涯。拆梢之语，犹普通语之敲竹杠，江宁语之敲钉锤儿，镇江语之钉钉子，杭州语之刨黄瓜儿是也。”“上海地棍之拆梢，必有线索可寻，罅隙可乘，非贸贸然为之也。至有所谓硬诈者，则兔起鹃落，猝不及防，受害者自亦莫名其故。至其所以横行无忌者，则以巡警、包探无不通同一气，即或为所目击，亦皆佯作不见，而相喻于无言。盖必于事后提钱若干以馈之，是之为劈霸。劈霸者，分赃之谓也。若辈恃此无恐，遂得肆其硬诈之技焉。”
徐珂所言之“拆梢者”，亦即后来之所谓的“拆白党”。拆白党究竟何意？有多种说法，兹举一说备存：“关于拆白党命名的含义，说法有种种：其一曰：拆者，即拆梢也，（是上海方言，指流氓借端诈取财物。）白者，即白吃白拿，不掏一文钱；其二曰：拆白可谐音念作擦白，就像金银铜器一样，时常需要用布或其他东西将它擦光、擦白，外表才能好看，否则本相毕露，为人识破，不值半文钱。
其三曰：拆白可作‘撤勃’解。即上海谚语所说‘撤烂污’也。（引者案，意即搞破坏。）
其四曰：拆白即拆败之意，该党成员专门拐骗妇女，导致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