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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岛当时无名,现在大大有名,就是香港。这一仗打完了,全国上上下下都是鸦片烟,到处都是洋人加洋货,还有洋书、洋学、洋思想。从前印度佛教进来时的情况可不能和这时相比了。第二件是,在这以后不过十年,道光三十年(一八五O )爆发了标榜上帝教的太平天国反对清朝以及孔子的长期内战,少算是十几年,多算有二十几年。中间还夹着外国(英、法)军队打进北京(一八六O )。从此,玉皇大帝,元始天尊,加上阿弥陀佛,都化而为一个上帝。“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至圣先师”被指为“妖”。这一仗打得天昏地暗。太平天国亡了,但孙中山从洪(秀全)、杨(秀清)的传说故事得到启发,将上古的“汤武革命”现代化。武昌起义,一仗就打掉了几百年以至几千年的皇帝。从此“革命”成为至高无上的好事。“造反”有了“理”,几千年的大道理仿佛冰消瓦解了。
三国、六朝是初变,五代、十国是再变,“道光”是最后大变。“道”从此“光”了。
是不是全都变了?从头上的帽子到脚上的鞋子,从男人的辫子变光头到女人的小脚变大脚,哪一样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讲的话,作的文,也大变了。我的生活于清朝的父亲假如活过来,我敢说他听不懂话,看不懂报,若是见了我写的文章,一定会气得再死过去。看起来是变得一点不剩了。
然而,还是有许多人,读书人和不读书人,认为并没有变得彻底,甚至认为变了躯壳还没有变魂魄。这是为什么?“魂魄”是不是哲学、思想?
大约是蔡元培当北京大学校长时才开办了一个哲学系,开了一门从来没有的“中国哲学史”的课。起先是一位陈老先生主讲。据他的学生冯友兰先生说,讲了一年才讲到周公。我问过他:周朝以前哪有那么多可讲?冯先生说,陈老先生是从伏羲画八卦讲起的。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门“中国哲学史”讲的是《易经》,当然再讲一年也只能讲到孔子了。这样,蔡校长才从美国请了二十几岁的胡适博士来讲。他讲的《中国哲学史》只有上卷。现在看来平平无奇,当时却是石破天惊,是第一部讲中国的“哲学”的历史书。哲学是个外国字的汉字译名,所以孔、孟、老、庄全穿上了西装,墨子也大讲“逻辑”。以后有人扩大“哲学”
讲“思想”,于是出来了一本又一本的中国“思想”史。这许多“史”讲来讲去,大半出不了一部分书本史料。哲学固然是书本,思想也只在书本中见。可是几千年来中国人中绝大多数都不识字,识几个字也只写信记账,不大读书。讲中国不能把他们忘了。他们听书、看戏、种地、打仗、做工、经商,有的甚至做大官,当皇帝。他们的思想是不是中国人的思想?和书本一样不一样?他们的思想在哪里呢?据说君臣、父子、夫妇的“伦常”是中国人的主导思想,可是从春秋起,甚至更早,就“轼君”不断,“谋杀亲夫”也代代都有,这是怎么回事?所以讲哲学(外国字)也罢,讲思想(中国化了的外国字)也罢,有两套。一套是书本里的名家著作。这可能是顶子、尖子,也代表了不少普通人,因为这些名字名气大,有人推广,所以影响大,但信从的人未必普遍,推广者也未必都照办。另一套是书本里没有专著的普通人的思想。他们有行动,也有言论,但不识字,或则不会写书。然而,他们自己不写书或者不能写,别人会代他们写,记下他们的事和话,也会提炼一下改头换面写成故事、小说、戏曲之类。这些东西本来是从不识字不读书的人那里来的,所以一回去被他们知道了又传播开来。也有高深著作包含他们的浅近思想。这一套思想史里不能说没有哲学,只是在“学案”式的书中还不大有地位。我希望有人能把两套合一来研究并写作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
(已有这样做的,但仍以名家名派为主,未及全局。)
中国古代读书人和外国古代的很不一样。他们不像在古希腊、罗马有城邦养活,又不像在中世纪欧洲有教会养活,也不是印度的婆罗门、沙门那样可以靠供养或说乞食来生活,也不同于波斯、阿拉伯的有宗教维护,所以尽管在教书、卖文(替人写寿序、墓志铭等)之外,有些人可以放心做官和吃地租,但这是极少数,绝大多数还是不能不为衣食住着想。当官的也是“伴君如伴虎”,不做官又会受官府和恶猫的欺侮。他们的诗文仿佛高超自在,其实“乐天”在于“安命”。
饿有饿的苦,饱有饱的愁。不“发愤”何必著作?这句话是太史公司马迁的“一语破的”。那些应考之作,应酬之作,花前月下享乐之作,很少传下来的。连清代幕僚的作品《秋水轩尺犊》也是牢骚居多。传下来的诗文中往往是“香艳”实不“香”,“脱俗”未离“俗”。“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而已。嵇康临被斩还弹琴作《广陵散》,是超脱吗?真超脱便“尸解”而不作声了。他的“作声”
抒发了万千不作声的人的叹息。不作哀悼之词往往是发哀悼之情。这一层道理近来渐渐有人说到,不过往往用外国话说,什么“集体无(非)意识”、“隐喻”
之类,还没有中国化。
不但文艺如此,哲学思想也一样。中国古人读书作书重实,这已成为常识。
还应当说,不仅是虚中有实,而且是实中有虚。前者不必说,都知道,后者可以说是以实事表达思想,以语言表达语言所不能表达的“语言之外”的意思。这就是所谓“寓言十九”。不以实表虚而以虚表虚的比较少,如《老子》、《公孙龙子》之类。这些书里也有实。不过可能是口传,而记下来的就有骨无肉了。流传广远而悠久的都是有实事或有故事的书。孟子说的拔苗助长是一例。《列子》里的愚公移山又是一例。
不妨谈谈《列子》……这是道教的三大“真经”之一,仅次于老子《道德经》和庄子《南华经》而称为《冲虚至德真经》。可是久矣夫比不上老、庄,而到现代更受冷落。原因大概是这书被证明为后来的“伪作”,不是《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原本,更不是《庄子》里说的那位“御风而行,泠然善也”的列御寇所作。编订作注的张湛是晋人,所以有人以为可能是注者所作或编纂。《列子》不属于“先秦诸子”,于是地位大降。其实这部书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思想的来龙去脉比书的流传更为广远。特色之一便是书中的寓言故事多,也就是以实说虚的多,类似《庄子》而又有不同。由此,不仅有浓厚的文学意味,而且有明显的民间色彩。因为可能书出于魏、晋,内有佛经故事被“取为我用”,所以书又降低一格。实际上引用故事主要是继承战国诸子以来传统,而且和印度佛经有一点大不相同。佛经故事总是以故事来证明一条已说的道理,中国的,例如《列子》,却常用故事来说明一条未说的道理。道理讲不清楚,就来一段故事。认为《列子》是思想和故事的杂烩也罢,较秦、汉书为晚出也罢,不应当抹杀这书表达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意义。它不仅发挥了秦、汉以来以至魏、晋的社会思想,而且延续到以后,特别是在民间,并未断绝,不仅是神仙理想。例如为报仇求三种快剑杀人不死的故事(《汤问》),是生动、幽默而有哲理的奇想,作为新武侠小说也可入上品。
再说说“道、理”。中国人思想习惯喜欢对偶。“道、理”好像没有对立面,只有“无道”、“无理”。实际上是有。那就是“势”。“势”是不讲道理的。
贾谊《过秦论》末句说:秦亡是由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是“道、理”(仁、义)和“势”并提之一例,但仅仅讲了“形势”之“势”,未及其全部意义。“势”表示一种不可抵御的力。《列子》讲“道”,讲“理”,也讲到“势”,但不以为主题。有一篇《力命》,开头便是“力”与“命”的对话。将抽象的“力”和“命”人化,这和将“混沌”作为人一样,是古来相对说比较少有的一种表达法。在这里仍然是以故事、对话表达抽象道理。这对话表明,“力”
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结果。“命”是改不掉也说不清的。换句话说,人事讲不出道理。这世界不合理。这世界是荒诞的。其中列举了一系列不合理的公认传说作为事实来证明。《列子》讲的道理是自然无为,矛盾无理,因为“自然”不讲道理,努力常是白费,结果往往和预料相反。这也就是说,“势”胜过了“理”。
著名的愚公移山故事,在《列子》里只是证明愚胜过智,神也怕人愚笨得挖山不止。“力”起了作用,用的可是笨法子。结果也不过是神把山搬到别处去堵别人的大门而已。《庄子》的达观显露出不得已。《列子》的“自然”喷发出悲观气息。《老子》是给特殊人讲的哲学。《庄子》是给读书人讲的哲学。《列子》是给平常人讲的哲学。
对当前的新著作都希望有不平常的信息,因为平常的说法我们已经知道了。
对古代的书想要知道的是古人的普通的思想,因为突出的名人的思想我们已经知道了。《列子》讲的道理高不过老、庄。八篇书就篇名、篇首次序看,从天、黄帝、周穆王、仲尼(孔子)讲到殷汤、力和命、杨朱。最后一篇题为《说符》,用故事、对话讲道理。全书讲了不少仿佛莫测高深的话,也讲了很浅显平常的事。
总之,全书教的是“世故”。书中有一片悲观厌世的气氛,胜过庄子,胜过佛教,因为不以空言自慰,又没有涅槃和报应。托名子贡说“大哉死乎”(《天瑞》)
的恐怕只此一家(《庄子。至乐》与此同而有异)。歌颂愚痴而以“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仲尼》)为理想的也许是以此书为首。“朝三暮四”,“愚弄群猴”(《黄帝》)。“歧路亡羊”,叹“道”多桀(《说符》)。劝杞人不要忧天忧地,表面上说天地可靠,骨子里说的是人逃不出天地以外。说天地会坏,不会坏,都不对(《天瑞》)。许多荒唐故事和荒诞话不过是指向人世的荒诞无理,讲出没有道理的道理,有“物理”无“人理”的学问。这可算是特别的世故教科书,是一两千年前中国的卡夫卡。
中国讲道理的古书很多,所讲的道理已有不少书介绍、评论,但讲的方式不大受到注意。讲的什么,很重要。怎么讲的,同样重要。和别的国比较,中国方式中有几点更着重。一是对话,二是寓言,三是反讽(指东话西,正言若反)。
《列子》里面三者俱全。这是杂烩,也就是“大路货”。在这方面,它也够得上一部“真经”,一种“样品”。
顺其自然岂不是听天由命?但“乐天知命”也仍有忧(《仲尼》)。承认自然的威力又不免咕咕叽叽。无可奈何又有时不服气。违反自然也出不了天地的包围。我想,假如阿Q 先生能成为哲学家,也著书讲道理,很可能他的大著就是一部《列子》。
(一九九O 年)
《四书》显“晦”
中国古代文学和外国古代文学,从春秋战国和古希腊罗马起,有一显著不同点,从八股文可以看出来。依对话定诗文体是中外共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