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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中国仍然是一个农耕为主体的社会，即便我们接近一半的人口已经生活在都市和城镇，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在精神上、情感上和观念上距离农村更近，对于承载人类延续的东部地区，人们割舍不下。浩荡的江河，辽阔的原野，耕作了我们所有的传统和精神，养育了13亿人口共同生存，这样一个人类独一的后果。我们即便高坐都城，离开原野，无法理解我们的现在和未来，13亿这个包含一切中国素质的社会数字。13亿，这个带来所有希望和艰巨的经济数字，是数千年岁月打造的一个生命河流的今日景象。中国未来的毁誉，将系13亿于一身。
13亿人的生活怎么过
对于李响来说，中国的人口现状带给他的苦恼是，上下班的公交车很挤，父母时不时会在他面前唠叨〃没有机会再要一个女儿〃，相亲时会有人因为他是独生子女而拒绝他。
而对整个中国，13亿人口的苦恼远不止李响的苦恼那么简单。960万平方公里，当我们豪气万丈地喊出〃地大物博〃时，却被〃人口众多〃狠狠泼了一盆冷水。
也许只有当你真正近距离地去观察这个国家的每个细节，你才能明白，要支撑起13亿人的衣食住行，是个庞大而又艰难的系统工程。而13亿这个数字并不是静止的。在短短4秒钟里，中国就又有一个孩子出生了。而中国在有限的狭小空间，养活着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和中国人相比，印度人是幸运的，因为中国真正适合人生活的土地面积，只相当于一个印度，而论人口，中国却比世界第二的印度还要多出2个亿。与中国人相比，欧洲人也是幸运的，尽管整个欧洲的面积仅比中国略大一些，但他们的人口总数，却只有中国的一半。和中国人相比，美国人更是幸运的，他们拥有与中国几乎同样大小的疆土，但人口却比中国少了10亿，而且他们生活的那片土地，是大块大块的平原。
中国人是全世界居住海拔最高的人，有超过20％的人住在海拔500米以上，而全世界住在海拔400米以上的人口只占10％，所以从这个角度也能看出，中国人生存环境是最恶劣的，最不适宜过多人口生存。
960万平方公里，中国人一直引以为豪的数字背后，是极其拥挤而艰难的生存条件：
按能源负载，中国人最好不超过12。6亿；按土地资源，中国人最好不超过10亿；按淡水资源，中国人更是只有4。5亿才好。
13亿意味着虽然中国拥有数不清的河流湖泊，但当这〃生命之源〃平分给13亿人的时候，中国就只能和以色列、沙特、阿联酋这样的沙漠之国，并列站在联合国的缺水名单当中；虽然中国地下蕴藏着世界十分之一以上的煤炭，可被13亿人一分，中国就只能去仰望原本在总量上并驾齐驱的澳大利亚，去羡慕美国人和加拿大人的富裕；虽然我们脚下还涌动着比OPEC成员国卡塔尔和阿尔及利亚还要多的石油，但是人均以后，我们就会被四十多个国家甩在身后。
广州市有一个国家储备肉基地，存放在那里的4000吨猪肉，平时没有政府调令是绝不允许动用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储备肉，2008年年初的那场冰雪灾害，会让广东人的生活变成什么样子。
虽然出于国家战略安全的考虑，我们无法拿到中国各级粮肉储备基地的确切数字。但我们可以想象，13亿人，平均每天要吃掉160万头猪，消耗大约13亿公斤的粮食，在我们这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里，储备是一项多么浩大的工程。
中国人的日常开销究竟有多大？也许在北方这个最大的煤炭枢纽，你会得到另一种答案。
大秦铁路线上，一座三百多米长，十五六米高的煤山，通常只需几个小时的时间就会被完全搬空。中国每三盏灯里就有一盏必须靠这里运出的煤来点亮。而这条能源大动脉现在承载的运量，已经是它设计运送能力的4倍。绷紧的不仅是铁轨，还有铁路线上每个职工的神经。
13亿，如果拆解成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很可能将是一项永远都做不完的工作。
春运，这是中国人创造的独有的生活景观。每年春天，要将超过20亿人次的出行妥善安排，相当于帮每个中国人都搬一次家。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活动，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政府，有过中国政府这样的体验。
吃喝拉撒，这个具体在每个人身上都是最基本的自理能力的简单事件，一旦乘上13亿这个天文数字，就变得纷繁复杂。我们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思考，13亿人的生活，到底该怎么过？
我们有13亿人口，那么，中国到底能够承担多少人口？中国的人口底线在哪里？显然，13亿还不是，中国960万公里还不至于承载13亿就人满为患。但底线不在未来悠闲的栖居，稍不留神，中国的人口就〃雄赳赳，气昂昂〃地越过〃人口三八线〃了：线这边，是安居乐业；线那边，是中国土地不能承受人口之重。
有人说16亿、17亿是底线，也有人说7亿到10亿。争论从没有停止过。根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的估测，中国人口承载极限在16亿左右。最理想的人口数量是7到10个亿，中国现在的人口比理想状态多出了3亿多。
决定中国人口底线的要素不仅有自然要素，还有社会、政治要素。房子够不够住、工作够不够做、养老够不够充足……一系列问题都在制约中国的人口底线。
温家宝总理200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的时候曾说：〃多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可以变成很大的问题；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都可以变为一个很小的数目，……。解决13亿人的问题，不能靠别人，只能靠自己。〃
控制人口是一项历史使命
谁能看透人口问题
追溯历史会发现，远古时期中国的气候地理条件和现在有很大不同，那时我们这片土地是全世界最适合农耕的土地。在农业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很低，所以生产的增加、财富的增加，主要是靠劳动力的贡献。对劳动力的追求，就是对财富的追求。这样的追求，中国人延续了数千年。
庞大的中国人口，创造出世界上最古老也最灿烂的文明。那些新颖农具每一次在中国出现，都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
史学家司马光在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上，曾经写下了这样的话，〃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人多，赋税就多；兵力就强。这也被后来的中国帝王，当作国家兴亡法则的最好总结。事实上，从西周时期开始，中国就已经取代埃及和巴比伦，成为世界的人口中心。
亚当o斯密在他著名的《国富论》里这样写到：〃一国繁荣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居民人数的增加。〃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主流思想就是不断增加人口数量，皇帝们治国的主要思路为鼓励百姓多生。因为农耕文明的特点是生产力水平低，人力构成经济生产和军事力量的决定因素。从康熙至道光，中国人从不到1亿猛增到4亿，150年里翻了两番，完成了中国古代史上人口最大规模的一次增长，与它相对应的是那时候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例，已经超过1/4，中国的繁荣与富足让西方人望尘莫及。
不过，这依然算不上最高纪录。一百年之后，中国人口增速再一次被刷新。
从建国到1970年，中国连续出现了两个人口高峰，中国人从5。4亿猛增到8。3亿，和康乾…道光时期相比，同样是增加3个亿的人口，但这次我们只用了20年。这20年里，全世界人口增长了11亿，也就是说当时全球新增人口中每3个人里就有1个是中国人。尤其是从1964年到1974年的十年，中国差不多每年都要生出了一个澳大利亚的人口来。
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发展生产，大多数人认为人多力量大，所以就多生，这也参照了当时苏联的人口发展模式。那时，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认识并不深刻，只把人当作了生产者，并没有认识到人同时也是消费者，没有考虑到积累问题。
人口的发展变化幅度很小，2％的人口增长就是在快速滚雪球了，更何况中国以9％、10％的速度滚大雪球。人口从量变到质变，常常跳出人们的视野之外。当人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暴涨时，很多人还沉浸在〃人多力量大〃的遐想中，只有少数人如马寅初等人有先见之明地提出人口控制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1957年提出控制人口的主张，表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称其为计划经济，马寅初主张必须控制人口。
马寅初被群起而攻之，有组织批判他的文章数以百计。反对控制人口的人提出〃人手论〃，人手论与人口论针锋相对。人手论的理由振振有词，人总要有两双手，一个人两双手创造出来的价值总是超过消费的，人创造出来的东西超过消费，就有积累，就有剩余，有了剩余社会才能积累。马寅初仍然坚持他的〃新人口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所投降！〃特殊年代，马寅初的孤军奋战最终换得〃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的批示。很多与马寅初有类似主张的人，被划为右派，中国失去了一个控制人口的机会。
一直到1979年，整整20年时间内，中国的人口研究变成禁区，无人问津，最终人口的急剧膨胀〃吃〃掉了发展成果，无论是国家财富还是个人财富都很难积累。60年代，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工人10年没长过工资，城里容纳不了，就只有上山下乡……
农耕时代，由于自然灾害、疾病、医疗卫生等原因，人口的增加是缓慢的，人口起落往往与王朝循环同步。但到近现代社会，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生率不断提高，死亡率不断下降，人口终于膨胀到与自然、社会资源不可调和的阶段，吃饭、教育、医疗、住房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
越来越多的人把天平倾向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人口论，或许，〃人手论〃真的过时了。
拨慢人口钟
〃只有膝盖疼痛的时候，才会感到膝盖的存在。〃法国著名人口学家索维的名言，在中国人身上得到应验。
人者，邦之本也。中国人自古相信：〃民之众寡为国之贫富〃，〃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然而当历史翻页，人类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的贫富与强弱，已经不能再和人口数量简单地划上等号了。
80年代初，有一部特别轰动的电影《甜蜜的事业》，这是中国第一部以计划生育为题材的电影。电影是喜剧，看了很轻松，那是中国人人口观念开始变革的一个起点。也就从那时起，中国拨慢了人口增长的钟摆。1980年，意识到〃人口起飞〃不再等于〃国力起飞〃的中国人，将几千年的生育传统深埋心底，为了国家前途和全球减贫目标的实现，开始了30年的艰难跋涉。
巨大的社会经济压力，让那时的中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