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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代早期，国际社会制定了《巴塞尔公约》，禁止危险废品的贸易，而中国广东汕头的贵屿地区因电子垃圾处理产业而闻名于世，那儿的小孩血液含铅量超过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标准的两倍。
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在环境方面，也是如此，中国环境污染，离不开世界的〃贡献〃。客观的立场，带动理智的思考，催生公正的结论，对于中国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不应该只归咎于中国。
中国不仅要承担自己生产带来的污染，还要连带他国的压力，这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尴尬。改变〃世界垃圾场〃式的发展方式，首先必须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产品出口与环境经济协调发展；此外，还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中国特色的〃绿色贸易壁垒〃，通过立法或制定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法规，对国外商品进行准入限制的贸易壁垒。
谁卡住了治污的脖子
刘保国的女儿病了，刘保国知道是化工公司的水污染了水井。这个道理，连村里最糊涂的张老太爷都懂，有关部门却一再称看不懂。〃要给女儿讨个说法，索要赔偿为女儿治病。〃刘保国走上了漫长的维权路，但是他感觉他是在攀升一个延伸到绝望的梯子。
刘保国找到肇事公司，公司的人根本不买刘保国的账，〃我们投资商只和政府接触，有什么事，找你们政府去！〃
村上和镇上的干部这样推脱，〃我们的孩子都没事，怎么就你的孩子出事了？〃
到县信访局，信访局说，〃这些化工厂可是我们县的纳税大户，可别被你搅和了。〃
到县环保局，环保局认为刘保国提供的检测报告是作假的刘保国私自在送检的水里添加有害物体，但又拒绝重新检测。
直接去找县委书记，刘保国被县委书记的秘书痛斥了一番，〃你家孩子生病了，找书记要钱治病？笑话！〃
有人悄悄提醒刘保国，环保局与这些化工企业的关系不一般，找找卫生部门。卫生部门终于答应了，但在县卫生防疫站到刘家水井采样检测的当天，刘保国当场被肇事公司的保安打个半死。不久后，出门买菜的刘保国被几个蒙面人拖上面包车，一阵拳打脚踢后，被一脚踹下车。
实在无计可施，刘保国和他的乡亲们堵在化工企业的门口，最后刘保国等人分别获得了几千元不等的赔款。政府对他们的警告是，〃下不为例，若再犯一律抓起来。〃
刘保国怎么也想不通，都要出人命了，村里都有这么多受害者了，为什么这些轧钢厂、造纸厂还耀武扬威地继续存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的污水怎么还敢排到他们村里的大河中？
这些善良的人们或许还不知道，当地政府对这些投资商偏爱有加，并放话说，〃你们来投资，赚了算你们的，赔了算我们的。〃〃万丈豪情〃背后，隐藏着多少人的无奈和心酸。
在有些仍对GDP痴迷的地区，休说治理污染，中止污染都是这样难。
环境问题错综复杂，涉及到经济社会的每个方面，表面看似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矛盾冲突的结果。以前中国是先污染后治理，现在是边污染边治理。但是，治理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中国某些产业的低利润与恶性竞争，导致很多地区的污染治理成为空头支票。
内蒙古河套地区有一个青霉素的项目，很多企业甚至包括外资企业，直接往黄河里面排抗菌素废弃物。抗菌素废弃物消耗大量的水，而且里面还含有青霉素。同时，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很严重，恶性竞争最终体现在利润上面，谁不治理污染，谁就便宜。治理污染，则一定要提高成本。所以，很多地方政府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对待企业污染问题，甚至变相怂恿企业污染。
而且，改善环境绝非朝夕之功，而地方官员的任期又是不确定的。在经济利益与改善环境进行抉择时，他们的〃理性选择〃是选择见效快、出政绩的GDP增长，而不是滴水穿石才能见效果的环境改善。同时，由于环境的外部性，即使地方政府拿出财力与物力加以改善，很难有统一而准确的标准判断，这是本地政府的功劳还是相邻政府的成果。
同时，在法律上，我国对环境污染的处罚很轻，甚至仁慈。对环境污染者的过度仁慈，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他们的肆无忌惮，他们抱有这样的心理反正处罚也不重，罚就罚吧。一个造纸厂购买治理污染设施，每吨纸的成本要增加150元。如果不购置治污设施，一个每天生产百吨的小造纸厂，每天可降低15000元的治污成本。而法律对他们的处罚只有一次，最高10万元，仅7天，他们就能把处罚款赚回来了。
环境治理是一项系列工程，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和相应的财政作支撑。美国开始大规模治理环境问题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1000美元，日本虽较低，也超过了4000美元。目前，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3000多美元。治理环境污染，我们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天津，仅清理海河垃圾，他们就每天派出300人，9艘保洁船，进行水面、堤岸和周边环境方面的清理，每年投入高达400万元，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绿色GDP核算小组成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雷明就曾说过，扣除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最高可达10％，有些省份实际GDP增长，可能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要漂亮的GDP增长报表还是要环境？只要经济不要环境的发展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如何把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大难题。各地环保局长肩上的担子尤其重，一头是经济发展，一头是环境改善，偏了哪头，都要犯错误。
新乡市环保局长唐艳青：我们当时市委书记就跟我讲，如果新乡市的水的环境质量改善不了，就是这环保局的一班子人，我要给你解散，当时感到工作任务太重，压力太大，躺下来就是这么一套子事儿。
吴江市环保局长范新元：难在每关一家企业，你断了他的财路了，他不要跟你拼命啊。我们这边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不是一个很风光的职业。
宜兴环保局局长：我们每次去检查的时候，污水处理设备都开着，走了机器就关了。有的企业就没有污水处理厂。
刘向东，山西省环保局局长，坐在这个位子上的他，每天，必须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做好环境，一是如何发展经济。如何寻找到这两个方面的平衡成了刘向东最头疼的问题：有人说环保局长是全国最难当的官员之一。现在我觉得自己有种上班恐惧症，一到星期天晚上就恐惧，因为想到第二天就又要上班了。我的压力特别大。我就像坐在火山口上，随时可能因为自己的执法和决定断送自己的前途。
在2007年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党的十七大报告里，一共有五大方面16个地方提到环保，而5年前的十六大报告还仅仅只有6处。
但是，日渐恶化的环境已不再留给我们等待的时间了。
我国已经到了治理污染、改善环境的阶段，发达国家在百年发展后呈现出的污染问题，此时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集中出现，在全球环境形势日益严峻情况下，环境问题也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关系的重要因素。污染恶化，带来的将是国际关系的紧张，由此也会蔓延到经济合作，最终拖垮的只能是经济发展。
在未来15年内，人口可能会达到14。6亿，经济总量会翻两番，资源消耗、污染控制水平与污染负荷也会增加4…5倍，也将是我国环境与发展矛盾最突出时期。任其发展下去，可能严重抵消经济发展成果，对全国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构成重大挑战。增强忧患意识，增强紧迫感与责任感，切实把环境保护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尽管治理环境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甚至会影响GDP的增长速度，但我们已无回旋的余地，这个阶段我们无法跨越。
水更清，天更蓝
《只有一个地球》翻身记
由于污染严重，河北X村也成了〃明星村〃。前来采访、卧底的记者络绎不绝，反而给寂寥的乡村增添了几分生气。刘保国很不以为然，〃来几个记者有什么用？〃〃那谁来会有用？〃〃当官的，而且是当官里的管事的。〃
在老百姓眼里，只有政府才能解决他们的污染之痛。的确，环境治理上，政府的作用举足轻重。环境是公共物品，作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权力机构，政府必须在环境治理中处于主导地位。
中国历史上虽然不乏环保思想，但鉴于当时经济发展处于早期阶段，人与自然的矛盾并不尖锐，环保并没有提升到系统高度。随着工业化的进展，环境污染变得越来越严重，环保意识也逐渐系统化。
1972年，斯德哥尔摩大会起草了《人类环境宣言》，出版专著《只有一个地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出呼吁：保护地球、拯救地球。而四年后，石油化工出版社也出版了《只有一个地球》的中译本，将山林川泽视作〃天财之所出。〃
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环境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当时，讨论国际环保问题的罗马会议召开，对中国提出邀请，周总理派出徐国平等人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会议归来，徐国平等人对总理报告说，就是三废问题，即废气、废水和废账。当时，周总理说：〃我们不是有一个有关三废的办公室了吗？〃
而当时《只有一个地球》的出版，其目的也是拿其作反面教材，序言上的一段话可作为证明，〃为了便于在这一领域中与帝、修、反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把《只有一个地球》一书译出，作为反面教材，供领导和有关同志批判。〃
随着国际能源危机出现，由上世纪80年代开始，环境问题才引起足够重视。在1983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o环境科学卷》，《只有一个地球》这本书才〃翻了身〃，因为它〃指出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呼吁中国人民重视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25年后，这部书再度浮出水面，并被吉林人民出版社列入〃绿色经典文库〃，迎来对它的公正评价，并在序言中写道〃世界环境史上一份有着重大影响的文献〃。
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环保意识逐渐觉醒，环保、污染、生存质量观念，这些过去在工业化字典里不存在的词汇，频繁地出现在中国政府的议题中。1973年4月，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开展烟囱除尘工作的意见》，是国家有关部门最早提出的法规性文件。此后，一系列环保法规逐步出台：
1978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这是《宪法》第一次对环境保护做出规定。
同年，中央在批转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时提出：〃消除污染，保护环境，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绝不能走先建设、后治理的弯路。〃这是第一次以党中央的名义对环境保护提出要求。这一年，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