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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期缺乏情感调和可能造成一生的情感伤害，而且受害才可能不只是孩子本身。有人研究过极端残酷暴力的犯罪，发现罪犯早年生活有一共同特点，不是待不定期多个寄养家庭就是在孤儿院长大，显然在情感上遭忽略，少有情感调和的机会。
情感上遭忽略会使同理心钝化，长期的情感虐待（严酷体罚、威胁、羞辱等）却可能造成相反的后果，可能对周遭人产的情感过度敏感，对预示威胁的讯息有一种近似受过创伤而养成的警觉。童年遭受心理虐待的孩子便常有这样的问题，长大后情感严重起伏不定，有些甚至被诊断为近似边缘型人格失常。这类人往往敏于判断男同志围人们的感受，而不少在童年时都有受虐的经验。
从神经病学看同理心
关于同理心与脑部结构的关系，最早的总索来自一些奇特难解的案例，这也是神经病学常有的现象。1975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前客叶右边受损的病患有一奇特的症状：他们无法了解别人语调中传达的情感讯息，但可正确无误码率一了解别人所说的话。别人说谢谢时语带讽刺、感激或愤怒对他们而言都一样。1975年的一份报告则显示右脑受的人有另一种问题：无法透过语调及手势表达自己情感。病患清楚知道自己的感受，但就是无法表达。两份报告的作者指出，这些受损积分都与脑部边缘系统有密切的关系。
上述案例是加州科技学院心理治疗专家李丝露·布拉惹发表一篇报告时引述的，她的报告主题正是由生物学控讨同理心。布拉惹检视多项神经病学的发与及动物比较研究的结果，指出同理心的产生源自可仁核及其与视觉皮质的联接。
很多相关的神经病学研究都以动物（尤其是灵长类）为对象。灵长类确实有同理心的表现，且确实经过下列研究的证实：研究人员首先让恒河猴学会畏惧一种声音，方法是每次听到这种声音就会被电击一下。然后让猴子学会听到声音时推一根杆子就可避免电击，接着让猴子分居中不同的笼子，彼此只能透过闭路电视看到对方的表情。首先让第一支猴子听到可怕的声音（第二支听不见），脸上露出害怕的表情。第二支看到后竟然去推杆子，这显然是同理心的作用，甚至有些接近利他主义。
这量研究人员确定灵长类可从同类的表情判读其情绪，接着将一条细长的电极轻轻插入猴子的脑中，以记录单一神经元的活动。结果发现，当猴子看到同类的表情时，这具讯息会先传到视觉皮质，继之传到杏仁核。这正是一肌情绪讯息传送路径，值得惊讶的是另一项发现：视觉皮质一些神经元只对特定的表情或姿势有反应，如张牙咧嘴或温驯卧倒。这些神经元不同于辨识熟悉脸孔的神经元，似乎显示人脑原本就设计有对特定表情反应的机械，也就就是说，同理心是天赋的本能。
布拉惹另提出一项研究来证明，杏仁核连接皮质这条路径，对情绪判读与反应的重要，研究方式是将野生猿猴的这一神经联结节除，然后再放回野地。结果狷猴在爬树、喂饱肚子等日常事务上仍能应付，但却失去与同类情绪互坳的能力。当另一支猴子友善地接近时，它却赶快跑开，终而不定期着离群索居的生活。
布拉惹指出。只对特定情绪反应的神经元特别集中于若干皮质区，这些区域愉好与杏仁核的联结最密集。显见情绪的判读需透过杏仁核与此质之间的路径，再据以做出适当的反应。布拉惹说：“这样的设计当然攸关灵长类的生存能力，当动物察觉有异物靠近时，便可激发特定的生理反应，进而极快速地判断对方的意图是攻击、求偶或其他原因。”
柏克莱加州大学心理学家罗伯特·李文森限现人类的同理心也人相似的生理规则，他研究的对象是激烈争执的夫妻，方法很简单：将夫妻争执的情形录下来，同时测量其生理变化。事后请夫妻看带子，并叙述当时自己及对方的反应。
结果发现：生理变化与配偶同步的人叙述内容最准确。所谓同步是配偶冒汗时他也冒汗。配偶心跳减缓时他也跟着减缓。也就是说，他的身体无时无刻不模仿配偶的细微生理变化。但也有人观看录影带时，身体变化仍与争执时自己的生理状况相同，这种人便完全无法掌握配偶的感觉。可见生理步调相同才能产生同理心。
当强烈的情绪驱使身体做出激烈的反应时，同理心很难产生。本身必须平心静气，才可能接收及模仿对方的细微变化。
利他主义
“莫问钟声为谁而响，不是别人，正是为你。”这是英国文学史上的名句。诗人约翰·但恩一语道出人的相互关怀源自人溺己溺的同理心，关怀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从这个角度来看，同理心的相反就是憎恨。所有的道德判断几乎都涉及同理心，因为道德判断总是关乎某个潜在受害者或弱势者。这炎夏例子不胜枚举。譬如说应不应该为了顾及朋友的感受须知善意的欺骗？你是否应放弃一个重要的宴会，如约去探望病中的友人？还有安乐死的问题等等。
提出这些问题的是专门研究同理心的霍夫曼，他认为同理尽是道德的基础，因为促使人们互相帮助的动力就是对弱势者的处境感同身受，小孩甚至仿如自己跌倒似地躲进母亲怀里撒娇。之后小孩开始有有己之别，会主动拿玩具安慰别的孩子。到约三岁大时，孩子开始了解每修正人有自己的情绪，于是对于显露情绪的种种线索较敏感，譬如说他可能为了顾及其他孩子的自尊，在对方哭泣时刻意不去特别注意。
孩子到更长大一些时，同理心的发展更超成熟，渐能了解痛苦不只是表面看到的，而往往源自个人的境遇或更复杂的原因。于是孩子能够同情整个族群的命运，如穷人、被子压迫者或社会边缘人。这种同情心可能构成青少年的道德信念，启发减轻世间不幸与不义的力量。
许多道德判断与义举都是源自同理心，如英国哲学家约翰·米尔所说的“移情而生的愤怒”，意指“看到别人受伤害时我们也会感到受伤害……在理智与同理交互作用下……自然会产生报复心理。”米尔称之为“正义的守护神”。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另一个例子，研究显示旁观者对受害者的同理心愈浓，愈可能拔刀相助。此外，同理心也会影响人们的道德判断。举例来说，在德国与美国所做的研究都显示，同理心愈浓的人赞成资源应依人们的需求分配。
犯罪心理
亚瑞·艾卡特的名字对读者也许很陌生，但若说他是美国花式溜冰选手佟亚·哈汀的保镖，大家可能就有印象了，就是他派人去暗算与哈汀角逐1994年奥运金牌的对手南西·克瑞根。克瑞根因膝盖被打伤错过重要的训练。后来艾卡特在电视上看到泣不成声的克瑞根，懊悔之情油然而生，乃向朋友吐露心声，才揭露这件蠢动一时的案子。这就是同理心的表现。
可悲的是那些犯下惨无人道罪行的人通常都缺乏同理心，这是强暴犯、儿童虐待犯或家庭暴力犯常见的共同问题。正因为他们对受害者的痛苦视若无睹，才能以种种借口合理化其犯行。强暴犯会告诉自己“女人其实喜欢被强暴”或“女人抗拒其实是以退为进”，性骚扰犯的借口可能是“我是在表达对孩子的爱”，虐待儿童的父母则认为那才是适当的管教方式。这些借口并非凭空捏造，而是因为上友谊赛问题接受治疗的病患自述进行或计划犯行时的心理。
这类罪行的发生往往是情感恶性循环和一个环节，使其在犯罪时同理心完全泯灭。以儿童性骚扰为例，通常犯罪者先产生愤怒、沮丧、寂寞等感觉，譬如说看到电视上爱恋中的情侣，自怜孤单而感到沮丧。于是尝试在幻想中寻求慰藉，通常都是与孩童产生温馨的友谊，但看来渐走向性幻想而以自慰结束。犯罪者的寂寞因此得到纾解，但这只是短暂的，继而产生更强烈的沮丧与寂寞。于是犯罪者开始想到将幻想付诸行动，告诉自己“只要孩子的身体不受伤害就不算伤害”“对方如果不愿发生性关系自可抗拒”。
这时性骚扰是透过变态的幻影来看待受害者，而无法对小孩子真正的感受产生同理心。后续的犯罪细节都与这种情感冷漠有关，包括如何使受害者落单，仔细模拟犯罪过程到实际犯罪。犯罪者将幻想中顺服的孩童形象投射在受害者身上，因此在他们眼中受害者仿佛自身没有任何感觉，他们看不见受害者的挣扎、恐惧、厌恶的反应，否则也就不可能犯罪了。
对这类罪犯的一种新的治疗法，便是针对同理心的缺乏对症下药，其中一项是让犯罪者阅读让人心痛的罪行细节，但是采取受害者的叙述观点，观看录影带中受害者泣诉被子骚扰的痛苦。然后请犯罪者以受害者的角度叙述其犯行，想像受害者的感受，以受害者的角度回答关于犯罪过程的问题。最后请犯罪者参与犯行的模拟重演，但这一次他必须扮演受害者。
这种治疗方式是佛蒙特监狱心理专家威廉斯·皮塞斯发明的。他告诉我：“对受害者的处境产生同理心，可改变犯罪者的观点，如此他甚至在幻想中也很难否定对方的痛苦。”这可使犯罪者在抵抗不正当性冲动时有更强烈的动力。在狱中接受过这类治疗的罪犯，再犯的比率是未受治疗者的一半。如果没有这股因同理心产生的动力，其他治疗都很难奏效。
不过，在要另一种罪犯：心理变态者的脑中灌输同理心，希望渺茫得多。心理变态者通常个性迷人，即使犯下最令人发指的罪行也无丝毫悔意。这种人完全无法为人设身处地设想或同情别人或感到一丝良心谴责，这种情感上的严重缺陷是很能解释的，其中一个原因似乎是他们无法做任何情感的联想。例如有些残酷的连续杀人犯以看到受害者临死受苦为乐，可说是心理变态的极致。
而且心理变态极善于说谎，为达目的可说出任何谎言，无动于衷地玩弄受害者的情感。十七岁的洛杉矶帮派份子费洛就是个典型例子，他在一次疯狂枪杀中使用权一对母子残废，事后却沾沾自喜毫无悔意。作家里恩·冰曾为了撰写一本关于洛杉矶帮派的书而访问费洛，费洛便在车上露了一手，他告诉里恩他要给邻车两个家伙颜色瞧瞧。里恩记述这段经过：
邻车的人意识到有人在看他，略望向我们这边。当他触及费洛的眼神时眼睛张大了一点，然后便匆匆转开低下头去。我在他眼中清清楚楚看到一样东西：恐惧。
费洛让里恩见识他刚刚的眼神：
他直视着我，整张脸仿佛变魔术似地陡然变色，这是一张梦魔中的脸，令人望而生畏。它告诉你，如果你胆敢回视，如果你胆敢向这个孩子挑战，你最好能站稳脚根。他的眼神显示他什么都不在乎，不论是你死或他亡，他都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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