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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我的秘书，原来是天水中学的校长老李，久患胃病，经过旅途的疲劳颠沛，终于病倒了，躺在土炕上呻吟。另一个同事提醒我，教育部临行给的那点经费因为另外请了3位摄影专家，他们从重庆乘飞机来就花了我们整个五万元筹备费的三分之一，加上我们来时一路上的开销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而且这里物资昂贵，甚至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更困难的是，千佛洞孤处沙漠戈壁之中，东面是三危山，西面是鸣沙山，北面最近的村舍也在30里戈壁滩以外，在千佛洞里除我们之外，惟一的人烟是上寺两个老喇嘛，下寺一个道人。因此，工作和生活用品都得到县城去买，来回路程有八九十里，走戈壁近路也要七八十里。而我们惟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借来的木轮老牛车，往返至少一天一夜。
在万籁俱寂的戈壁之夜，这些牵肠挂肚的难题缠绕萦回，思前顾后，深夜难寐。半夜时分，忽然传来大佛殿檐角的风铃被风吹动的叮当响声，那声音有点像我们从西安来敦煌骑的骆驼铃，它的声音抑扬沉滞。但大佛殿的风铎叮当声却细脆而轻飘，由于不少风铃联起来就变得热闹了。渐渐，大佛殿的铃声变轻了，小了，我迷蒙蒙仿佛又骑上骆驼，在无垠的沙漠上茫然前行，忽而，又像长了翅膀，像壁画中的飞天在石窟群中翱翔飞舞……
忽然一块从头上落下来有飞天的壁画压在我身上，把我从梦中惊醒，窗外射来一缕晨曦，已是早晨7点多钟了。我起身沿着石窟走去，只见一夜风沙，好几处峭壁缺口处，细黄色的流沙像小瀑布一样快速的淌下来，把昨日44窟上层坍塌的一大块崖石淹没了，有几个窟顶已经破损的洞子，流沙灌入，堆积得人也进不去了。我计算一下，仅南区石窟群中段下层洞窟较密的一段，至少有上百个洞窟已遭到流沙淹埋。后来，我们曾请工程人员计算了一下，若要把全部堵塞的流沙清除，光雇民工就需要法币300万元。我一听，吓了一跳。教育部临行给我们的全部筹建资金只有5万元，何况已经所剩无几，叫我们怎么雇得起呢？
我和大家商量，沙是保护石窟的大敌，一定要首先制服它。眼前首先是这些积沙如何清理，但没有经费雇民工，怎么办？虽然生活工作条件异常艰苦，但大家的工作情绪都很高涨。大家想了不少主意。后来，我们从王道士那里听说他就用过流水冲沙的办法。于是我们便试着干起来。我们雇了少量民工，加上我们自己，用了两个春秋，从南到北，终于把下层窟洞的积沙用水推送到一里外的戈壁滩上，这些沙又在春天河水化冰季节被大水冲走。
因为这里原来是无人管理的废墟，三危山下和沙滩边的农民已习惯地把牛羊赶到千佛洞来放牧。当我们来到时，春草在戈壁上尚未出生，老乡们赶来的牛羊经过沙漠上的长途跋涉又渴又饥，又渴又饥的牲畜只有拼命地啃不多几棵杨树的皮。我再三向牧民交待，但他们没有办法使饥饿的牛羊不啃树皮。为了加强管理，保护树木以防风沙，我们建造了一堵长达2公里的土墙，把石窟群围在土墙里面。
仲夏的敦煌，白杨成荫，流水淙淙，景色宜人。在这美好的季节，我们的工作也紧张有序地开展起来。当时人手虽少，条件也很艰苦，但大家初出茅庐，都想干一番事业，所以情绪还不错。我们首先进行的工作是：测绘石窟图；窟前除沙；洞窟内容调查；石窟编号；壁画临摹等。
为了整理洞窟，首先必须清除常年堆积窟前甬道中的流沙。清除积沙的工作是一件工作量很大的劳动。雇来的一些民工由于没有经验，又不习惯这种生活，有的做一段时间便托故回乡，一去不返。为了给他们鼓劲，我们所里的职工轮流和他们一起劳动，大家打着赤脚，用自制的“拉沙排”一个人在前边拉，一个人在后面推，把洞中积沙一排排推到水渠边，然后提闸放水，把沙冲走。民工们粮食不够吃时，我们设法给他们补贴一些，使民工们逐渐安下心来。据县里来的工程师估算，这些堆积的流沙有10万立方米之多。此外，还要修补那些颓圮不堪的甬道、栈桥，修路植树等等。这些工作，我们整整大干了10个多月。当我们看到围墙里的幼树成林，因没有牲畜破坏而生长得郁郁葱葱，我们工作人员及参观游览的人在安全稳固的栈道上往来时，心里充满了喜悦。
随我来的两个艺专学生，他们对工作很热心。但困难的是在敦煌买不到绘画的颜料、纸和笔。他们便十分节省地用兰州带来绘画的纸和颜色，他们还自力更生，到三危山自采一些土红、土黄等土颜色。他们是画国画的，临摹了一些唐代的壁画，觉得很有兴趣。以后在调查洞窟内容时，他们都选择了各时代的代表作品作为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我用油画颜色临摹了几幅北魏的壁画，那摹本的效果很像法国野兽派画家鲁阿的作品。
在编号工作中，我们还有一次小小的遇险故事。当时我们没有长梯子，只靠几个小短梯子工作。一次，我们调查九层楼北侧第230窟内容，因为没有长梯，大家便从第233窟破屋檐的梁柱中用小梯一段一段爬上去。但当我们工作结束时，小梯子翻倒了。这一来我们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被悬在半空洞窟中，成了空中楼阁里的人了。一个姓窦的工人出主意从崖上面的陡坡上走。陡坡大约七八十度，下临地面20多公尺，从第232窟大约要爬十几公尺的陡坡才能到山顶。大家都面带难色，这时，只见姓窦的工人动作敏捷地三脚两步爬到了山顶。艺专的一个小伙子也跟了上去，但没爬几步，便嘴里大喊着“不行”停住了，只见他神色恐慌，进退两难。我想试一试，刚跨上两步，原以为坡上的沙石是软的，用大力一踩会蹬出一个窟窿，没想到脚下的坡面像岩石一样坚硬，一脚踩下去，像被弹出来一样反而站立不稳，差一点摔下去。惊惶之中，我的一本调查记录也失手掉在坡上，立即飞快地下滑，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飘飘荡荡地落下去。
我只觉得身体也在摇晃不定，像是也随着本子落到崖下。后来，还是我让山顶上的老窦回去取来绳子，把我们一个个拉了上去，才结束一场险情。以后我们做了两个长梯，再也不敢冒险爬陡坡了。
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变得越来越艰苦了。三四个月过去了，但重庆一直没有分文汇来，只好向敦煌县政府借钱度日，债台越筑越高。为了借钱和筹措职工生活用品，为解决工作中的困难等事项，我日夜忙碌。有些事情要进城办理，无论严寒盛暑，或是风沙月夜，我一个人跋涉戈壁，往返城乡，每次五六十里之遥，都搞得精疲力竭，困顿不堪。更使人忧心的是，这个满目疮痍但储满宝藏的石窟，随时会发生危急的警报。昨夜刚发生第458窟唐代彩塑的通心木柱因虫蛀突然倒塌；今天，在检查时又发现第159窟的唐塑天王的右臂又大块脱落下来。警报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我们的一阵艰苦补修劳动。因为这些文物补修工作，不敢轻易委托民工，怕他们搞坏，只好亲自动手。
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困难，是远离社会的孤独寂寞。在这个周围40里荒无人烟的戈壁孤洲上，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职工们没有社会活动，没有文体娱乐，没有亲人团聚的天伦之乐。形影相吊的孤独，使职工们常常为等待一个远方熟人的到来，望眼欲穿；为盼望一封来自亲友的书信，长夜不眠。一旦见到熟人或接到书信，真是欢喜若狂。而别的人也往往因此更勾起思乡的忧愁。特别是有点病痛的时候，这种寂寞之感就更显得突出可怕了。记得有一年夏天，一位姓陈的同事，因偶受暑热，发高烧，当我们备了所里惟一的一牛车要拉他进城时，他偷偷流着眼泪对照顾他的人说：“我看来不行了，我死了之后，可别把我扔在沙堆中，请你们好好把我埋在泥土里呀！”（后来他在医院病愈之后，便坚决辞职回南方去了）类似的情况，对大家心理影响很大，因为谁也不知道哪一天病魔会找到自己头上。的确，如果碰上急性传染病的话，靠这辆老牛车（到县城要6个小时），是很难救急的，那就难逃葬尸沙丘的命运了。在这种低沉的险恶境况下，大家都有一种“但愿生入玉门关”的心情。但对于我这个已下破釜沉舟之心的“敦煌迷”来说，这些并没有使我动摇。记得画家张大千曾来敦煌进行“深山探宝”，临走时，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呀！”
“无期徒刑吗？”我虽然顿时袭来一阵苦恼和忧愁，但还是坚定地表示了我的决心。我对他说：如果认为在敦煌工作是“徒刑”的话，那么这个“无期徒刑我也在所不辞。因为这是我梦寐以求的神圣工作和理想”。虽然是这样回答了他并决心经受千难万险也干下去，但眼前的现实实在令人愤慨，一种灰溜溜的不祥预感常常袭上心头，一场更残酷的打击正向我扑来。
熊秉明：佛像和我们（节选1）
熊秉明
佛像盲
谈佛像艺术，对不少人来说是一个相当遥远而陌生的题目。对我自己，也曾经是如此的，所以我将追述一下个人的经验，从我的幼年说起，从我尚未与佛像结缘时说起。
我出生在“五四”运动之后，所以是在科学与民主口号弥漫的空气中成长起来的。父亲属于把现代西方科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代，他曾在不同的大学里创办了数学系。我入的小学，首先是南京东南大学附设的大石桥实验小学，后来是北京清华大学附设的成志小学。可见我在童年和佛教是毫无缘分的。母亲确曾供着一座观音白瓷像，但对于孩子的我说来，那是家里的一件摆设，并不觉得有什么特殊意义，有时随大人去参观寺院，看见有人烧香磕头，便自己解释说，那是乡下老太婆的迷信，觉得可笑又可悯。我听叔叔讲述，他如何在乡间扫除迷信，跑到庙里砸泥菩萨，我也觉得有些滑稽。泥菩萨本是泥的，膜拜固是无知，认真地砸起来，也显得多事。
中学时代，每有远足去游什么古寺，对于山中的钟声，翠丛后的飞檐有着难名的喜爱。对于大殿中的金佛，觉得那是必须有的装饰，和铜香炉、蜡烛台、木鱼、挂幡……共同构成古色古香的气氛，没有了很可惜，古诗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情调就无处可寻了。至于佛像本身，则从未想到当作艺术作品去欣赏。在学校里读古文，不见有一篇文章说到佛教雕塑。读古诗，记得韩愈有：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照来所见稀。（《山石》）
似乎老僧会说壁画如何精美，却不会说塑像如何好，因为画是欣赏的对象，有所谓好坏；而塑像是膜拜的对象，求福许愿的对象，只有灵验不灵验的问题，并无所谓好坏吧！稍长，习书法，听长辈高论《北魏造像题记》，却从未听到他们谈到造像本身的艺术价值。
当时艺术界也并非没有人谈云冈、龙门、敦煌，但是那已受西方艺术史家的影响了。按中国传统看法，造形艺术统指书画，而不包括雕刻。只有一本书对于历代雕刻史实记载颇为详尽。那是日人大村西崖写的《中国美术史》（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