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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台湾社会转型，八十年代工商起飞，同人办的文学杂志在台湾的生存空间几乎接近于零。多元化的工商社会朝气蓬勃，勇往直前，但也有其飞扬浮躁，急功近利的一面。台湾文学的发展，一直是我最关心的一件事，总希望台湾文学茁壮结实，蒸蒸日上，爱之深，责之切，就不免有许多杞忧。于是我便想如果能将《现代文学》重刊，将《现文》作家群从前那种不问收获的垦荒精神再现给台湾的青年读者，也许对一些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年轻人产生一种鼓励，因为他们现在的客观条件毕竟比我们当年优越得多，如果他们也肯披荆斩棘，苦苦耕耘，成就一定远超过我们。这个宏愿，终于能够实现了。去年夏天在台北遇见了允晨出版社的负责人吴东升及林伯峰二位先生，他们对文化事业的推展，满腔热忱，他们赞成我的构想，同意重刊《现代文学》一至五十一期。他们尊重《现代文学》一贯的精神，此次重刊，不以营利为目的，若有盈余，可能设立文学基金，奖励青年作家写作出版。最重要的，重刊的《现代文学》将有低价的普及本，让青年学生也有能力购买。这次重刊，先出一至五十一期，因为前期的《现代文学》早已没有存书，历史价值也许比较大些，日后有机会，再将后期的二十二期补齐。当然，后二十二期也有许多重要的作家及他们的作品：马森、黄凡、陈雨航、吴念真、宋泽莱、蒋冲等，而且几个专辑“文革文学”、“抗战文学”，也有其特殊意义。
这次《现代文学》能够重刊，丘彦明的功劳最大，这位《联合报副刊》、《联合文学》的名编辑，不辞劳苦，自告奋勇，策划《现文》重刊。她花了不少时间精力编纂作家及作品的生平索引、大事年表等等，而且又力邀当年《现文》的作家及主编，撰写《〈现代文学〉与我》，回忆当年在《现文》投稿及编辑这本杂志的情况，他们这些文章，日后都将成为台湾文学的重要史料。《现代文学》的成长，与我自己的写作生涯可谓唇齿相依，为了这本杂志，我曾心血耗尽。对它，我是一往情深，九死无悔的。
第25节 不信青春唤不回
——写在《现文因缘》出版之前
如果你现在走到台北市南京东路和松江路的交岔口，举目一望，那一片车水马龙、高楼云集闹市中的景象，你很难想像得到，二十多年前，松江路从六福客栈以下，一直到圆山，竟是延绵不断一大片绿波滚滚的稻田，那恐怕是当时台北市区最辽阔的一块野生地了。那一带的地形我极熟悉，因为六十年代我家的旧址就在六福客栈，当时是松江路一三三号。父母亲住在松江路一二七号——现在好像变成了“丰田汽车”，家里太拥挤，我上大学时便迁到一三三号，那是松江路右侧最后一栋宿舍，是间拼拼凑凑搭起来的木造屋，颇有点违章建筑的风貌。松江路顾名思义，是台北市东北角的边陲地带，相当于中国地图上的北大荒，我便住在台北北大荒的顶端。一三三号里有一条狼狗、一只火鸡、一棵夹竹桃，还有我一个人，在那栋木造屋里起劲的办《现代文学》，为那本杂志赶写小说。屋后那一顷广袤的稻田，充当了我的后园，是我经常去散步的所在；碧油油的稻海里，点缀着成千上百的白鹭鸶，倏地一行白鹭上青天，统统冲了起来，满天白羽纷飞，煞是好看——能想像得出台北也曾拥有过这么多美丽的白鸟吗？现在台北连麻雀也找不到了，大概都让噪音吓跑了吧。
一九六一年的某一天，我悠悠荡荡步向屋后的田野，那日三毛——那时她叫陈平，才十六岁——也在那里蹓跶，她住在建国南路，就在附近，见我来到，一溜烟逃走了。她在《蓦然回首》里写着那天她“吓死了”，因为她的第一篇小说《惑》刚刚在《现代文学》发表，大概兴奋紧张之情还没有消退，不好意思见到我。其实那时我并不认识三毛，她那篇处女作是她的绘画老师“五月画会”的顾福生拿给我看的，他说他有一个性情古怪的女学生，绘画并没有什么天分，但对文学的悟性却很高。《惑》是一则人鬼恋的故事，的确很奇特，处处透着不平常的感性，小说里提到《珍妮的画像》，那时台北正映了这部电影不久，是珍妮弗琼丝与约瑟戈登主演的，一部好莱坞式十分浪漫离奇人鬼恋的片子，这大概给了三毛灵感。《惑》在《现代文学》上发表，据三毛说使她从自闭症的世界解放了出来，从此踏上写作之路，终于变成了名闻天下的作家。我第一次见到三毛，要等到《现代文学》一周年纪念，在我家松江路一二七号举行的一个宴会上了。三毛那晚由她堂哥作伴，因为吃完饭，我们还要跳舞。我记得三毛穿了一身苹果绿的连衣裙，剪着一个赫本头，闺秀打扮，在人群中，她显得羞怯生涩，好像是一个惊惶失措一径需要人保护的迷途女孩。二十多年后重见三毛，她已经蜕变成一个从撒哈拉沙漠冒险归来的名作家了。三毛创造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瑰丽的浪漫世界；里面有大起大落生死相许的爱情故事，引人入胜不可思议的异国情调，非洲沙漠的驰骋，拉丁美洲原始森林的探幽——这些常人所不能及的人生经验三毛是写给年轻人看的，难怪三毛变成了海峡两岸的青春偶像。正当她的写作生涯日正当中，三毛突然却绝袂而去，离开了这个世界。去年三毛自杀的消息传来，大家都着实吃了一惊，我眼前似乎显出了许多个不同面貌身份的三毛蒙太奇似的重叠在一起，最后通通淡出，只剩下那个穿着苹果绿裙子十六岁惊惶羞怯的女孩——可能那才是真正的三毛，一个拒绝成长的生命流浪者，为了抵抗时间的凌迟，自行了断，向时间老人提出了最后的抗议。
很多年后我才发觉，原来围着松江路那片田野还住了另外几位作家，他们的第一篇小说也都是在《现代文学》上发表的。荆棘（其实她叫朱立立）就住在松江路一二七的隔壁，两家的家长本来相识的，但我们跟朱家的孩子却素无来往，我跟她的哥哥有时还打打招呼，但荆棘是个女孩子，青少年时期男女有别，见了面总有点不好意思。我印象中，她一径穿着白衣黑裙的学生制服，一副二女中的模样，骑脚踏车特别快，一蹬就上去了，好像急不待等要离开她那个家似的。那时候她看起来像个智慧型颇自负的女生，不容易亲近。要等到许多年后，我读到她的《南瓜》、《饥饿的森林》等自传性的故事，才恍然了悟她少女时代的成长，难怪如此坎坷。那几篇文章写得极动人，也很辛酸，有点像张爱玲的《私语》。我应该最有资格做那些故事的见证人了，我们两家虽然一墙相隔，但两家的佣人是有来有往、互通消息的，两家家里一些难念的经大概就那样传来传去了。有天夜里朱家那边隔墙传来了悲恸声，于是我们知道，荆棘久病的母亲，终于过世了。《等之圆舞曲》是荆棘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在《现代文学》上，她投稿一定没有写地址，否则我怎么会几十年都不知道那篇风格相当奇特有点超现实意味的抒情小说，竟会是当日邻居女孩写的呢？人生有这么多不可解之事！
《现代文学》四十五期上有一篇黎阳写的《谭教授的一天》，黎阳是谁？大家都在纳闷，一定是个台大生，而且还是文学院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谭教授》写的是我们的老师，台大文学院里的点点滴滴描摹得十分真切。那时候是七十年代初，留美的台湾学生“保钓运动”正在搞得轰轰烈烈。有一天我跟一位朋友不知怎么又谈起了《谭教授的一天》，大大夸赞一通，朋友惊呼道：“你还不知道呀？黎阳就是李黎，骂你是‘殡仪馆’的化妆师的那个人！”我不禁失笑，也亏李黎想得出这么绝的名辞。
据说李黎写过一篇文章，把我的小说批了一顿，说我在替垂死的旧制度涂脂抹粉。《谭教授的一天》是李黎的处女作，的确出手不凡。没有多久以前，跟李黎一起吃饭，偶然谈到，原来从前在台北，她家也住在松江路那顷田野的周遭。天下就有这样的巧事，一本杂志冥冥中却把这些人的命运都牵系到了一起。如果六十年代的某一天，三毛、荆棘、李黎，我们散步到了松江路那片稻田里，大家不期而遇，不知道是番怎样的情景。然而当时大家都正处在青少年的“蓝色时期”，我想见了面大概也只能讪讪吧。有一次，我特别跑到六福客栈去喝咖啡，旅馆里衣香人影杯觥交错，一派八十年代台北的浮华。我坐在楼下咖啡厅的一角，一时不知身在何方。那片绿油油的稻田呢？那群满天纷飞的白鸟呢？还有那许多跟白鸟一样飞得无影无踪的青春岁月呢？谁说沧海不会变成桑田？
台大文学院的大楼里有一个奇景，走廊上空悬挂着一排大吊钟，每只吊钟的时针所指都不同时，原来那些吊钟早已停摆，时间在文学院里戛然而止，而我们就在那栋悠悠邈邈的大楼里度过了大学四年。一九六一年的一个黄昏，就站在文学院走廊里那排吊钟下面，比我们低两届的三个学弟王祯和、杜国清、郑恒雄（潜石）找到了我，他们兴冲冲的想要投稿给《现文》。王祯和手上就捏着一叠稿子，扯了一些话，他才把稿子塞到我手中——那就是他的第一篇小说《鬼·北风·人》。那天他大概有点紧张，一径腼腆地微笑着。《鬼·北风·人》登刊在《现文》第七期，是我们那一期的重头文章，我特别为这篇小说找了一张插图，是顾福生的素描，一幅没有头的人体画像。那时节台湾艺术界的现代主义运动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五月画会”的成员正是这个运动的前锋。那几期杂志我们都请了“五月”画家设计封面画插图，于是《现代文学》看起来就更加现代了。王祯和小说的那幅插图，是我取的名字：“我要活下去！”因为小说中的主角秦贵福就是那样一个不顾一切赖着活下去的人。我那时刚看一部苏珊海华主演的电影《IWanttoLive》，大概灵感就是那样来的。杂志出来，我们在文学院里张贴了一幅巨型海报，上面画了一个腰杆站不直的人，那就是秦贵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