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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愿意《现代文学》所刊载不乏好文章，这是我们最高的理想。我们不愿意为辩证“文以载道”或“为艺术而艺术”而花篇幅，但我们相信，一件成功的艺术品，纵非立志为“载道”而成，但已达到了“载道”的目的……
第23节 岂容青史尽成灰
一九八二年日本文部省修改日文教科书，企图掩饰洗刷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侵略亚洲各国的罪行。此举引起亚洲各国政府强烈抗议，尤其是全世界的中国人更感愤慨，因为中日战争，中国人民伤亡最惨重，死亡于战乱者达一千五百万，国家元气消耗殆尽，战后劫难旋踵而至。日本政府估计错误，以为三十多年，日军暴行造成的创伤在亚洲人民记忆中已经消退。近年来许多迹象显示，日本人对“大东亚共荣”的美梦并未忘情：国内放映“大日本帝国”影片，尤有甚者，竟修建“满洲国纪念碑”；日本名导演大岛渚最近的一部影片《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国内译为《俘虏》）中，主角日本军官自称曾到满洲“平乱”——意指卢沟桥事变，日本军国主义的心态毕露无遗，难怪亚洲人民对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的意图无限疑虑了。日本右派分子从未停止鼓吹日本重整军备，并且公开尊奉纪念“战死的英雄”，把头号战犯东条英机牌位送进“靖国神社”。相形之下，德国人对纳粹暴行所持态度，迥然不同。前西德总理史密特，曾在犹太人被害者墓前下跪，代表全体德意志民族向犹太人忏悔致歉。也许我们可以结论，毕竟条顿民族比大和民族有良心良知，勇于认错——日本人篡改历史到底是一种怯懦的行为。但事实上德国人即使想篡史也不可能，因为这几十年来犹太人一直锲而不舍，把纳粹罪行的证据，点点滴滴，全部收集存档，有关这场浩劫的书籍、电影、戏剧，林林总总，可谓汗牛充栋，铁证如山，而且不断向全世界公布。犹太人不容许他们的后代子孙忘却这场灭种的悲剧，更不容许德国人翻案篡史。直到今天他们还在追缉纳粹战犯，每年集中营幸存者都会约同从全世界回到以色列追思被纳粹残害的亲友。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最大的受害者，我们的努力比起犹太人真是相差太远。虽然国内已经出版不少有关抗战的史料，但尚未能影响国际，尤其未能影响日本人民，使他们了解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国政府所造成的滔天大祸。事实上战后“远东军事法庭”有关日军暴行之证据文件共有七百册，现存日本法务省。当然日本政府不会把这些文件公开，让日本人民知道他们政府的野蛮行为。倒是一九七二年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了该社记者本多胜一所著《中国之行》一书，在日本曾引起相当大的震撼。本多胜一一九七一年到中国大陆访问了中日战争期间日军在东北及南京上海几次大屠杀的幸存者，并揭发了日军在东北惨无人道的暴行。沈阳“满洲医科大学”的日本医生把中国人用做细菌试验，注射斑疹伤寒菌到人体内，人还活着便予以解剖，研究体内情况。本多在书中列出当时的实验报告并附详细表格。读到日本医生所写的这些完全客观丝毫不带人类感情的科学报告，不禁令人毛骨悚然。本多并参观了三个东北“万人坑”，这些“万人坑”为埋葬中国矿工所设，不少矿工因生病体弱无法劳动，便被活活扔入坑中任其瘐毙，迄今照片上仍可看到坑中累累白骨。至于“南京大屠杀”那些惨闻，就更加惊心动魄了。几周内，三十余万南京市军民惨遭屠杀。这本书一出，日本知识界颇为震惊，但也有些反应声称：“当时并不知情。”果真如此，日本政府的愚民政策十分成功，难怪文部省要大胆篡史了。希特勒残杀犹太人，然而今日六百万犹太冤魂声讨正义的呼声在世界上何等响亮，而一千五百万中国亡魂又是何等的沉默。我们当然不能靠外国人来替我们申冤，外国人的报导倒是曲解事实的居多。美国学界一直流传着一个荒谬的说法：国民党没有抗日。前时报杂志名记者怀特（TheodoreWhite）报导抗战，把国军说得一文不值。他那本《来自中国的雷声》对国民政府的国家形象损害颇大。他报导当时的状况：士兵营养不良，征兵制度不合理，少数官员腐败颟顸。在抗战后期或有其真实性，但抗战前期中国军民英勇抗敌的事迹呢？民国二十七年“台儿庄之役”国军以少击众，一举歼灭敌军劲旅矶谷、坂垣师团二万精兵，成为抗战第一大捷。二十八年“昆仑关之役”消灭中村正雄旅团，使敌军五年不敢再犯桂南。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亦是同样激烈，战果辉煌。这些著名战役都应写成专书，推往国际。事实上在西方，许多有关二次大战的书籍也是近几年才刚问世。美国公共电视台最近推出一系列二次大战纪录片，颇有教育价值。如果我国即将成立的公共电视台也能仿照美国，将中国战史制成纪录片，相信对台湾的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教育意义重大。记得我在台湾中学念中国历史，教科书上中日战史一笔带过，这场民族灾祸交代得何等草率，纪录片正可补教科书的不足。
文学和历史都反映时代，如果说历史是理性客观的纪录，那么文学便是感性主观的投射，二者相辅相成。抗战文学正反映了苦难的中国，苦难中中华民族拼死抵御外族入侵的悲愤与辛酸。抗战文学史料的整理，实在是当今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近来国际上对这段期间的文学也渐重视，一九八年巴黎首次举行“抗战文学”会议，去年香港中文大学又举行第二次，可惜两次台湾都没有派代表去参加，中国大陆倒派出不少作家学者，形成一边倒的局势。
《现代文学》同仁有鉴于抗战文学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于二十一期《现代文学》新刊第二十一期。推出“抗战文学专号”。这个专辑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因为抗战文学篇幅浩繁，史料不易搜集，而且格于客观形势的禁忌，抗日期间有些思想左倾的文人作品无法纳入。因此这个专辑的方针乃采取从有限的角度，来反映抗战中国的一斑。已经广为流传的作品，我们没有采用。专辑中的文章多为一些真情毕露的精品，有些是成名的前辈作家，如胡秋原、王蓝、陈纪滢、谢冰莹、卜少夫、刘以鬯、何容、钟鼎文等如今尚在台湾、香港，看了他们的文章，使我们了解到这些前辈作家抗日期间的爱国情操。王蓝先生的《第一封家信》、谢冰莹女士的《台儿庄》、陈纪滢先生给女儿的信、胡秋原先生对青年军的报导，都曾使我深深感动。我们特别感谢夏志清教授赐给我们的长文，这是一篇重要论文，给予端木蕻良以及他的天才之作《科尔沁旗草原》应有的文学评价。这个专辑由郑树森教授主编，他为此花费了惊人的时间与精力。专辑一共四百一十一页，远景出版社不惜工本促成其事。希望这个专辑能够抛砖引玉，引起更多同好研究抗战文学的兴趣，更希望战后一代的青年读者，能够从专辑的文学作品中，去体认我们国家苦难的历史。
中日战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大悲剧。两个文化文字如此相近的民族竟至互相残杀。虽然这场战争的历史背景异常复杂，但是这场劫难的教训我们不能不铭记于心：“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设若民国十七年北伐完成，中国人能够团结一致，复国建国，日本人何敢轻举妄动。不幸中原大战，兄弟阋墙，遂予日本军阀可乘之机，狂言三月征服中国。历史的演变真是莫大的讽刺。战败的日本在烽火废墟上建立起一等的经济大国，而我们却“赢得了战争，失去了和平”。犹记一九六六年返台，首次停留日本，看见东京高楼大厦高耸入云，到处车水马龙，一片繁荣，东京街上战后的一代，个个衣履光鲜，神采奕奕，战后的创痛在那些没有记忆的日本青年身上似乎并未留下任何痕迹。我当时心情异常复杂，感触良多，不禁深深觉到历史的无情、不平。中日战争以及台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使得我们对待日本心理矛盾重重。日本的精致文化及物质文明，使得我们羡慕向往，情不自禁；然而历史的伤痕又时常隐隐作痛，使得我们疑惧满腹。仇日媚日都非正途，理性的考察与了解仍属首要。甲午战争，中国败北，清廷尚且派遣成千上万的留学生到日本去学习他们富国强兵之道。今年八月《天下杂志》出了一个日本专访特辑，从各种角度深入报导。格于形势，我们跟日本相生相克的复杂关系，恐怕还会无限延长下去。然而在我们引进日本大汽车厂工业技术之际，我们必须心存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曾经带给我们国家民族无穷灾祸，那一段痛史，毋容篡改，毋容抹煞。
第24节 《现代文学》创立的时代背景
——写在《现代文学》重刊之前《现代文学》于一九六○年三月创刊，距离现在，已有二十八年。其间一九七三年出刊到五十一期时，因为经济上无法支撑，一度暂时停刊。三年半后，获远景出版社的支持，得以复刊，又出了二十二期，一直到一九八四年，这本赔钱杂志实在赔不下去了，才终告停刊。复刊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把《现文》创刊的来龙去脉，这本杂志做过的一些工作，以及《现文》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详尽的介绍过。因为那篇文章写在复刊前夕，心情兴奋，前瞻的欣喜，倒是多于回顾的惘然。现在算算，那也是十一年前的事了。经过悠长时间的磨洗，《现代文学》已渐渐变成了历史。当今大学生看过前一阶段《现代文学》的恐怕已经不多，往年购买《现文》的读者，可能也只有少数藏有全套杂志。近几年，愈来愈感到时间洪流无可拒抗的威力，眼见许多人类努力的痕迹，转瞬间竟然湮没消逝，于是我便兴起了一个愿望：希望有一天能够重刊《现代文学》，使得这本曾经由许多文学工作者孜孜矻矻耕耘过的杂志，重现当年面貌，保存下来，作为一个永久纪录。
我常常被问到几个问题：当年你们怎么会办《现代文学》的？为什么你们那一伙有那么多人同时从事文学创作？你们怎么会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的？如今有了时间的距离，经过一番省思，我对这些问题，可能有了一些新的看法，我得到的结论是，《现代文学》创刊以及六十年代现代主义在台湾文艺思潮中崛起，并非一个偶然现象，亦非一时标新立异的风尚，而是当时台湾历史客观发展以及一群在成长中的青年作家主观反应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那时我们都是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学生，虽然傅斯年校长已经不在了，可是傅校长却把从前北京大学的自由风气带到了台大。我们都知道傅校长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他办过当时鼎鼎有名的《新潮》杂志。我们也知道文学院里我们的几位老师台静农先生、黎烈文先生跟“五四”时代的一些名作家关系密切。当胡适之先生第一次返台公开演讲时，人山人海的盛况，我深深记在脑里。“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仍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