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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赏心乐事，也是口体的享受。
贫与病总是相连的。钟书在这段时期，每年生一场病。圆圆上学一个月，就休学几个月，小学共六年，她从未上足一个学期的课。胜利之后，一九四七年冬，她右手食指骨节肿大，查出是骨结核。当时还没有对症的药。这种病，中医称“流住”或“穿骨流住”，据医书载：“发在骨节或骨空处，难痊。”大夫和我谈病情，圆圆都听懂了，回家挂着一滴小眼泪说：“我要害死你们了。”我忙安慰她说：“你挑了好时候，现在不怕生病了。你只要好好地休息补养，就会好的。”大夫固定了指头的几个骨节，叫孩子在床上休息，不下床，服维生素A、D，吃补养的食品。十个月后，病完全好了。大夫对我说，这是运气。孩子得了这种病，往往转到脚部，又转到头部，孩子就夭折了。圆圆病愈，胖大了一圈。我睡里梦里都压在心上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可是我自己也病了，天天发低烧，每月体重减一磅，查不出病因。钟书很焦虑。一九四九年我们接受清华聘约时，他说：“换换空气吧，也许换了地方，你的病就好了。”果然，我到清华一年之后，低烧就没有了。
（九）
一九四八年夏，钟书的爷爷百岁冥寿，分散各地的一家人，都回无锡老家聚会。这时钟书、圆圆都不生病了，我心情愉快，随上海钱家人一起回到七尺场老家。
我结婚后只在那里住过十天上下。这次再去，那间房子堆满了烂东西，都走不进人了。我房间里原先的家具：大床、镜台、书桌等，早给人全部卖掉了。我们夫妇和女儿在七尺场钱家只住了一夜，住在小叔叔新盖的楼上。
这次家人相聚，我公公意外发现了他从未放在心上的“女孙健汝”，得意非凡。
他偶在一间厢房里的床上睡着了（他睡觉向来不分日夜）。醒来看见一个女孩子在他脚头，为他掖掖夹被，盖上脚，然后坐着看书。满地都是书。院子里一群孩子都在吵吵闹闹地玩。这女孩子却在静静地看书。我公公就问她是谁。圆圆自报了名字。她在钱家是健汝，但我们仍叫她阿圆，我不知她是怎样报名的。她那时候十一周岁，已读过《西游记》《水浒》等小说，正在爸爸的引诱、妈妈的教导下读文言的林译小说。她和钟书有同样的习性，到哪里，就找书看。她找到一小柜《少年》。这种杂志她读来已嫌不够味儿，所以一本本都翻遍了，满地是书。
我公公考问了她读的《少年》，又考考她别方面的学问，大为惊奇，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认定她是“吾家读书种子也”！从此健汝跃居心上第一位。他曾对钟书的二弟、三弟说：他们的这个那个儿子，资质属某等某等，“吾家读书种子，惟健汝一人耳”。爹爹说话，从不理会对方是否悦耳。这是他说话、写信、作文的一贯作风。
自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钟书辞去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几个小时课，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编《书林季刊》，后又兼任暨南大学教授，又兼英国文化委员会顾问。《围城》出版后，朋友中又增添了《围城》爱好者。我们的交游面扩大了，社交活动也很频繁。
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做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钟书曾说：“一个人二十不狂没志气，三十犹狂是无识妄人。”他是引用桐城先辈语：“子弟二十不狂没出息，三十犹狂没出息”；也是“夫子自道”。
胜利后我们接触到各式各等的人。每次宴会归来，我们总有许多研究，种种探索，我们把所见所闻，剖析琢磨，“读通”许多人，许多事，长了不少学问。
朱家骅曾是中央庚款留英公费考试的考官，很赏识钱钟书，常邀请钟书到他家便饭——没有外客的便饭。一次朱家骅许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的什么职位，钟书立即辞谢了。我问钟书：“联合国的职位为什么不要？”他说：“那是胡萝卜！”当时我不懂“胡萝卜”与“大棒”相连。压根儿不吃“胡萝卜”，就不受大棒驱使。
钟书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早车去，晚上老晚回家。一次他老早就回来了，我喜出望外。他说：“今天晚宴，要和‘极峰’（蒋介石）握手，我趁早溜回来了。”
胜利的欢欣很短暂，接下是普遍的失望，接下是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惶。
钟书的第一个拜门弟子常请老师为他买书。不论什么书，全由老师选择。其实，这是无限止地供老师肆意买书。书上都有钟书写的“借痴斋藏书”并盖有“借痴斋”图章；因为学生并不读，专供老师借阅的，不是“借痴”吗！钟书蛰居上海期间，买书是他的莫大享受。新书、旧书他买了不少。“文化大革命”中书籍流散，曾有人买到“借痴斋”的书，寄还给钟书，也许上海旧书摊上，还会发现“借痴斋藏书”。藏书中，也包括写苏联铁幕后面的书。我们的阅读面很广。所以“人心惶惶”时，我们并不惶惶然。
郑振铎先生、吴晗同志，都曾劝我们安心等待解放，共产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但我们也明白，对国家有用的是科学家，我们却是没用的知识分子。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十）
解放后，中国面貌一新，成了新中国。不过我们夫妇始终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我们也一贯是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良民。
一九四九年夏，我们夫妇得到清华母校的聘请，于八月廿四日携带女儿，登上火车，廿六日到达清华，开始在新中国工作。
钟书教什么课我已忘记，主要是指导研究生。我是兼任教授，因为按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校同当专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钟点计工资，工资很少。我自称“散工”。后来清华废了旧规，系主任请我当专任，我却只愿做“散工”。因为我未经改造，未能适应，借“散工”之名，可以逃会。妇女会开学习会，我不参加，因为我不是家庭妇女。教职员开学习会，我不参加，因为我没有专职，只是“散工”。我曾应系里的需要，增添一门到两门课，其实已经够专任的职责了，但是我为了逃避开会，坚持做“散工”，直到“三反运动”。
圆圆已有学名钱瑗。她在爷爷发现“读书种子”之前，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女孩子。我们“造反”，不要她排行取名，只把她的小名化为学名。她离上海时，十二周岁，刚上完初中一年级。她跟父母上火车，一手抱个洋娃娃，一手提个小小的手提袋，里面都是她自己裁剪缝制的洋娃娃衣服。洋娃娃肚子里有几两黄金，她小心抱着，她看似小孩子，已很懂事。
到清华后，她打算在清华附中上学，可是学校一定要她从一年级读起。我看到初中学生开会多，午后总开会。阿瑗好不容易刚养好病，午后的休息还很重要，我因此就让她休学，功课由我自己教。阿瑗就帮爸爸做些零星事，如登记学生分数之类。她常会发现些爸爸没看到的细事。例如某某男女学生是朋友，因为两人的课卷都用与众不同的紫墨水。那两人果然是一对朋友，后来结婚了。她很认真地做爸爸的助手。
钟书到清华工作一年后，调任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住在城里，周末回校，仍兼管研究生。毛选翻译委员会的领导是徐永焕同志，介绍钟书做这份工作的是清华同学乔冠华同志。事定之日，晚饭后，有一位旧友特雇黄包车从城里赶来祝贺。客去后，钟书惶恐地对我说：“他以为我要做‘南书房行走’了。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无功无过”，他自以为做到了。饶是如此，也没有逃过背后扎来的一刀子。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档案里的材料上了大字报，他还不知自己何罪。有关这件莫须有的公案，我在《丙午丁未纪事》及《干校六记》里都提到了。我们爱玩福尔摩斯。两人一起侦探，探出并证实诬陷者是某某人。钟书与世无争，还不免遭人忌恨，我很忧虑。钟书安慰我说：“不要愁，他也未必能随心。”钟书的话没错。这句话，为我增添了几分智慧。
其实，“忌”他很没有必要。钟书在工作中总很驯良地听从领导；同事间他能合作，不冒尖，不争先，肯帮忙，也很有用。他在徐永焕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从信赖的部下成为要好的朋友。他在何其芳、余冠英同志领导下选注唐诗，共事的年轻同志都健在呢，他们准会同意我的话。钟书只求做好了本职工作，能偷工夫读他的书。他工作效率高，能偷下很多时间，这是他最珍惜的。我觉得媒孽都倒是无意中帮了他的大忙，免得他荣任什么体统差事，而让他默默“耕耘自己的园地”。
钟书住进城去，不嘱咐我照管阿瑗，却嘱咐阿瑗好好照管妈妈，阿瑗很负责地答应了。
我们的老李妈年老多病，一次她生病回家了。那天下大雪。傍晚阿瑗对我说：“妈妈，该撮煤了。煤球里的猫屎我都抠干净了。”她知道我决不会让她撮煤。所以她背着我一人在雪地里先把白雪覆盖下的猫屎抠除干净，她知道妈妈怕摸猫屎。可是她的嫩指头不该着冷，钟书还是应该嘱咐我照看阿瑗啊。
有一晚她有几分低烧，我逼她早睡，她不敢违拗。可是她说：“妈妈，你还要到温德家去听音乐呢。”温德先生常请学生听音乐，他总为我留着最好的座位，挑选出我喜爱的唱片，阿瑗照例陪我同去。
我说：“我自己会去。”
她迟疑了一下说：“妈妈，你不害怕吗？”她知道我害怕，却不说破。
我摆出大人架子说：“不怕，我一个人会去。”她乖乖地上床躺下。可是她没睡。
我一人出门，走到接连一片荒地的小桥附近，害怕得怎么也不敢过去。我退回又向前，两次、三次，前面可怕得过不去，我只好退回家。阿瑗还醒着。我只说“不去了”。她没说什么。她很乖。
说也可笑，阿瑗那么个小不点儿，我有她陪着，就像钟书陪着我一样，走过小桥，一点也不觉得害怕。钟书嘱咐女儿照看妈妈，还是有他的道理。
阿瑗不上学，就脱离了同学。但是她并不孤单，一个人在清华园里悠游自在，非常快乐。她在病床上写的《我们仨》里，有记述她这种生活的章节，这里我不重复了。
我买了初中二、三年级的课本，教她数学（主要是代数，也附带几何、三角）、化学、物理、英文文法等。钟书每周末为她改中、英文作文。代数愈做愈繁，我想愈懒，我对阿瑗说：“妈妈跟不上了，你自己做下去，能吗？”她很听话，就无师自通。过一天我问她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