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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我不知钟书是否给袁同礼去过信。钟书后来曾告诉我，叶先生对袁同礼说他骄傲，但我也不知有何根据。仅正清华和袁同礼都杳无音信。
快开学了，钟书觉得两处落空，有失业的危险。他的好友陈麟瑞当时任暨南大学英文系主任，钟书就向陈麟瑞求职。陈说：“正好，系里都对孙大雨不满，你来就顶了他。”钟书只闻孙大雨之名，并不相识。但是他决不肯夺取别人的职位，所以一口拒绝了。他接受了我爸爸让给他的震旦女校两个钟点的课。
10月左右，陈福田先生有事来上海。他以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的身份，亲来聘请钱钟书回校。清华既决定聘钱钟书回校，聘书早该寄出了。迟迟不发，显然是不欢迎他。既然不受欢迎，何苦挨上去自讨没趣呢？钟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从不和对方争执，总乖乖地退让。他客客气气地辞谢了聘请，陈福田完成任务就走了，他们没谈几句话。
我们挤居辣斐德路钱家，一住就是八年。
爹爹经常有家信，信总是写给小儿子的，每信必夸他“持家奉母”。自从钟书回上海，“持家奉母”之外又多了“扶兄”二字。钟书又何需弟弟“扶”呢，爹爹既这么说，他也就认了。他肯委屈，能忍耐。圆圆也肯委屈，能忍耐。我觉得他们都像我婆婆。
我那时已为阔小姐补习到高中毕业，把她介绍给我认识的一位大学助教了。珍珠港事变后，孤岛已沉没，振华分校也解散了。我接了另一个工作，做工部局半日小学的代课教师，薪水不薄，每月还有三斗白米，只是校址离家很远，我饭后赶去上课，困得在公交车上直打盹儿。我业余编写剧本。《称心如意》上演，我还在做小学教师呢。
钟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负责人“方凳妈妈”（MotherThornton）见面之后，校方立即为他增加了几个钟点。他随后收了一名拜门的学生，束总随着物价一起上涨。沦陷区生活艰苦，但我们总能自给自足。能自给自足，就是胜利，钟书虽然遭厄运播弄，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他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钟书的妹妹到了爹爹身边之后，记不起是哪年，大约是1944年，钟书的二弟当时携家住汉口，来信报告母亲，说爹爹已将妹妹许配他的学生某某，但妹妹不愿意，常在河边独自徘徊，怕是有轻生之想。（二弟家住处和爹爹住处仅一江之隔，来往极便。）我婆婆最疼的是小儿小女，一般传统家庭，重男轻女。但钱家儿子极多而女儿极少，女儿都是非常宝贝的。据二弟来信，爹爹选择的人并不合适。那人是一位讲师，曾和钟书同事。钟书站在妹妹的立场上，妹妹不愿意，就是不合适。我婆婆只因为他是外地人，就认为不合适。钟书的三弟已携带妻子儿女迁居苏州。三弟往来于苏州上海之间，这时不在上海。
我婆婆嘱钟书写信劝阻这门亲事。叔父同情我的婆婆，也写信劝阻。他信上极为开明，说家里一对对小夫妻都爱吵架，惟独我们夫妇不吵，可见婚姻还是自由的好。钟书代母亲委婉陈词，说生平只此一女，不愿她嫁外地人，希望爹爹再加考虑。钟书私下又给妹妹写信给她打气，叫她抗拒。不料妹妹不敢自己违抗父亲，就拿出哥哥的信来，代她说话。
爹爹见信很恼火。他一意要为女儿选个好女婿，看中了这位品学兼优的讲师，认为在他培育下必能成才；女儿嫁个书生，“粗茶淡饭足矣”，外地人又怎的？我记不清他回信是一封还是两封，只记得信中说，储安平（当时在师院任职）是自由结婚的，直在闹离婚呢！又讥诮说，现在做父母的，要等待子女来教育了！（这是针对钟书煽动妹妹违抗的话。）爹爹和钟书的信，都是文言的绝妙好辞，可惜我只能撮述，不免欠缺文采。不过我对各方的情绪都稍能了解。
四婶婶最有幽默，笑弯了眼睛私下对我说：“乖的没事，憨的又讨骂了。”———“乖的”指养志的弟弟（但他当时不在上海），“憨的”指钟书。其实连“乖的”叔叔也“挨眦儿”了，连累我也“挨眦儿”了。
钟书的妹妹乖乖地于一九四五年八月结了婚。我婆婆解放前夕到了我公公处，就一直和女儿女婿同住。钟书的妹妹生了两个聪明美丽的女儿，还有两个小儿小女我未见过。爹爹一手操办的婚姻该算美满，不过这是后话了。
其实，钟书是爹爹最器重的儿子。爱之深则责之严，但严父的架式掩不没慈父的真情。钟书虽然从小怕爹爹，父子之情还是很诚挚的。他很尊重爹爹，也很怜惜他。
他私下告诉我：“爹爹因唔娘多病体弱，而七年间生了四个孩子，他就不回内寝，无日无夜在外书房工作，倦了倒在躺椅里歇歇。江浙战争，乱军抢劫无锡，爷爷的产业遭劫，爷爷欠下一大笔债款。这一大笔债，都是爹爹独力偿还的。”
我问：“小叔叔呢？”
钟书说：“小叔叔不相干，爹爹是负责人。等到这一大笔债还清，爹爹已劳累得一身是病了。”
我曾听到我公公喊“啊唷哇啦”，以为碰伤了哪里。钟书说，不是喊痛，是他的习惯语，因为他多年浑身疼痛，不痛也喊“啊唷哇啦”。
爹爹对钟书的训诫，只是好文章，对钟书无大补益。钟书对爹爹的“志”，并不完全赞同，却也了解。爹爹对钟书的“志”并不了解，也不赞许。他们父慈子孝，但父子俩的志趣并不接轨。
钟书的堂弟钟韩和钟书是好兄弟，亲密胜于亲兄弟。一次，钟韩在我们三里河寓所说过一句非常中肯的话。他说，“其实啊，倒是我最像三伯伯。”我们都觉得他说得对极了，他是我公公理想的儿子。
（八）
我们沦陷上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日胜利之前。钟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三家一姓周、一姓钱、一姓方）。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只说柴和米，就大非易事。
日本人分配给市民吃的面粉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是麸皮居半；分配的米，只是粞，中间还杂有白的、黄的、黑的沙子。黑沙子还容易挑出来，黄白沙子，杂在粞里，只好用镊子挑拣。听到沿街有卖米的，不论多贵，也得赶紧买。当时上海流行的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从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
随就接上一句叫卖声：“大米要吗？”（读如：“杜米要口口伐？”）大米不嫌多。因为吃粞不能过活。
但大米不能生吃，而煤厂总推没货。好容易有煤球了，要求送三百斤，只肯送二百斤。我们的竹篾子煤筐里也只能盛二百斤。有时煤球里掺和的泥太多，烧不着；有时煤球里掺和的煤灰多，太松，一着就过。如有卖木柴的，卖钢炭的，都不能错过。有一次煤厂送了三百斤煤末子，我视为至宝。煤末子是纯煤，比煤球占地少，掺上煤灰，可以自制相当四五百斤煤球的煤饼子，煤炉得搪得腰身细细的，省煤。烧木柴得自制“行灶”，还得把粗大的木柴劈细，敲断。烧炭另有炭炉。煤油和煤油炉也是必备的东西。各种燃料对付着使用。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
钟书的二弟、三弟已先后离开上海，钟书留在上海没个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还得依仗几个拜门学生的束脩，他显然最没出息。
有一个夏天，有人送来一担西瓜，我们认为决不是送我们的，让堂弟们都搬上三楼。一会儿钟书的学生打来电话，问西瓜送到没有。堂弟们忙又把西瓜搬下来。圆圆大为惊奇。这么大的瓜！又这么多！从前家里买西瓜，每买必两担三担。这种日子，圆圆没有见过。她看爸爸把西瓜分送了楼上，自己还留下许多，佩服得不得了。晚上她一本正经对爸爸说：“爸爸这许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儿。”显然她是觉得“与有荣焉”！她的自豪逗得我们大笑。可怜的钟书，居然还有女儿为他自豪。
圆圆的肠胃可以吃西瓜，还有许多别的东西我也让她吃了。钟书爱逗她，惹她，欺她，每次有吃的东西，总说：“Baby，noeat．”她渐渐听懂了，总留心看妈妈的脸色。一次爸爸说了“Baby，noeat．”，她看着妈妈的脸，迸出了她自造的第一句英语：“Baby，yeseat！”她那时约六岁。
胜利前，谣传美军将对上海“地毯式”轰炸，逃难避居上海的人纷纷逃离上海。我父亲于一九四四年早春，带了我大姐以及三姐和姐夫全家老少回苏州庙堂巷老家。
这年暑假，我七妹妹和妹夫携带两个儿子到苏州老家过暑假。我事忙不能脱身，让圆圆跟他们一家同到外公家去。那时圆圆七周岁，在外公家和两个表姐、四个表弟结伴。我老家的后园已经荒芜，一群孩子在荒园里“踢天弄井”，只圆圆斯文。别人爬树，她不敢，站在树下看着。我小时特别淘气，爬树、上屋都很大胆；圆圆生性安静，手脚不麻利，很像钟书自称的“拙手笨脚”。
苏州老家的电线年久失修，电厂已不供电，晚上只好用洋油灯。一群孩子到天黑了都怕鬼，不敢在黑地里行动。圆圆却不知惧怕，表姐表弟都需她保镖。她这点也颇有父风。我是最怕鬼的，钟书从小不懂得怕鬼。他和钟韩早年住无锡留芳声巷，那所房子有凶宅之称。钟韩怕鬼，钟书吓他“鬼来了！”钟韩吓得大叫“啊！！！！”又叫又逃，钟书大乐。他讲给我听还洋洋得意。
有一次，我三姐和七妹带一群孩子到观前街玄妙观去玩。忽然圆圆不见了。三姐急得把他们一群人“兵分三路”，分头寻找。居然在玄妙观大殿内找到了她，她正跟着一个道士往大殿里走。道士并没有招她，是她盯着道士“格物致知”呢。她看见道士头发绾在头顶上，以为是个老太婆；可是老太婆又满面髭须，这不就比“精赤人人”更奇怪了吗？她就呆呆地和家人失散了。
姐姐妹妹都怪我老把圆圆抱着搀着，护得孩子失去了机灵。这点我完全承认。我和圆圆走在路上，一定搀着手；上了电车，总让她坐在我身上。圆圆已三四岁了，总说没坐过电车，我以为她不懂事。一次我抱她上了电车，坐下了，我说：“这不是电车吗？”她坐在我身上，勾着我脖子在我耳边悄悄地央求：“屁股坐。”她要自己贴身坐在车座上，那样才是坐电车。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从没坐过电车。
圆圆在苏州的一桩桩表现，都带三分呆气，都不像我而像钟书。
圆圆这次离开苏州回到上海，就没有再见外公。我爸爸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底在苏州去世，抗日战争尚未结束。
这时期，钟书经常来往的朋友，同辈有陈麟瑞（石华父）、陈西禾、李健吾、柯灵、傅雷、亲如兄长的徐燕谋、诗友冒效鲁等。老一辈赏识他的有徐森玉（鸿宝）、李拔可（宣龚）、郑振铎、李玄伯等，比他年轻的朋友有郑朝宗、王辛迪、宋悌芬、许国璋等。李拔可、郑振铎、傅雷、宋悌芬、王辛迪几位，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那时候，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乐事，也是口体的享受。
贫与病总是相连的。钟书在这段时期，每年生一场病。圆圆上学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