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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科学家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埃文斯说，“我想他们能回答这个问题。”
“是的，他们能够回答。他们的答案就是用原始数据减去一个数作为城市热岛效应的补偿。”
“噢，你说的没错。”
“对不起，埃文斯先生，你是律师。你肯定知道诉讼案中律师总是要设法确保证据的纯洁性的。”
“是的，但——”
“你肯定不希望任何人对证据作任何改变。”
“是的……”
“可是在这个案子里，证据就是原始气温数据。恰巧锨这些声称全球变暖是世界性危机的科学家们篡改了原始数据。”
“篡改？只是往下调了一点吧。”
“可是辩方要问的问题是，他们往下调够了吗！
“我不知道，”埃文斯说，“这也太专业化了，简直是在吹毛求疵。”
“不能这么说。这是个核心问题。地表平均温度上升是城市化造成的，还是温室气体造成的呢，辩方对此会有一个充分的论据。”詹尼弗说，“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最近几项研究表明，实际上，都市偏见并没有多少豪椽。至少有一项研究表明，观察到的气温变化有一半是因为土地使用问题。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全球气温的升幅还不到十分之三摄氏度。确切地说这还算不上危机。”
埃文斯不再说什么，他在摄像机前尽量装得聪明伶俐。
“当然，”詹尼弗继续说，“这项研究还需要讨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任何人只要对数据作过调整，人们就会断言他们的调整是不正确的。这对辩方是有利的。辩方要阐述的一个更重要的论点就是，我们只允许那些从调整中获得最多好处的人对数据进行调整。”
“你是说气候科学家们没有职业道德吗？”
“我是说让狐狸去给鸡当保安从来就不是什么好的做法。辩护律师这样的做法在医学上就决不允许，比如，医学上需要进行双盲实验没计。”
“因此，你说气候科学家们没有职业道德。”
“不，我的意思是，构建双盲程序是完全有道理的。你看：每个科学家对自已的实验结果都有某种设想，否则他当初根本就不会做那个实验。他有一种期盼。但这种期盼是神秘的——完全是下意识的。你知道有科学偏见的研究吗？”
“不知道。”埃文斯摇了摇头说。
“那好。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群基因相同的老鼠被送到两个不同的实验室进行试验。其中一个实验室被告知，老鼠被驯养得很聪明，穿迷宫会比一般老鼠快。另一个实验室被告知老鼠很愚笨，只能慢慢穿出迷宫。反馈的结果是——一个实验室老鼠速度快，而另一个实验室老鼠速度很慢。可是这些老鼠的基困是相同的。”
“那他们是在胡说。”
“他们说他们没有胡说。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呢，”她说，“又比如，参加民意调查的人被告知，瞧，我们知道民意测验人对调查结果会产生微妙的影响。因此我们都想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你敲门之后，就在有人开门时，你开始读卡片上的文字：‘你好，我在做一项调查，为了不影响你，我把卡片上的文字读一下……等等。’民意测验人除了卡片上的文字以外什么也不说。一组被试者告知，这次问卷调查会获得百分之七十的肯定答案。另一组被告知会得到百分之三十的肯定答案。同样的调查问卷。结果反馈回来了——七十和三十。”
“怎么会呢？”埃文斯说。
“这不重要，”她说，“重要的是，成百上千欢的研究反复证明，期望决定结果。人们总能找到他们认为可以找到的东西。这就是要做双盲实验的原因。为了消除偏见，实验在彼此不认识的人中进行，准备实验的人不认识做实验的人或者分析结果的人。各组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联系。即使他们的配偶和孩子也从没见过面。各组分布在不同的大学，最好是在不同的国家。这就是新药被检验的过程，因为这是阻止偏见浸入的惟一方式。”
“好的……”
“现在我们是在讨论气温数据。必须从方方面面对它进行调整。不只是因为城市热效应的偏见问题，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气象站搬迁了。气象站升级了，新的设备测出来的结果也许比以前高，也许比以前低。设备出故障了，你得决定是不是要扔掉某些数据，你很可能把气温记录放在一起，并对它们进行评价，这些要求你也要应付。偏见就是这样形成的。很可能是这样形成的。”
“很可能？”
“你不知道，”詹尼弗说，“只要你是让一组人来做这些工作，就有产生偏见的危险。如果一组人做了一个模型，对它进行测试并对结果进行分析，那么那些结果就是有危险的。就是这样。”
“这么说，那些气温数据没有用了吗？”
“这些气温数据值得怀疑，一个像样的律师会撕掉这些数据。为他们辩护，我们要做的是——”
突然，摄像师起身离开了房间。詹尼弗把手放在他的手臂上。“别担心，他们拍的镜头没有声音。我不过是想使这个讨论显得活泼一些。”
“我觉得我很傻。”
“你看起来根棒。这对上电视来说是重要的。”
“不，”他把身子向她靠近了一些，说道，“我的意思是，我回答问题时，心口不一。我在，唉……我在问一些……对许多问题我都改变了想法。”
“真的吗？”
“是的，”他平静地说，“比如说那些温度曲线图。他们提出了一些明显的关于全球变暖的正确性的问题。”
她慢慢地点了点头。眼睛紧紧地盯着他。
他说：“你也这样想吗？”
她又点了点头。
像以前一样，他们在同一家墨西哥餐馆吃午饭。跟以前一样，餐馆几乎是空的；同样是那些索尼电影编辑坐在角落的一张桌边谈笑风生。埃文斯想，他们一定每天都来这儿。
可是不知怎么的，今天的情形不一样，不仅仅是因为他浑身疼痛，而目还因为非常困，随时都可能睡着。埃文斯感到自己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了。
詹尼弗安静地吃着饭，没怎么说话。埃文斯觉得她是在等他开口。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你知道，‘全球变暖不是一种真正的现象’的说法真是荒唐。”
“是很荒唐。”她点了点头说。
“我是说，全世界的人都相信。可是在法庭上，我们只能考虑陪审团。辩方要与陪审团辩论。”
“你指的是你跟我说过的那些例子吗？”
“噢，还有更糟糕的，我们希望辩护律师这样辩论：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各位都听说过这样的断言：由于大气层中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温室气体的增加，引发了所谓的‘全球变暖’现象。但是你们不知道，二氧化碳只增加了一点点。他们会给你们看一张二氧化碳增加的曲线圈，这张曲线图看起来像珠穆朗玛峰的斜坡。然而这就是现实。二氧化碳含量由百万分之三百一十六增加到百万分之三百七十六，总共只增加了百万分之六十。整个大气层发生这样小的变化简直难以想像。我们又怎么看得见这种变化呢？”
詹尼弗向后靠了靠，太幅度地摆着手说：“接下来，他们会拿出一张图，上面是一个足球场。他们会说，把地球大气层的构成当成一个足球场。大气层的大部分是氮。这样，从球门底线开始，氮一路带着你走过七十八码处。剩下的大都是氧气，氧气又带你走到九十九码处。现在只剩下一码了。剩下的大部分是惰性氩。氩气又带你走过三点五英寸的球门线。各位，其厚度只有粉笔那么粗。那么剩下的三英寸有多少是二氧化碳呢？一英寸。这就是我们的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的含量。一个一百码足球场的一英寸。”
她突然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她说，“现在你们知道，最近五十年来二氧化碳的增长情况。那么你们知道在我们的足球场上增加了多少吗？增加了八分之三英寸——不到一支铅笔的厚度。也许二氧化碳含量多了许多，但在我们整个大气层里，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很小的一部分。然而别人却要你们相信，正是这小小的变化，已经把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正在变暖的危险星球了。”
埃文斯说：“可是回答很容易——”
“等一会儿，”她说，“还没完呢。首先，提出疑问。接着，提供可供选择的解释。那么，现在，他们拿出你们前面看过的纽约市的气温变化表。１８１５年以来上升了五度。他们说１８１５年纽约的人口为十二万，现在为八百万。城市人口增长了百分之六千，更别提那些摩天大楼、空调和水泥地面了。现在，我问你们，一个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六千的城市变暖了，是由于世界上的二氧化碳增加了一点点呢？还是因为城市比以前大多了？”
她向后靠了靠。
“要反驳这一论点很容易，”埃文斯说，“有许多小东西起大作用的例子。扳机只是枪上的一个小东西，但足以把子弹发出去。不管怎么说，证据的优势——”
“彼得，”她摇了摇头说，“假设你是陪审团的成员，而且被问及纽约市的问题，你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是全球变暖了还是太多的水泥？你是怎么想的？”
“我想变暖可能是因为城市大了。”
“正确。”
“可是还有海平面的问题。”
“可惜的是，”她说，“瓦努图的海平面并没有明显上升。根据数据库里的资料，海平面要么是持平的，要么只不过增长了四十毫米。三十年里只涨了半英寸，几近于无。”
“说得对，”她说，“我得承认。你有关扳机的论点不错。”
“如果你不能胜诉，”埃文斯说，“你召开记者招待会又有什么意义呢？”
“感谢各位光临。”约翰·贝尔德走到办公室外面的麦克风前面说。摄影记者们的镁光灯闪烁着。“我是约翰·贝尔德。站在我旁边的这位是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主席尼古拉斯·德雷克，还有我的首席顾问詹尼弗·海恩斯以及海斯勒和布莱克律师事务所的彼得·埃文斯律师。我们代表太平洋上的岛国瓦努图联合控告美国环保署。”
彼得·埃文斯先是站在后面咬着嘴唇，心中盘算着。这个时候他没有必要露出紧张的种情。
“贫困的瓦努图人民，”贝尔德说，“受到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环境威胁，全球变暖以及随之而来的气候突变的危险，使他们变得更加贫困。”
埃文斯回想起就在几天前，德雷克还把气候的突然变化看作是初显端倪的可能性。一个星期不到，就转化成一种确定无疑的事情了。
贝尔德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瓦努图人民如何被洪水赶出了祖祖辈辈生话的家园，他特别渲染了小孩子的悲惨遭遇，因为无情的工业巨头，本来由这些孩子继承的财产被咆哮的巨浪冲到了北方。
“今天，我们宣布起诉，是为瓦努图人民讨回公道，是一件关系到受到突发性天气威胁的整个世界未来的大事。”
接下来他开始回答大家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们起诉的确切时间是哪一天？”
“这个问题在技术上具有复杂性，”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