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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尖顶是我们最深的墓穴的基础；
有人看到一盏灯，它们被灯照亮了。
只有无翼的蠕虫能穿行在
我们的天光和它们在波浪下的拱顶之间。
这其中有校对的错误吗？——或者是其它地方的错误。在第二行，“有人”是否应该是“无人”呢？（你所想到的灯是你所说的橙蓝或紫绿色的吗，还是两种都有？）还有，在下一行，“有翼”是否比“无翼”更能打动你呢？
最后，关于“海洋坟墓”和你的诗集的同名诗，皮斯利教授有一个问题，他说你使他隐约想到了地下和海底隧道。在你写诗的时候，你是否幻想过在你们当地确实存在着这类隧道呢？——好莱坞山和圣莫尼卡山，太平洋就在旁边。也许你真的试过去覆盖在这些奇妙的隧道上面的小径上探寻吧？你可曾偶然留意过，在这种小径上有很多毒蛇呢？——我推测，应该是响尾蛇（在我们这个地区就会是铜头蝮蛇，在南方是噬鱼蛇和银环蛇）。如果是这样，千万要当心！
如果，出于某种奇怪的巧合，这类隧道确实存在的话，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确定而无需做任何挖掘或钻探工作，你可能会有兴趣了解这些情况。米斯卡托尼克大学的两位科学教授——也是我提到的那个跨学科研究项目的成员——特为此设计了一种非常方便的仪器，他们称之为磁光学地球探测仪。（这名字听起来有点野蛮。）很奇怪，不是吗，一项关于梦境的调查研究竟牵扯到了地质反射？这种灵敏的、但名字不怎么样的仪器用起来很简单，而且已经发现了两种新元素。
我将会在明年年初的时候去西部一趟，去圣地亚哥和一个人谈事，那人是博学的隐士亨利·W·阿克利的儿子。正是亨利·W·阿克利的研究内容引出了我们这个跨学科的项目。（这位当地的诗人——唉，已经去世了——也是这样的先驱，真是太巧了！）我会开着我的英国跑车，一辆小“奥斯汀”，去西部。我是一个汽车迷，我必须承认，甚或是一个速度魔鬼！——无论这是否与一个助理英语教授的身份相称。届时我将很高兴能和你见面，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可能会带一台地球探测仪，咱们可以去找找那些假设的隧道！
也许我猜测和设想得太远了。原谅我。如果你能对这封信和其中不太相干的问题稍加留意，我将不胜感激。
再次祝贺《地下掘进者》的成功！
阿尔伯特·N·维尔马斯
我简直无法一下子说清楚当我读完这封信时的心情。我只能逐步地把它描述出来。开始时，我感到很高兴，很满足，甚至被他寄予我的诗集的溢美之辞搞得很窘迫——哪个年轻的诗人不是这样呢？而且一位心理学家和一位图书馆的老馆长（甚至还有一位解剖学家！）也赞赏了我的诗集——这几乎有点过头了。
当看到那人提到新生英语课时，我认识到，我对他还留有鲜明的印象。虽然过了这么年，我已经把他的名字忘了，但当我看到信尾的署名时，我一下子就想起这个名字了。他当时只是一位讲师，是一个高大的年轻人，骨瘦如柴的样子，走起路来总是很快，还有点端肩膀。他的下巴很长，脸色苍白，还有黑眼圈，显得很憔悴，就好像他一直是处于某种很紧张的状态，但他又不曾说出来。他习惯于抽出一个小笔记本，简略地做着记录，还一刻不停地发表流畅的、才华横溢的长篇大论。他好像读过很多书，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在激励和增强我对诗歌的兴趣这方面，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甚至还记得他的车——别的的学生经常又羡又妒拿它开玩笑。当时他的车是一辆T型“福特”，他总是开着车围着米斯卡托尼克的校园转，拐弯时又急又猛。
他所说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听上去很动人，甚至令人兴奋，但是太似是而非了——我那时刚好正在研究荣格和语义学。能有人礼貌地邀请我参加这个项目，我还是感到很高兴的。要是我读信的时候还有别人在场的话，我可能会脸红的。
我当时的一个想法让我短暂地停止了沾沾自喜，而且有一阵几乎使我对整个事情感到愤怒——我突然怀疑，这个项目的目的可能不是他公开宣称的那一个，而是对古怪的、耽于幻想的人群的错觉所做的某种调查（是一位心理学家和一位医学博士的参与使我产生了这种想法）。
但他表现得是如此亲切和通情达理——不，我太多疑了，我告诉自己说。另外，当我刚一开始仔细地看他的问题，我便有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反应——非常惊讶……而且害怕。
首先，他对那些虚构的名称的猜测（我不安地问自己，那不是他的猜测的话，又能是什么呢？）是如此地准确无误，令我倒吸一口气。我开始是想过把它们写成“莱尔”和“纳斯”——就是那几个字，当然，在这种事上，记忆可能是不可靠的。
再就是“克苏鲁”——看着这几个字，我真的开始战栗了，它是如此精确地传达了出现在那些刺耳的、非人的哭喊或赞颂中的那个词——在我的想像中，那些声音是从暗无尽头的深渊传上来的。
还有他指出的那两处校对错误，确实是那样。第一处是我疏漏了。第二处（“无翼的”应为“有翼的”）我看到了，但我没有勇气那么写，因为我突然觉得，我要是把出现我生命中的一个恶梦里的形象（有翼的蠕虫）写进我的诗的话，我就是在纪念某种极其可怕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他怎么能描述出我只在梦里见到过、根本没在诗里写过的那些怪异的颜色呢？他用的那些表达颜色的词都和我要用的词一模一样！我开始觉得，米斯卡托尼克大学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应该是已经在梦境和做梦，以及人类的一般想像力方面有了一些划时代的发现，足以使他们的学者变成巫师和令人目瞪口呆的阿德勒，弗洛伊德，甚至是荣格。
当我读完信的这部分之后，我觉得他已经把他所能用来打击我的东西都用上了，然而，接下来的那部分却使我陷入了更深的恐惧之中。他应该是知道——不知他是如何推断出来的——我在山上的那些小径的一切，还有我那些与小径有关的、怪诞的幻想，以及我想像出来的那些在小径下面的隧道的事——那真是太令人震惊了。他问我，并且警告我关于那些毒蛇的事，而我母亲在遭到致命一咬的时候，拿的就是这封未拆开的、有重要提示内容的信——真的，有一阵，我都怀疑我是不是要疯了。
最后，在他轻松地用“想像”和“隐约想到”和“假设”和英语教授的妙语连珠进行铺垫之后，他开始谈论那些我想像出来的隧道，就好像他认为那些都是真实存在似的，他还轻描淡写地提到要用一台科学仪器来验证它……在我读完他的信的那一刻，我真希望他在下一分钟就出现——在我家的车道前来个急转弯，在他的“T型”里（对了，是“奥斯汀”）夸张地打轮，踩刹车，在我家门前扬起一片沙尘，那台地球探测仪就放在他的副座上，像一个加粗的、镜管向下的黑色望远镜！
但他说到这一切的时候是如此地轻松！我真不知道该想些什么。
（我又下到地下室去了，检查那些东西。这些正在写的内容让我激动起来了，让我觉得恐惧、不安。我走出大门，在西斜的炎热的阳光下，一条响尾蛇跨过了小径。如果需要的话，这就能证明我所担心的是真的。也许我盼的就是这个？不管怎样，我把那条蛇杀死了。那些声音颤动着，“诞生一半的世界，异域的宝球，黑暗中的轻轻摇动，有罩的形状，如夜般漆黑的海洋，闪闪发光的涡旋，紫色的烟雾……”
第二天，当我平静了一些之后，我给维尔马斯写了一封长信，肯定了他所有的猜测，承认我对此感到极为震惊，请他告诉我，他是如何做到的。我愿意尽我所能协助那个跨学科的项目，并且邀请他在来西部的时候到我家作客。我简单地给他写了我的生活情况和我的睡眠异常，还提到了我母亲的死。当我把信寄出去后，并且怀着一种混杂着焦急和犹疑的心情等待着他的回信诗，我有一种奇怪的不真实感。
回信来了，厚厚的一封，它再度令我兴奋起来，但无论如何没有满足我的全部好奇。维尔马斯还是倾向于把他和他的同事对我的选词、梦境和幻想的推断看成是幸运的猜测，但他告诉我的关于那个项目的事还是足以激起我的好奇心——尤其是这个项目发现，在那些想像中的生命和在遥远的地方的考古发现之间存在着模糊不清的关联。他好像对我从不做梦和睡眠奇长这两件事特别感兴趣。他不住地感谢我的合作和我的邀请，允诺说等他开车来西部时，一定会来找我。他还给我准备了一大堆问题。
接下来的几个月很不一般。我过的还是我正常的生活——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继续读我的书，做我的研究，去图书馆，有时甚至还写上几首新诗。我依然去山上散步，但有了一分新添的小心。有时，我走着走着会停下来，注视着我脚下干燥的土地，像是要在那里找到一个活门的轮廓似的。有时，当我想到我父亲就是在那儿陷进去的，当我想到我母亲的可怕的死亡时，我会被那种突如其来的、发狂的悲痛和内疚感吞噬掉；我会觉得，不管怎样，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去找他们。
可是，在那同时，我又只是为了维尔马斯的信而活着，为那些信在我内心唤起的那些惊奇、稀奇古怪的思索和恐慌——几乎是有趣的惊恐——而活着。除了写那个项目的事，他还会写各种各样的事——我的诗和我新读的书，还有我的看法（他有时会在这儿扮演一个专业导师的角色），世界上发生的事，天气，天文学，海底世界，他的宠物猫，米斯卡托尼克大学里的政治斗争，在阿克汉姆举行的集会，他的演讲，还有他在当地的旅行。他把所有的事都写得有趣极了。显然，他是一个写信成癖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变得和他一样了。
当然，我最最着迷的还是他时常写到的和那个项目有关的内容。他给我讲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有关于米斯卡托尼克大学在1930－31年间进行南极探险的事——说他们动用了5架道尼尔大飞机，还有去年不知为何流产的那次澳大利亚探险——心理学家皮斯利和他曾经是经济学家的父亲一起参加了探险。我记得，我在报上看到过对这两次探险的报道，但那些报道极不完整，难以令人满意，就好像那些新闻机构对米斯卡托尼克大学有偏见似的。
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觉得维尔马斯非常希望能参加这两次探险，而且对没能（或没被允许）参加感到非常气愤，但他在多数时候都漂亮地掩饰了他的失望。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他“令人遗憾的神经过敏，”对冷的敏感性，剧烈的偏头痛，还有每次都会让他卧床好几天的“反复的健康状况不佳。”有时，他会羡慕地提到他的几个同事所具有的充沛的精力和强壮的体格，比如，发明地球探测仪的艾特伍德和帕波迪耶教授，善于发现大目标的摩根博士，就连耄耋老人阿米塔奇都算在内。
偶尔地，他的回信不是很及时，而这时我总是会觉得焦躁、不安，有时他是因为出现了上面那些症状，有时是因为他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