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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不敢苟同。你凭什么这样说？你又把这种常识性的问题复杂化了。”
“这很好理解，真的！记住，那个进入传输舱的人已经在传输成功得到确认之后被处死了（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说的话）。也就是说，在我们在传输起点等待远方的传输终点发出传输成功信号的几分钟时间里——因为信号传输的速度只能够达到光速，在这一段时间差里，传输通道的两端都有一具尸体，或者说都有一个人。但是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因此他们当中必有一个是复制品。”
戴维斯的这番话把我的思路弄得一团糟。陪审团都把目光投向了我。我浑身开始冒汗，我像寻求救命稻草一样地搜肠刮肚，希望能够找到反驳他观点的突破口。
“戴维斯先生，可以肯定地说，你的见解很独特。但是这也仅仅是虚有其表。你的观点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你口口声声说‘等待传输确认’。难道这样还不能说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输机器吗？”
“噢！不可否认，这里面有传输的过程，但这是信息的传输。我只是不认为这是人的传输。”
“为什么？照这样说的话，你自己……你自己也根本不是杰克·戴维斯了！”
“为什么这样说？”
“难道你不是由传输通道来到这个星球，来到这里做目击证人的吗？不过，按你的说法，那个真正的杰克·戴维斯应该在地球上的传输起点被弄死了。而你不过是一个复制品！”
从陪审团发出一阵冷笑，不过气氛还算缓和。毕竟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在当天早上通过星际传输机来到审判现场的。
“不好意思，我的的确确不是通过传输机器来火星的。我这一生也还没有被传输过。我是在很多年以前乘坐大推力火箭来这儿参加‘地球－火星传输工程’建设的。但是我很不习惯在传输终端做的处死人体的工作，所以我辞职了。直到现在我一直没有离开过火星。所以，不要指望把我放入你设计的圈套，要不然的话，我怎么可以让我认识的那些人信服呢？”
我深知自己已经彻底处于下风了。为了尽快结束这样的局面，我转向了法官：“法官大人，我们暂时没有问题要盘问该证人了。但是我保留在辩方传唤其他目击证人之后，再次核对该证人证词的权力。否则我们控方要求休庭。”
“苏卡提娜律师？”法官问道。
苏卡提娜回答：“法官大人，辩方要求远在地球的杰茨·沙费尔作证。沙费尔先生曾经亲眼目睹过所谓的传输机器的细节。和戴维斯先生一样，他也从来没有乘过星际传输机。由于他不想长时间地耽误他在地球的工作，加之无法承受乘坐大推力火箭来此的巨大风险以及其中的花费和对庭审时间的耽搁，我们安排他通过‘可视通’进行谈话。”
“不对，使用星际传输机是非常方便的。”尽管我知道我的插话可能会遭到法官的警告，但我还是忍不住说了。
“不便之处在于，”苏卡提娜接着说，“由于地球和火星之间的距离，使用星际可视电话意味着我们与证人之间的每一组问答都会有几分钟的延时。所以我请求法庭允许我们集中所有提问，然后发送给证人，再把证人的回答集中发送回来。”
法官批准了苏卡提娜的请求。我也觉得有些欣喜——这样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用来思考。
“沙费尔先生，您的职业是什么？”苏卡提娜问。
“哲学教授。”
哼！真是个懦夫。我觉得辩方的态度已经开始从科幻的推测转到形而上学的方向了。这只会让陪审团成员更加怀疑辩方证词的真实性。
“您对传送给您的那份戴维斯先生的证词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戴维斯先生做出了相当精彩的判断——‘传输机’事实上就是名副其实的复制机。不过这里我得继续叫它‘传输机’——尽管我更愿意叫它‘伪传输机’。在我供职的大学中，我发现我的学生中有很多人是逻辑思维极强的工程师。如果你们有什么争论无法解决或是公诉机关要求了解有关情况的话，我十分愿意提供协助。”
“不必了，非常感谢您的好意，但是我对这个案件目前的进展已经十分满意。我把您请过来是希望您能够以独立证人的身份接受起诉方为了弄清案情而提出的各种询问。波隆斯基律师，现在你可以盘问证人了。”
审判庭内又是一阵骚动。多么阴险的一招啊！她如此不顾一切地上演这出充满自信的表演，无非是想把取证的压力推到我这边来。作为一个律师，我不得不承认这一招很巧妙。但是我也相当清楚，这些哲学家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涉及逻辑的争论，他们的雄辩才能丝毫不亚于我们这些律师。
“非常感谢！”我接着说，“沙费尔先生，你说你认同戴维斯先生的某些观点。可有些问题我还是不太明白。我们假设你和戴维斯先生认为传输机就是复制机的看法是正确的。我问你，你们凭什么断定它一定不是传输机？戴维斯先生说不可能存在两个一模一样的人，真的是这样的吗？为什么不可以？我再强调一遍，从传输舱走出来的那个人和之前进入传输舱的人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可以同时存在，既然我们无法区别这两个人，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他们称做‘一个人同时存在于两个不同的空间’？”
“波隆斯基先生，我非常欣赏你在逻辑上的大胆推测，”沙费尔对我说，“当逻辑争论涉及自己本身的时候，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就应该抛弃普遍常识。你追求更多证据而不是古板地遵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同一时间处于两个不同地方’的常识。这样的做法是非常恰当的。然而，在这个案件中，我还是站在常识这边的。假设某个人做了一个美国《独立宣言》的复制品，如果有一天《独立宣言》的原件被毁掉了，你是不是认为人们不会把这当做一次莫大的损失？说得更通俗一点，如果原件和复制品都同时存在，并被政府拍卖给同一个私人收藏机构。而这家私人收藏机构同意将《独立宣言》的原件仍然留在政府的博物馆陈列，收藏机构只购买《独立宣言》原件的所有权。现在假设这家收藏机构打算为《独立宣言》原件及其复制品购买保险，你觉得会有哪家保险公司在受理《独立宣言》复制品的时候，愿意给出和原件相同的理赔额度吗？我告诉你，当然不会！不管《独立宣言》的原件是多么的破旧，哪怕《独立宣言》的复制品比破旧的《独立宣言》原件更像《独立宣言》，我们还是会觉得破旧的原件更宝贵。因为约翰·汉考克①是在原件而不是复制品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是一件东西的历史赋予了它特定的价值，而不是东西的质地和用料。我认为人的唯一性和《独立宣言》原件的唯一性没什么两样。一个婴儿和一个中年人几乎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但是通过血缘关系，我们可以判断他们共有的一些特征；而一对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可能无法用肉眼区分，但他们的的确确是两个不同的个体。”
【①《独立宣言》由托马斯·杰佛逊起草，１７７６年７月４日经大陆会议专门委员会修改后通过，并由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签字。】
“那么，沙费尔教授，你，以及戴维斯先生的结论是什么呢？戴维斯先生他自己都无法明确地告诉我们那个从输送舱走出来的是谁，或者说是个什么东西。你的判断是什么？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它还是不是个人？如果它还是个人，并且和那个进入输送舱的人不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它是谁？”
“我个人认为它是个人，但不是同一个人，我只能说，他两个是一模一样的人，但不是同一个人。”
“你的观点未免太过哲学化了，沙费尔教授。你这个结论的现实意义是什么？我来说一下我的看法：按你所说，‘分在传输通道两端的人是两个一模一样的人’。这难道不是一个‘没有任何区别’的区别吗？当然，如果这两个人同时出现在某个人的家门口，的确是件很令人费解的事情。可是，传输过程中躯体的火化和躯体的再造过程是两个协调进行的过程，难道这种效果不可以等同于人体传输的实现吗？”
“波隆斯基先生，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形下，‘等同于’这个说法值得推敲。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是关乎生死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够设身处地地看待。如果是你进入了输送舱，（注射安乐死针剂）之后，你失去了知觉。我想，下一件你马上能够感知到的事物就是——你所处的地方——你已在你的目的地。这就好比美美地睡了一觉，然后醒来；或者说从一个麻醉手术中恢复了知觉。似乎在失去知觉的那一刹那到醒来的这段时间里，根本就没有流失任何时间。但是，波隆斯基先生，我的看法可能会让你乃至陪审团的成员感到震惊。我认为，在你接受安乐死针剂那一刹那的知觉，将会是你最后的知觉。当然，我也承认，传输终点站‘醒来’的那个人也会有知觉，他甚至认为自己的知觉就是之前‘进入输送舱的那个人’的知觉的延续。但是，我的观点是——这根本就是一种错觉。事实上，‘进入输送舱的那个人’已经死亡，而走出站的这个人只是刚刚获得生命。”
审判庭内一阵骚动。这个哲学家的荒谬论断几乎令我抑制不住心中的欣喜。
“谢谢您，沙费尔先生。法官大人，控方的问题问完了。”
辩方没有再传唤其他证人。我也不打算再盘问辩方的第一个证人了，因为辩方第二个证人的证词简直就是搬起石头砸他们自己的脚。这让我信心备增。控辩双方很快进入了辩论总结阶段。首先由我来做控方总结。
“女士们，先生们，辩方试图把２０４３年７月２７日发生在新纽约城星际传输站的杀人命案说成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这甚至与被告本人的证词相冲突。苏卡提娜律师声称：‘伊万·托布斯汀没有杀害任何人，因为‘星际传输机’不是真正的传输机，而是一个以进入输送舱的乘客的血肉之躯为参照，用人工合成材料重新塑造人体躯壳的‘复制机’。’在这个辩论的过程中，辩方的证人试图让我们相信‘在座的大多数人，甚至是现场所有的人都已经不是真正的人’。我们是不是在曾经的某个时候使用过‘星际传输机’呢？按照辩方的说法，我们在以前使用‘星际传输机’的时候就已经死掉了。那么，现在法庭里这些或站或坐的人是谁？谁能回答？很明显，按照这样的理论，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真的是太年轻了！哪怕是今天早上才搭‘星际传输机’过来参加庭审的老人也比昨天就已经从‘星际传输机’里‘生’出来的小伙子要稍微年轻些。女士们，先生们，对于辩方刻意歪曲犯罪事实的言行，我方已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但是，请陪审团裁定这个冷血无情的杀人犯有罪！谢谢。”
接着是苏卡提娜律师做辩方总结。
“女士们，先生们，我知道，我方的论点可能会让在座的某些人感到震惊，但是，这个逻辑是准确无误的。控方没有找出任何不妥的地方，虽然我的当事人与本案有些许牵连。可是我们该如何评判呢？在哥白尼推出他的‘地球绕太阳转’的观点的时候，甚至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