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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像你的样子。”
“噢，像我的样子。你是那些关注怎样子的人之一。”
“不，先生。可是你——”
“我并不关心我像什么样，我只关心是什么。你对此有何高见？”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律师。”
“我本该知道的。如今每个人都是律师。根据对法律这个行业增长情况的统计来推断，到２０３５年，在美国，每个人都会成为律师，包括刚出生的婴儿。他们生来就是律师。你想，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会是个什么样子？”
“教授，”埃文斯说，“你在大厅里做了一些有趣的评论——”
“有趣？我指控他们明目张胆的不道德，你竟然说这很有趣？”
“对不起，”埃文斯说，想把话题转移到霍夫曼的观点上去，“你没有解释你为什么认为——”
“年轻人，我并没有想什么。我知道。那是我研究的目的———去了解事物，而不是去猜测事物。不是去把它理论化。不是去假设。而是通过在这一领域直接的研究去了解事物。在当今学术界，这已经是一种失传的艺术。年轻人——你并不是那么年轻——噢，不管怎么样，你叫什么名字？”
“彼得·埃文斯。”
“那你是为德雷克干活的了，埃文斯先生？”
“不是，我为乔治·莫顿干活。”
“你为什么刚才不说呢！”霍夫曼说。“乔治·莫顿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过来，埃文斯先生，我请你喝咖啡，我们谈一谈。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吗？”
“我恐怕不知道。先生。”
“我研究思想生态学，”霍夫曼说，“以及它怎样导致一种恐惧状态。”
《恐惧状态》作者：＇美＇ 迈克尔·克莱顿
５ 圣莫尼卡
１O月１３日，星期三
上午９时３３分
霍夫曼和埃文斯坐在会议大厅对面的一条长椅上，远处太厅的入口处全是乱转乱挤的人群。真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啊！但霍夫曼对身边的一切都视而不见。他口若悬河，生气勃勃，双手乱挥，常常拍打埃文斯的胸脯，而自己却浑然不觉。
“十年前，我开始研究时尚和俚语，”他说，“当然后者是一种语言时尚。我想弄清决定时尚和语言变化的因素。但很快就发现，根本没有可以确定的决定性因素。时尚的变化虽然有其规律——循环性、周期性和相关性——但也存在一些随意的原因。这些都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解释性的。你在听我说话吗？”
“在听。”埃文斯赞同地说。
“在任何情况下，我认为周期性和相关性可以看作它们的内部系统。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之为生态系统。我测试过这个假说，发现颇具探索价值。正如在自然界的森林中、高山上、海洋里存在生态学一样，在人类的精神、观念和思想等抽象世界中也有一个生态学。这正是我研究的课题。”
“我明白了。”
“在现代文化中，一种观念时兴时衰。曾几何时，所有人都相信某一个观点，但是渐渐地，他们不再相信了。到最后，甚至没有人记得那个旧观念了，就像没有人记得过时的俚语一样。你知道吗，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时尚。”
“我明白，但是教授，为什么——”
“你是想知道为什么观念也会过时吧？”霍夫曼说。似乎是在自言自语，“答案很简单——观念确实会过时。时尚，跟生态学一样，总是会受到破坏的，对已经确立的秩序进行较大的调整。一道闪电可以烧毁大片森林。不同的物种从烧焦的土地上涌现出来。意外的、偶然的、意想不到的、突然的变化，这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的样子。”
“教授……”
“但正如观念能在突然之间发生改变一样，它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沉淀下来。一些观念虽然被科学家们摒弃很久了，却依然为大众所接受。有关左脑和右脑的观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加州理工学院的史伯里对一群特殊的做了大脑外科手术的病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大脑可分为左脑和右脑，这种观点流行开来。实际上，他的发现仅限于这些病人，不具有广泛的意义。史伯里也否认有其他意义。到了８０年代，人们已经十分清楚关于左右脑的观点是错误的——一个正常人的左脑和右脑并不是独立运行的。但是在流行文化中，二十年过去了。这种观念还没有消失。虽然科学家们把它置于一旁几十年了，但人们却依然在谈论它，相信它，写书论述它。”
“是的，非常有趣——”
“同样，在环保思想方面，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一个叫‘自然平衡’的东西被广泛接受。如果你不干预自然界，它将处于一种自我维持的平衡状态。这种可爱的观点有很深的渊源。三千年前希腊人就是这么想的，没有任何根据。只是觉得这个观点似乎很好。然而，到了９０年代，没有科学家再相信自然平衡。生态学家们也因为它是错误的而弃之不论了。这是一种不正确的思想，是一种幻想。他们如今讲的是动态失衡以及多种平衡状态。他们现在明白了大自然永远不会平衡。以前不会，将来也不会。刚好相反，自然界总是处于失衡状态，意思就是说——”
“教授，”埃文斯说，“我想请教你——”
“意思是说人类，以前被定义为自然秩序的最大破坏者，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整个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受到种种破坏。”
“但是乔治·莫顿……”
“是的，是的，你想知道我和乔治·莫顿讨论了些什么。我正要说到这点，我们没有脱离主题。当然，莫顿想知道有关环境的观点，特别是关于环境危机的观点。”
“你跟他说了些什么？”
“如果你像我和我带的研究生一样，研究一下大众传播媒体，看一下标准概念的变化，你就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我们看过主要广播网新闻节目的副本——全国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我们也读过纽约、华盛顿、迈阿密、洛杉矶和西雅图等地报纸上的新闻。我们计算了一下这些媒体使用某些概念和术语的频率，结果非常令人震惊。”他停下来。
“你们发现了什么？”埃文斯接过他的提示，说道。
“１９８９年秋天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在此以前，媒体并没有过分使用危机、灾难、洪涝、瘟疫或者灾祸等术语。比方说，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危机这个词语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频率与预算一样高。另外，１９８９年以前，像糟糕、空前、恐惧等形容词在电视报道或者报纸标题中也不是经常出现。但是后来一切都变了。”
“怎么变的？”
“这些术语开始出现得越来越频繁。１９９５年，灾难这个词语的使用次数是１９８５年的五倍。到２０００年已经达到十倍。此外，新闻报道也发生了变化。更加强调害怕、担心、危险、怀疑、惊慌等情绪。”
“为什么从１９８９年开始变化？”
“啊。问得好。一个具有批判性的问题。在许多方面１９８９年似乎是很普通的一年：苏联潜艇在挪威沉没；埃克斯·森瓦迪兹油轮事件；萨尔曼·拉希蒂被判处死刑；简·方达、迈克·泰森以及布鲁斯·斯普林司廷的离婚；美国新教圣公会雇用了一个女主教；波兰认可罢工联合会；航天者号飞越海王星；旧金山大地震把公路夷为平地；俄国、美国、法国和英国都在进行核试验。这一年跟以往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确切地说，危机这个词开始广泛使用是在１９８９年秋天。与柏林墙的倒塌时间如此巧合似乎让人不敢相信。柏林墙的倒塌是在那一年的十一月九日。”
霍夫曼再次陷入了沉默，意味深长地望着埃文斯。有点洋洋自得。
埃文斯说：“对不起，教授。我还是弄不明白。”
“我们也不明白。开始我们也认为这种联系非常牵强，但事实就是如此。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苏维埃帝国的解体，以及长达半个世纪的西方冷战的结束。”
又是一阵沉默。又是得意洋洋的眼神。
“对不起，”埃文斯最后说道，“那时候，我只有十三岁……”他耸了耸肩，“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彼得，我要说的是，社会控制的概念。每个主权国家都需要对其国人的行为进行控制。使其有序、理性和温顺。让他们开车时要走在路的右边——或者左边，看情况而定。还让他们纳税。当然，我们知道社会控制的最好办法是恐吓。”
“恐吓？”埃文斯说。
“没错。五十年来，西方国家一直将其国民置于一种不断的恐惧状态中。害怕敌对的一方。害怕核战争。铁幕政治。邪恶帝国。突然，在１９８９年的秋天，一切都完结了。远去了，消失了！完了！柏林墙的倒塌创造了一个令人害怕的真空。大自然厌恶真空。必须有东西来填充。”
埃文斯皱了皱眉：“你是说环境危机代替了冷战？”
“证据说明的就是这个问题。当然，现在我们还有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和９．１１之后的恐怖主义让我们害怕。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引起恐惧的真正的原因，但这不是我要说的。我要说的是，恐惧总是有原因的。原因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但是恐惧却永远地伴随着我们。在恐怖主义以前，我们害怕的是有毒的环境。我要说的是，虽然恐惧的具体原因会因时而异，但我们会永远生活在恐惧之中。恐惧充斥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永远如此。”
他坐在水泥凳上，这时他转过身子，视线从那群人身上移开。
“你难道不觉得西方社会的文化很奇怪吗？工业化国家给其国民提供了空前安全、健康舒适的生活保障。上个世纪，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了百分之五十。然而人们却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害怕陌生人、害怕疾病、害怕犯罪、害怕环境。他们害怕居住的房子、食用的食物、以及他们周围的各种技术。对那些看不见的东西，他们尤其恐慌——是惊慌有加——细菌、化学品、添加剂，还有污染物等。他们怯懦、紧张、烦躁、失望。更有甚者，他们相信整个地球的环境正在受到破坏。不可思议啊！如同巫术缠身，这是一种离奇的幻觉——与中世纪关于全世界的幻想如出一辙。世界末日就要来了，我们大家必须生活在恐惧之中。真是令人吃惊啊。这种世界观是怎么灌输给人们的呢？因为虽然我们认为我们生话在不同的国度——法国、德国、日本、美国——但事实上，我们生活在同一状态，恐惧状态。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呢？”
埃文斯什么也没说。他知道说什么也没有用。
“我告诉你们吧，”他说，“过去——彼得，在你出生之前——西方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是由一种被称作军事工业综合体所控制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艾森豪威尔就曾警告美国人要对此进行提防。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人也清楚了这在他们自己国家意味着什么。但是现在，军事工业综合体不再是社会的主要驱动力。事实上，近五十年来我们处于一种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