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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可以创造思想，没有它，就不会存在这些思想。”这就是人类创造性天赋的精髓：不是文明的大厦，也不是什么可以用来毁灭文明的重击闪光武器，而是词语，它们就像精子攻击卵子一样让新观念蓬勃发展。有人可能会说，词语和想法这对孪生婴儿，是人类能够、将要，或者应该为纠结不清的宇宙作出的惟一贡献（是的，我们的ＤＮＡ是独一无二的，但蝾螈的也是。是的，我们建造了人工制品，但是海狸和蚂蚁建筑师也同样如此啊，此时此刻，我能看见它们在码头前端建造的锯齿城堡。是的，我们通过数学的梦想物编织了真正的构造物，但是宇宙本就是由算法连起来的。划一个圆，圆周率就蹦出来了。进入新的太阳系，第谷·布拉赫的公式就在时空的黑丝绒斗篷下等着呢。但是，宇宙把词语藏在了哪里呢？在它那生物学、几何学或者没有感知的石头之下吗？）甚至我们已经发现的智慧生命种族——木星Ⅱ的肥佬，迷宫建造者，希伯伦的赛内赛移情精，嘟噜哩的粘人，光阴冢的建筑师，以及伯劳鸟——他们留给我们的是神秘，是晦涩的制造物，但是没有语言。没有词语。
诗人约翰·济慈曾经对他一位名叫贝利的朋友写过一段话：“我什么都无法确信，我只相信真爱的神圣、想象的真实——想象攫取的美丽，必定是真实的——不管它过去是否存在。”
⌒国诗人吴侨之，大流亡三百年前死于最后一次中日战争，他也理解了，并记录在了通信志中：“诗是现实的疯狂产婆。它们所见的，不是现实之物，也不是可能之物，而是必将实现之物。”后来，他死前的那周，他把最后的磁碟交给了他的情人，吴侨之说：“词语是真理弹药带的惟一子弹。而诗人就是狙击手。”
瞧，起初有了词语。人类宇宙慢慢编织，词语便被赋予了血肉。惟有诗人能扩张宇宙，发现通向新真理的捷径，就像霍金驱动器在爱因斯坦时空的屏障之下一穿而过。
作为诗人，我想，一名真真正正的诗人，就是要成为人类的化身；接手诗人的衣钵，就是要携带圣子的十字架，就是要承受人类圣母的分娩阵痛。
成为真真正正的诗人，就是成为上帝。
我试图把这想法解释给天国之门上的朋友听。“尿，屎，”我说，“屁眼直娘贼，天打雷劈屎天打雷劈。。嘘嘘。天打雷劈！”
他们摇摇脑袋，笑笑，走了。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伟大诗人的行为方式。
黄褐云下起酸雨，打在我身上。我涉过齐腿的烂泥，清扫着城市下水道中的榨血草。第二年，老泥巴死了，当时我们正忙着工程，要把第一大街运河开拓至中池泥滩。发生了一起事故。他当时正爬在一个粘滑的沙丘上，想要拯救一朵硫磺玫瑰，不让滚滚前进的灌浆机将它毁掉，然后发生了淤泥震。随后不久，戚蒂结了婚。虽然她仍旧兼任着窑妇，但是我看见她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绿海啸卷走泥滩市之后不久，她就难产而死。而我则继续写诗。
也许你会问，只有右脑半球的九个词语，华丽的诗文是如何写出来的呢？
答案是：我根本就不用词语。诗仅次于词语。在根本上这是真理。我处理“物自身”①，暗影背后的物质，编撰强大的概念、明喻、内在联系，就像工程师盖楼一样：先构造出晶须合金骨架，然后玻璃、塑料、彩铝才会出现。
慢慢的，那些词语回家了。我的脑子开始重训重组，那进行得相当完美，真是不可思议。左半球丢失之物在别处安了家，在损坏区域重新夺回了首席位置，就像拓荒者回到了被火烧火燎的草原，而草原却被火烧得更肥沃了。以前一个简单的词，比如“盐”，都会让我期期艾艾、气喘吁吁。我的脑袋会在虚无中深挖一气，就像舌头舔向没牙的牙床一样。而现在，词语和词组慢慢涌了回来，它们仿佛被遗忘的玩伴名字，又出现了。白天，我劳作在污泥场，夜晚，我坐在我那四分五裂的桌子旁，在那酥油灯嘶嘶的照射下，撰写我的《诗篇》。马克·吐温曾以他自己惯于的方式发表过意见：“正确的词语和几乎正确的词语，它们的区别，就是闪电和闪电虫②的区别。”他是在逗趣，但这并不全面。那段时间，在天国之门上我开始撰写着我的《诗篇》，我发现，找到正确的词语，相比接受几乎正确的词语，两者间的区别，就好比一个是被闪电击中，一个单单是观看闪电表演。
于是我的《诗篇》开始了，成长了。我把诗写在循环利用的榨血草纤维制成的苯上，那是他们成吨成吨地生产出来作为草纸用的；我用廉价的标签笔潦草的写着，那笔是在矿工共同商店里买的。《诗篇》初具规模。随着词语回来，就像三维拼图的碎片各就其位一样，我发现我还需要一个形式。我回忆起巴尔萨泽君的教学，试着用了用弥尔顿的叙事长诗的韵律感十足的华贵。信心回来了，我又加入了拜伦的罗曼蒂克的感性，同时加入了济慈对语言的称颂。我把所有的这些都搅了进去，还掺了少量叶芝那才华横溢的犬儒主义，加了一撮庞德③的晦涩、故弄玄虚的傲慢。我把它剁碎，切丁，加入了另一些佐料，比如艾略特游刃有余的比喻，玳兰·托马斯的位置感，德尔莫·施瓦茨的末日感，斯蒂夫·藤恩的恐怖笔调，萨姆德·布列维的清白宣告；丹东对绕弯子般的韵律结构的喜爱，吴侨之对自然的崇拜，以及埃德蒙·吉菲里拉的玩世不恭。
当然，在最后，我把整个大杂烩扔掉了，我以我自己的风格写下了《诗篇》。
如果不是昂克这个贫民窟里的恶霸，我也许还会在天国之门这个星球上，白天挖掘酸液运河，夜里写着《诗篇》。
那天我休息，我带着我的《诗篇》（那可是我手稿的惟一稿！）到公共大厅的公司图书馆做些研究，然后昂克和他两个心腹从小巷里闪了出来，叫我立即把下月的保护费交了。我们在天国之门大气保护体没有寰宇卡；我们用公司的临时单据或者地下马克还债。但我什么都没有。昂克要求看我的塑料肩包里的东西。我想也没想一口回绝。我就此犯了错。如果我把手稿给昂克看看，他顶多也就把它扔在烂泥中，威胁几声，掴我几记耳光。就像你想象的，我说了不，结果把他给惹火了，于是他和他那两个尼安德特①式的同伴撕开了我的包，把手稿扔在烂泥中，然后，跟众人知晓的一样，把我打了个半死不活。
凑巧的是，那天有一艘属于保护体空气质量局的经理的电磁车，从低空开过，经理的老婆，正独自前往公司住宅商店，然后她命令电磁车下降，叫她的机器人救回了我，并取回了我剩下的《诗篇》，然后亲自驾车带我来到公司医院。通常，只有担保劳动组的人才会获得医疗救助，即便获得了，他们也只是在简易生物诊所里得到治疗。但是医院不想拂经理老婆的意，于是我被接纳了（当时我仍旧昏迷不醒）。我在康复槽中慢慢复原，人类医生和经理老婆则同时看护着我。
好啦，这老掉牙的故事还是长话短说吧。海伦娜——也就是经理的老婆，在我浮在康复营养液中的那段时间，读了我的手稿。她非常喜欢。我在公司医院从容器中移出来的那天，海伦娜通过传送去了复兴星球，她把我的稿子给她妹妹菲利亚看了看，后者有个朋友，而那个朋友的爱人认识超线出版社的一名编辑。第二天我醒来时，我断掉的肋骨已经长好了，我粉碎的颊骨治愈了，淤伤不见了，我有了四颗新牙，左眼的新角膜，以及一份与超线的合约。
五星期后我的书出版了。一星期后，海伦娜和他的经理离了婚，嫁给了我。这是她第七次婚姻，也是我的第一次。我们去了中央广场度蜜月，一个月后归来时，我的书已经卖掉了十亿册——四个世纪以来这是第一本打入畅销榜的诗文书籍。我成了百万富翁，比百万多多了。
泰伦娜·绿翼·翡是我的第一任超线编辑。是她出的主意，把书取名为《垂死的地球》（搜寻档案发现，五百多年前有一部小说也叫这个名字，但它的版权已经失效，书也绝版了②。）是她出的主意，仅仅发表《诗篇》的部分篇幅，也就是旧地满怀乡愁的最后日子。是她出的主意，删掉了其中大部分章节，她觉得读者会对这些部分感到厌烦——包括哲学章节，对我老妈的描述，对早期诗人表示出敬意的部分，我耍玩试验性诗篇的地方，还有更多的私人章节——其实是一切，只剩下关于最后日子的质朴宜人描述，清空了所有的沉重负担，感伤平淡，萦绕人心。出版四个月后，《垂死的地球》已经卖掉了二十五亿本硬传，观局数据网上有删节的电子版，还被买断了全息电影版权。泰伦娜指出时间恰到好处……旧地死亡带来的原始休克性创伤已经造成了一个世纪的否认，就好像地球从来没存在过一样，随之而来的一段时间里，重新唤起的兴趣以旧地怀旧教徒的出现而达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现在环网的每个世界上都能找到这些人。涉及最后日子的一本书——即便是诗文书籍——恰如其时的展开了攻势。
第六章
对我来说，作为霸主名人的最初几个月，比起我早年从旧地的宠儿变成天国之门的受人奴役的中风受害者，这一转变更加让我晕头转向。最初的那个月，我被一百多个世界预约并雇用；我与马尔芒·韩俐一起出现在“全网时刻！”电视节目中；我会见了首席执行官赛尼斯特·佩若特，还有全局发言人特鲁里·费恩，以及二十多名议员；我与女性笔会星际社交界，与卢瑟斯作家协会进行了会谈；我在新地大学和剑桥第二被授予荣誉学位；我得到了款待，接见，拍照，评论（亲切地），给我写传记（未经认可），被奉为名人，连载，敲诈。忙得不可开交。
对霸主生活的素描：
我家有三十八间房间，位于三十六个世界上。没有门：那些拱形的入口其实是远距传送门，其中几扇挂着私密窗帘，遮住了光，而大多数则门户大开，以供观察、出入。每个房间四面环窗，至少两面墙上有传送门。在复兴之矢上的豪华餐厅里，我能看见青铜色的天空，看见火山山峰下的山谷中那铜绿的城堡——宜内孛要塞。只要扭扭头，我就能透过传送门，目光穿过正式生活区那昂贵的白色地毯，看见埃德加·爱伦海的浪涛砸向普洛斯彼罗角的尖塔——那是在永埔星上。我的图书馆面朝北岛星球的冰川和绿色天空，在那只要走十步路，爬下一短截楼梯，就能来到我的塔楼书房，这是一间惬意的露天房，四面环绕着偏振玻璃，让人全方位尽享库什帕特·卡拉柯冉的顶峰之色——那是天津四丙的一座山脉，距离詹弩共和国最东面的殖民地有两千米远。
我和海伦娜共享的巨型卧室在树枝中轻微晃动，那是神林这个圣徒世界上高达三百米的世界巨树。卧室通向一间日光浴室，后者孤独地矗立在希伯伦的贫瘠盐沼中。当然，我家的风景不全是旷野：媒体室通向掠艇台，后者位于鲸逖中心弧塔的第一百三十八层楼上；我们的庭院则坐落在一块阶地中，俯瞰着新耶路撒冷熙熙攘攘的老城市场。我屋子的建筑师，是传说中的米隆·德哈维的学生，他在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