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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热情的年轻物理学家）：那么在过去所用的时间就不受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的限制了？
答：问得好。回答是肯定的。但因为我们是从无穷多粒子中借用了极小的能量，所以所花在过去的时间可以是任意的多。惟一的限制是你离开过去的时间必须是在你从现在出发的时间之前。
半小时后我将要宣读的论文将使我可以和牛顿、伽利略甚至狄拉克齐名。我正好也是２８岁，和发表他的理论时的狄拉克同龄。我将会成为一根引燃整个世界的火柴。我有些紧张，在自己的旅馆房间里练习演讲。我感到口渴，就随手拿起我的一个研究生放在电视机上面的已经没气的可乐，一口喝光了。电视上正在播放晚间新闻，但我没听。
我从没有发表这个演讲。”旅馆着了火；我的死是命中注定的。系好领带，我在镜子前打量自己，然后走到门前。门把手是热的，我打开它，眼前突现一片火海。火焰猛地窜进开着的房门，就像一条横行的巨龙。我踉踉跄跄地退了回去，惊讶地注视着腾起的火焰。
我听到旅馆的某处有人在尖叫，立刻反应过来。我身处第三十层，没有逃生路。我想到了我的机器。于是我匆忙穿过房间，打开箱子，拿出时间机器，迅速熟练地取出瑞赛尔兹线圈，把它们缠绕在我身上。地毯已经烧着了，一片火海挡在我和任何能够逃跑的出口间。我屏住呼吸避免窒息，然后打开键盘键入时间。
我一次次回到这时刻。在我设置好机器按下启动键的时候，空气中早已弥漫着令人窒患的浓烟。原本我有三十秒的生命，但每次回来再重新启动机器到达过去都使我消耗一些时间。不断地跨越现在和过去，我在一点点蚕食掉剩下的时间，现在我只有十秒或更少的时间逃离了。
我在借来的时间里活着。也许我们都是。但我知道何时何地我的债务会到期。
唐瑟死于１９６９年２月９日，那是个阴沉的雾天。早晨，他说自己有些头疼。这很不正常，因为他从来没有头疼过。我们决定在雾里散会儿步。浓雾里的世界很美，就好慷我们是在一个陌生的，混沌没有形状的空间里。我完全忘了他的头疼，直到从公园穿过雾海到达海滩，他倒了下去。在救护车到之前他就死了。死时他的脸上带着神秘的微笑。我永远也理解不了那种微笑。也许他笑是因为疼痛已经过去了。
两天后丽莎自杀了。
你们这些普通人啊，都有改变未来的机会。你可以养育孩子，可以写小说，在请愿书上签名，发明新机器，参加鸡尾酒会，竞选总统。你所做的每件事都在影响未来。但不论我怎么做，我都不能。一切都太晚了，无论是对我，还是对未来。我的痕迹已经记录在流动的水波中。没有后果，没有责任。无论我做什么事都没有区别，一点也没有。
当我第一次从火海逃离，进入过去，我尝试了一切办法想改变事实。我阻止纵火犯，我和市长争论，甚至去自己的房间告诉自己别去参加会议。
但时间可不管这些。无论我和政府官员交涉或炸掉旅馆还是做其它什么，一旦到达那个决定性时刻——现在，我的命运，我离开的那一刻——从我所在的时间消失的那一刻，回到旅馆房间，火总是逼得更近。我大约有十秒钟离开。每次我穿越狄拉克海，我在过去所做的一切努力全都化为泡影。有时我假装我对过去做的改变创造了新的未来，虽然我知道这不是事实。当我回到现在，所有的改变都被聚集的波纹化为乌有，就像下课后要擦干净黑板一样。
总有一天我要回去面对我的命运。但现在，我活在过去。我想这是种不错的生活。你会逐渐习惯于自己所做的一切对世界毫无影响。这会给你一种自由的感觉。我到过别人从没去过的地方，看过活着的人从没见过的景象。当然，我已经放弃了物理学。我发现怎么也改变不了圣克鲁兹的那个命中注定的夜晚。也许一些人会继续得到知识带来的快乐。但对于我，辉煌已经过去了。
但也有补偿。无论何时我回到旅馆．一切都不会有变化，除了我的记忆。我还是２８岁，还是穿着同样的西装，嘴里还是有变了昧的可乐的涩味。每次我回来，我就要用掉一点时间。终有一天我会没时间离开的。
唐瑟，他将永远不死。我不会让他死的。每到那个二月的一天，他死的那天，我就回到１９６５年，去６月那美妙的日子。那时他不认识我，他永远不认识我。但我们在山上相遇，就我们这两个什么也不做，只想享受这一天的人相遇。他仰面躺着，慵懒地拨弄着吉他的琴弦，吹着泡泡望着飘着朵朵白云的蓝天。以后我将把他介绍给丽莎。她还不认识我们俩，但这没什么关系。反正我们有很多时间。
“时间，”我躺在山顶的空地对唐瑟说，“有这么多时间。”
“有所有的时间。”他说。
《地球的解放》作者：威廉·泰恩
韩邦凯 译
《地球的解放》写于１９５３年，通过对丹地人和特洛克斯特人在地球上的争战；暗喻了当时印度支那正在发生的事情。小说以辛辣的笔触批评了人类的“愚钝”，讽刺大国间的争夺给地球带来了“解放”——实际是一场灾难。
这篇作品寓意深刻，手法新颖，讽喻意味很浓；但必须仔细琢磨，才能悟出其中的妙趣。
美国著名科幻作家波尔指出，“这篇故事证明：科学幻想小说确实享有预见未来的声誉。”
这就是关于我们解放的传说。吸气，抓住一簇簇的草！嗨嗬，这就是传说！
是在８月份，在８月的一个星期２。我们发展到现在，这些词汇已失去意义；可是，我们的原始祖先——即我们未解放的、未重新组建的祖先——所了解和讨论的许多事情，对我们自由的心灵来说，都是缺乏意义的。但故事还是要讲，故事中一切难以置信的地名和逐渐消失的参照点都要照述不误。
为什么非讲不可呢？不管你们中的什么人就没有一件更好的事情可做吗？我们已经喝了水，吃了草，我们躺在狂风的峡谷里。那么就休息，放松，听着！吸气！吸气！
在８月的一个星期2，那艘飞船出现在法兰西的上空。法兰西所在的那块地方，在当时的世界上被称之为欧洲。飞船有5哩长，据流传下来的话说：飞船像一支巨大的银雪茄。
故事接着又讲到当飞船突然出现在夏日蔚蓝色的天空时，我们的祖先所表现的惊愕。他们是如何地跑呀，喊叫呀，指指点点呀！
他们激动地通知他们最主要的机构之———联合国：一个大得出奇的金属飞行器，出现在他们的国土上。一方面，他们下命令叫空军装载好武器去包围飞船，另一方面他们又给匆匆召集起来的科学家作指示，叫他们带上信号仪，以友好的姿态去接近飞船。在大飞船的下面，摄影师为飞船拍照，作家撰写有关飞船的故事，持有许可证的商人甚至还出售飞船的模型。
我们受奴役的、无知的祖先的确做了这一切事情。
接着，在飞船中部，一块非常大的厚板啪一声打开，走下来第一位天外来客。他那三条腿走路的复杂步态，很快就将获得所有人的了解和喜爱。为了免遭大气特殊物质的侵蚀，他穿了一套金属的服装，不透明，是松散折叠型的。我们的第一批救星在地球逗留期间，都穿的是这种衣服。
他身高25呎，在身体的中部有一张大嘴在轰隆隆地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他说的话谁也听不懂。这位来客整整讲了一个小时。讲完后，礼貌地等了一会回音。没有回音，他又回到飞船上去了。
那天晚上，我们解放的开端！或者应该说是我们第一次解放的开端？不管怎么说，那天晚上！想像一下，那些古老的、错综复杂的事物是怎么把我们的祖先忙得团团转的——打冰球，播电视，裂变原子，给别人扣“赤色分子”的帽子，举办颁奖展览，签署宣誓书——和现时这种威严而令人屏息的简洁相比，这一切细节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古代生活被变成一大堆既可怕又逐渐增多的琐事。
最大的问题，当然莫过于：这位来客说了些什么？他是否叫人类投降？他是否宣布他此行负有和平通商的使命？另外，比方说，在为北极冰帽作出了他认为是合理的提议之后，他是否会礼貌地撤退，以便我们可以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讨论他提的条件？或者，可能他仅仅宣布他是一个友好而聪明的民族派往地球的新任大使——我们是否领他到有关当局，让他会递交国书？
什么都不知道是怪叫人恼火的。
由于作决定的都是些外交家，在那天深夜，大家总是认为最后的一种可能性希望最大；因此，第二天一清早，联合国的代表团便等在停在那儿的飞船的舱下。代表团的任务就是充分发挥他们集体的语言才能，来欢迎客人。为了表示人类诚挚的友好愿望，联合国对在飞船四周执行巡逻任务的飞机发出命令：炸弹架上最多只能放一枚原子弹，飞行时，除了要有联合国国旗和本国国徽以外，还要飘一块小白旗。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面临这个历史的最终挑战的。
几小时后，来客走了出来。代表团全体成员向他走去，对他鞠躬，并用联合国的三种官方语言——英语、法语、俄语，对他讲话，请求他把这个行星当成他自己的家。他严肃地听着他们的话，然后又开始了他前一天的那套演说——对他来讲，演说肯定是作得很好，既充满感情，又意味深长，但对于世界组织的代表们来说，演说里的话，他们可一句也听不懂。
幸亏秘书处有位印度成员，年轻又颇有文化修养。他发现这位来客的话同一种孟加拉语的方言有着可疑的相似之处，他过去曾下功夫研究过那种方言。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因为这种奇异的陌生人过去曾到地球上来过，而那时人类最先进的文明就是在这片湿润的孟加拉平原上；从那以后，就编撰了那种语言的大辞典，因此，对于随后再到地球探险的任何团体说来，和地球上的人通话将不会发生问题。
可是，我的故事还得讲下去，正如人们总要不断地咀嚼干茎以下多汁的根部一样。让我休息一下，吸口气。嗨嗨！那真是我们人类可怕的经历！
你，先生，你现在坐好，听着！你还没到讲故事的年龄。我记得，我记得很清楚，我父亲是怎样跟我讲的，他的父亲怎样跟他讲。你得像我那样等轮着你的时候，你得听着，一直到水坑间的高地多得使我渴死为止。
然后，在全速短跑之后，你可以选一块嫩绿的草地，潇洒地斜靠在那儿，面对漫不经心地进行训练的年轻人，朗诵我们解放的伟大史诗。
根据这位年轻的印度人的建议，从纽约一个学术性会议上请来了一位比较语言学教授。这位教授能理解这种奇特的死文字，并能用它进行交谈。在纽约，他正在宣读他那篇写了１８年的论文：《古梵文中几个过去分词同现代四川话中相同数量的名词性词组之间的表面关系之初探》。
我们沉迷于无知之中的祖先想要做的，真的也就是许多这类事情，比这些还多得多。真的，和他们相比，我们不是自由得多吗？
这位不高兴的学者——他苦苦坚持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