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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敌的状况必然危险。他与他那个稍有些幼稚的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本达戈在心底都有同样非计划性的发展感和难以说清的统治欲；他们无法相信，不管他们怎样努力，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个世界将不再由他们来主宰来解释；他们作为威严尊贵的人和与生俱来的自信将荡然无存。他们俩都被这种感觉搅得不得安宁。他们感到迟早一个强大的坚固的东西，一个斯芬克斯，一个涅墨西斯会从某个拐角出现，问他们是否知道自己是什么，哪里是他们的最后归属。
机敏的本迭戈视那种可能性为无伤大雅的玩笑，但桑德可莱普却很当回事。他喜欢自己这样是个大人物的感觉；他活得越长就越希望相信自己的重要，感觉自己实实在在的存在。他活得越长就越喜欢自己，就越不能忍受那种迟未但驱之不掉的判断感觉。他也难以忍受他那个世界对他毫无抗议的默认，它不置一词、不理不睬，但不断积累的危险；但现在让他最不能忍受的是想到这种忍受可能结束。
夜晚的失眠也影响了他白天的状态。那个糟糕的只是问他是什么和为什么的调查法庭，没有任何明确指控，在无穷无尽没有进展的开庭过程中等待着——等待着什么。不用着急。最可怕的就是不着急。但他们能为他省下什么？日复一日，他过着那豪华奢侈的生活，作为伟大的桑德可菜普老爷——除此之外他还能是什么呢？他还能做什么呢？从白天到傍晚，从傍晚到黑夜，最后到床上。然后是那个没完没了的问题。他们在编织什么样的网？
他身边的脸都是礼貌的面具。你问他们：“你在说我？”
“我什么也没说，老爷。”
他谁也没告诉这种不断增强、摆脱不掉的念头，但他的惶惶不安多多少少让大多数助手和雇员看在眼里。是不是有什么一直没有被发现？他们试图猜出来，但没有一个明确的显示，这让大家感到恐惧。显然他害怕懂科学有知识的人，尤其是那种被认为非常精通政治、社会经济事物的人。他们对他在新闻界的影响，在社交中的活动以及他的金融事务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们是不是在不动声色地让他套上绳圈，然后将绳子拉紧？他对行政机构有很深的怀疑。那些公务员，他想，已经知道太多不是他们应该知道的事情，但仍然还想知道的更多。“检查员”一词让他感到愤怒。“又是检查员！”是他那些五花八门的出版物中最尖利的叫喊之一。这些检察员，他坚持认为，是卑鄙的小人，有着狐狸的尖鼻子，穷得靠人施舍，喜欢小恩小惠；总是通过锁孔窗户窥视，沿管道往上爬，从格栅钻进来，在整个公司企业形成一张网。应该时时与他们斗争，挫败他们，谴责他们，讽刺他们。工会和劳动人民想知道，一直想知道的，我想，是干涉和这个伦敦经济学院。在这里他们将什么放在一起，策划什么？计算什么？他们建一所经济学校想要什么呢？这就像在卡片上做记号。
在桑德可莱普老爷的头脑中社会主义是恶意调查的另一个名字。他对社会主义者是怎样一群无伤大雅的，不相关的，教条式的人物，以及他们探究的社会问题面有多窄，毫无所知。他真的认为他们对可以改造的人类社会，一个竞争强烈的社会，有一个强大的清楚的计划，随时准备付诸实施，并要将他和他那样的人驱逐出去。现在，他们可能随时随地会这样做。他在黑暗中拼命与这个想法争斗，但驱之不去。他可能是英国活着的人中惟一相信社会主义到了那种程度的人。
在试图将恐惧具体化的不懈努力中，他将所有教授、政府公务员、检察员、社会主义者、社会学者、自由主义者——各类质问者和批评家——以及说到他们就让他充满仇恨的“知识分子”，还有“左派”、“右派”都混为一谈。他想像他们组成一张世界范围的，复杂得难以置信的、远远看得见的网，并在他。周收拢。而他则从来没有真正看清楚过，无法与之正面交锋。他也从不能把他们拖进光天化日之中。他知道他们一直都在那里共谋，策划，接受指示，传递信息，点头，眨眼，做手势，从事破坏。他们分布各处。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与谁在一起。今天他们是耶稣会士，明天是共济会会员，就连法官和律师也可能诡计多端，很难同他们打交道。和谁在一起都不安全。
所有他的合作伙伴，秘书和编辑都熟悉了他的那些奇怪的思想的时候，那时候他会莫名其妙地望着窗外，然后未然地围着你转，仔细察看你的脸。
有时候他也会与你漫无边际长时间地交谈，谈俄国，德国和中国，还会突然问你一大堆事先仔细想好的难题，存心要把你的灵魂都榨出来。
哈罗德的报道对这样的心理恐惧症就像火把点着干草垛一样。
桑德可莱普老爷听说这件事时，没有一点怀疑，但当他在自己办的报纸上读到它时，才起了一点疑心。它的出现是他最恐惧的事的具体体现和确认。他感到自己从一开始就完全了解了。他请哈罗德·里佳美吃晚饭，然后带他去他在温德如城堡的郊区总部，在那里，他用电话招集来所有心腹、手下、侍者、帮闲、女佣、医药顾问、算命者、占星术者、速记员、按摩师、溜须拍马者，以及亲戚。
“事情终于发生了，”他说，“听听里佳美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以前把目标弄错了。肖伯纳、新型商人、无神论者，所有这些人都只是代理人。威胁我们的是火星。听他说，火星！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做什么？”
“我们在生活中珍视的每一件东西，十字架和王冠、民族与忠诚、道德、圣诞、家庭生活只不过是他们的前沿。我们在这里面面相觑，无所事事，而他们则在那里磨刀霍霍，出生、成长、预谋、策划——一个接着一个——这些怪物。我问你们：对此没什么可做吗？”
“噢，老板，”棉花琼斯说，他最善于溜须拍马，“任何事情都得做。但要行之有效。这个您不用操心。”
“整个世界处在危险之中。难以察觉的危险。”
“此事关系重大。老板，我们得立即召开会议，就是现在，就在这里。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直到战略计划和总体事物安排好。老板，几年前您说过：‘危机越逼人，慌忙就越危险。’”
“我这样说过？”桑德可莱普老爷问。
“是的，您这样说过。”
待温德如城堡聚会解散，桑德可莱普极安全地上床休息时，已经是白天了。他的精神越来越镇静。但在所有效忠他的办事处、机构组织里，严肃的疲惫的人们互相出谋划策——谁也不会出卖谁——设计如何应付老板醒来后叫他们采取的行动。
棉花琼斯在总部他的房间里绞尽脑汁，突然间认识到桑德可莱普的神秘的敏感系统。两个年轻的电梯服务生停在二层楼交换信息，没有注意到他已走进电梯。其中看上去更年轻、更机灵的那一位脸上毫无表情地说道：
“吉姆，你听说了吗？老板终于疯了。”
“真的？”
“真的。”
“这事迟早要发生。是什么使他疯的？”
“火星人……”
这两个小鬼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
在他们生命中最艰难的这十天里，桑德可莱普老爷周围的随从们使尽浑身解数减缓他的疯狂给予众人的影响。他满脑子似乎都是火星人如恶魔弥漫遍及世界的想法。他排除火星人难以辨认的问题，认为你可以通过他们说的话，他们的行为方式来辨认他们。你可以认出他们因为你从本能上不喜欢他们。不用大屠杀，那已经过时。需要的是对所有这些人进行清洗以拯救我们活着的人种（桑德可莱普）。
里佳美将一些毫不相干的事实，如先天性愚型儿童，带进讨论中，桑德可莱普则抓住它作为依据，认为他们是火星人在地球上制造的第一批受害者。这些人应该被抓起来，隔离起来，应该举行长期的纯洁人种的大会，让所有世界著名的产科医生都参加这个会议，并给他们追加资金，让他们拥有无限的权力。
作为参照，旧日反犹太主义的浊流自然为今日反火星人的新浪潮贡献了丰富的经验……。
棉花琼斯鼓起勇气反对他的主人。“我们不能这样做。”他说，手里拿着老板的计划。
“我们不能这样做？那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做？”
“公众的头脑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样的事。”
桑德可莱普老爷气愤地在屋内走来走去，然而棉花琼斯用超越一个编辑助理所能使用的权力，提出的这个最致命、最能引起注意的断然主张击倒了他。
“这不会起任何作用的。”棉花琼斯说。
“是吗？”
“毫无作用。”
“我们不能独自进行这件事。”他坚持道。桑德可莱普明白他是对的。“我们必须得到授权。我们必须引证。我们自己不能闭门造车，仅仅是杜撰出来。这是新闻界的花招，人们会说。是的，先生，他们会这样说。报纸有引导作用，但不应该明显地表现出来。我们必须看上去是对‘公众意见，正确要求’的反应。这是您的话，老板。必须有人，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其他人，对此负责。”
他摇晃了一下手中的计划书。接着说出他更为复杂的主张。
“其实——进行这样一件庞大的事——我们必须让别的报业集团也加入进来。”
“我也有个这个想法。”桑德可莱普沉思了一会儿说道。
他从屋子这头走到那头。“也许，我太急躁了点。我考虑问题太轻率。”
他在书桌前坐下，并开始写下一些人名，删去几个，再在几个名字前打上记号。有一两位医生就要出广告；他们应该给他点什么。毕竟他已经帮了他们。不，该死的家伙，他们不会做的。还有一两个发奋向上的年轻主教，他们正处在对他阿谀奉承的阶段，急于证明自己对大人物多么友好，多么乐于为他们服务。完全可以叫他们来谴责这种对人类的险恶威胁。于是，他给他们发去紧急信，又在电话上对他们喋喋不休，然而却发现他们仿佛深谙此道似的婉转地推诿了。他又自找麻烦地各处寻找这个有名人物，那个著名人士。渐渐地，随着找寻的成功率越来越低，他最初的积极性和紧迫感也逐渐丧失，疲劳接踵而至。行动的推迟使他心脏越来越感到虚弱。四天，五天，六天过去了，没有任何惊人之举。在桑德可莱普老爷的生命中，这两天就像过了一千年。他那重大报道的光辉变得黯淡无奇。那些准备的文章、宣告等越来越不像临阵的等待，倒像一种即将灭种的鱼龙目、爬行狗在夜间发出的哀号与悲鸣。
一天晚上，他突然觉得自己现在根本不在乎是否做了什么。这件事像气体一样蒸发了。如果没人愿意关注它，这桩愚蠢的事业也许就此完结了。火星人也许现在就在吞噬这个世界。不管怎样——这将使他名垂千古。作为一个最认真最有活力的人生活在一个迟钝愚蠢的世界里是种什么滋味？
他将棉花琼斯叫到跟前。“在火星人这件事上你太严肃。”他说。棉花琼斯立刻明白他献的计没用。“你让它听起来有些太刺耳。用你那种严肃的表达方式，读者难以接受。他们喜欢轻松愉快。公众不知道的东西不可能真正存在。如果报刊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