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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老板，工人就下岗了，被赶出工厂。于是，那个时候的中央电视台在大概两、三年的时间里，就反反复复播送一条公益广告，是刘欢唱的一首下岗工人之歌。其中有几句歌词是，“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当时，我们的改革就是以这个为前提的。这是个什么预设呢？显然，这是对这些工人提出来一个非经济人的预设，一个“豪迈人”或者说是道德人的预设。假定这些人是对自己的利害看的很开，很豪迈，给剥夺的一无所有也很坦然，“只不过从头再来”嘛，不觉得有什么需要去争的。可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假如真的是这样，那么你还搞什么市场经济改革呢？
而我们设计这套改革方案的人也有个假定。他们说，掌权的人，如果他们的利益不得到满足的话，他们是没有改革的动力的。你要让他们白白放弃权力是不可能的。那么就得赎买。改革只有在承认既得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否则就会寸步难行。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呢？老实说，我觉得，你不能说没有道理。
因为，从经济人理性的角度来讲，任何人都不愿意白白失去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这些人讲的承认既得利益，似乎只是承认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对于一部分人，有权有势的那些人，你就假定他是经济人，他的利益是要尊重的，你要改革，一定要给他足够的好处。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你就不做这种预设，你就假定这些人是很豪迈的，他们被剥夺的一无所有，不过是从头再来而已，不会去跟你计较什么。
那么，这是一种经济人预设吗？当然不是，可是，这样的一种预设，以及以这样一种预设为前提推出来的改革做法，是一种什么做法呢？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我可以把你抢的一干二净，一脚把你踹出去，我自己做老板。然后，你从头再来，我们就搞所谓的竞争，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独吞了，把你一脚踢出去后说，我和你要竞争了。你说这样做会导致什么后果？所以我要说，这个经济学预设的一元性是非常重要的，不能搞二元的预设。
如果你说人是自利的，那么你就应该承认，领导也是自利的，工人也是自利的。领导不豪迈，凭什么我们要豪迈啊？为什么不是他豪迈呢？如果不这样，我们就会制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规则来，而且会带来很大的破坏作用。因此，如果我们要把经济人预设的逻辑一以贯之，我们就应当承认，转轨中的人无分上下，都不甘心为“伟大的市场经济”作牺牲的。
尽管市场经济可能是个好东西，但是，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不能好处都归了你，代价都是我承担。我们应该承认，在进入市场的初始交易权利，应当重视转轨中的权利与义务、风险与机会、代价与回报的对应性，也就是我们应该重视经济转轨中的公正原则。
相反，如果说过去那种使天下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的预设，恰恰造成“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极端不正义的话，那么，今天转轨中的不正义，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搞了“两种预设”的结果。也就是，经济人预设和所谓的道德人或者叫做豪迈人，就是不在乎自己的利害的豪迈人预设，这两者矛盾相冲突的结果。
高调再高，苟以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
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
事实上，经济人与豪迈人作为现象都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绝不能把它们作为两种“预设”分别用于不同的人。合理的做法只能是：对所有人而言，豪迈人或道德人只能是每个人用于自律的道德修养，而在人际关系上作为制度、规则安排的逻辑预设只能是经济人，这两条对一切人都一视同仁。因此，在个人道德理想上，我们用不着忌讳高调。改革以后，有些人就说，过去之所以出了问题，是因为我们在个人道德上过于高调，提倡大公无私之类，于是，我们制造了一个乌托邦。其实，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在个人道德要求上真的是很高调的吗？我真是很怀疑的。
比如，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个事情。1960年前后，中国搞共产风，结果饿死了很多人。现在一般的说法是饿死了三千万人。那么，当时有很多人的确是在那里唱高调，要无私奉献啊，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啦，等等。我可以假定，假如这些唱高调的人，这些放卫星的人，如果他们自己饿死了，自己累死了，那你的确可以说，那是高调，那是乌托邦，那真正是高尚过度了，那真是过分虔诚了。
可是，我们知道不是这样。所有这些唱高调的，刮五风的，放卫星的，他们没有一个被饿死。而且是在民众的尸骨之上，“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而被饿死的这三千多万人，有谁问过他们？你愿不愿意为我们的伟大理想而献身，你饿死吧，愿不愿意？如果他们不愿意，这和理想不理想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讲理想，但是，你事实上又没有献身，这和理想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说，那个时代，就是一些草菅人命的人，用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乃至生命，来保住他们的乌纱帽。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这样。
不是在道德上高调吗？这是个乌托邦吗？当然不是。那么，如果你真是道德上高调要求，我这里讲的是要求自己，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再高调都不怕。我们也不需害怕乌托邦，什么叫做乌托邦啊？所谓乌托邦无非就是做不到的事，做不到也不见得就是灾难哪。我们的先贤经常讲一句话叫做“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尽善尽美做不到，那么，我们在追求尽善尽美的过程中，能够做到较善较美也可以嘛。但是，事实上，我们往往就搞成“尽恶尽丑”了。
这是什么道理呢？老实说，这不是高调不高调的问题，这是自律还是律人的问题。所以我在一本书上曾经写过两句话：“高调再高，苟以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
你高调再高，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是律己。低调再低也可以，但是有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你不能抢劫。你如果做不成慈善家，那么你就交换，但是你不能去抢别人。也就是在这样的预设下，我们这个制度是可以成功运转的。
摆脱“搭便车”的困境
但是，像这样的一种制度，为什么事实上在人类社会中又很难建立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并不是因为人们有多么高尚，高尚到了人人利他的程度。恰恰相反，这一套制度之所以不那么容易建立，并不是由于这个社会的君子太多，恰恰是因为这个社会有那么一些小人，尤其是那些掌权的小人，害怕受到制约，而极力反对这样的制度安排。这些小人不仅自称是君子，还宣称只要他有了无限的权力，他就可以把天下的人都改造成君子。那么，你相信不相信这种说法呢？有时候，人们会相信的。
但是，我这里要说，其实这种时候比较短暂。在人类历史上的确会看到一种时候，整个社会都很狂热，都真的很相信某一种东西。但是人类历史上的很多事实都表明，这种狂热，往往为时不久。真正的问题在于，即使大家都不相信了，它还能维持。为什么呢？老实说，不是因为我相信什么，而是因为我害怕什么；不是因为我不希望自由，而是因为我不想为争取自由付出代价，特别是：假如别人付出代价争取到了自由我也能享受，那我何苦要付出呢？
我这里并不是说，西方人是“不自由毋宁死”的，而东方人似乎是不那么在乎自由的。绝不是这个意思。即使在西方，自由也许是个好东西，但是，除了自由以外，还有别的好东西。即使在西方，不自由但还愿意苟活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是人之常情。老实说，不要说死了，就是比死要小得多的代价，人们有时候也是不愿付出的。或者说，为了换得比生命要小得多的一些东西，人们也是愿意让渡一部分自由的，比如社会保障，比如安全。
大家知道，“9？11”以前，美国是个非常自由的社会。自由到什么程度？那个时候到国会大厦参观，连护照都不需要出示的。美国绝大多数公共机关都是对外开放的。办公室你不可以进，但是，这个楼你是可以进的，下班了都可以进的，甚至包括像联邦调查局那样的地方都可以进的。当然，你不能闯到人家办公室里面去，但是，这个大楼你是可以随便进的。甚至在国会和五角大楼上空都是不禁空的，私人飞机可以在上空飞来飞去的。
但是，“9？11”以后，一切都变了。这些东西都取消了。我们在2004年，在华盛顿还看到那个联邦调查局（FBI）的大楼门口有一个牌子，说是由于反恐的需要，在2006年之前就不对游人开放了。现在2006年早就过去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开放了。我怀疑它现在还是没开放。
也就是说，为了安全，即使是美国人，也愿意把他们的自由减少。
但是，正是由于那种不自由的体制从来就没有办法实现它所声称的理想，无论是物质方面的还是道德方面的理想，而且不断地在这两个方面都积累不公正，甚至带来灾难，所以，只要有机会，人们还是会力图去建立这样一种制度。
那么，这个以经济人为预设的制度安排，它强调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他的不可被剥夺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用我刚才讲的话叫，我的一毛是属于我的，我愿不愿意拔，那是我的事。只要我愿意，不要说拔一毛，抛头颅洒热血都可以。但是，这得我愿意。
从交易权利问题到交易成本问题
那么，这个东西是亚当？斯密时代西方经济学的核心。但是，到了20世纪，人们就有了一些别的问题。当时人们就发现，在有些情况下，这个市场是有效率的，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市场是无效率的。那么，市场无效率，有些人就想，那可能就是市场失灵了。
比如，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个概念叫做“外部性”。什么叫做外部性呢？就是一种产品，它带来的利益和为这个产品支付的成本是不能一一对应的。讲的简单一点，就是你为这个产品付出了代价，但是别人是可以免费享受的，比如路灯。我如果装了一盏路灯，那不仅我能够享受，别人也享受。那么，很可能就会出现，谁也不愿意装路灯的情况。因为谁都希望别人来装，如果别人装了，我也可以被照亮，那我何必要装呢？
在西方，这种情况在经济学上叫做“搭便车”。其实在中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什么话呢？大家想想，和这个“搭便车”一样的话是什么话？我们现在虽然是在讲西方文明，但是老实说，所谓西方文明，其实很多最深层次的人性根基，我觉得是不分什么东西方的，只不过这个制度安排，首先在他们那里实现罢了。
关于“搭便车”中国最常见的说法是什么？最典型的一句话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不是因为大家不知道要喝水，而是这个水是有外部性的，谁挑了我都可以喝，因此就没有人愿意挑。没有人愿意挑怎么办呢，有的人就说，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是失灵的。像这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