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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过去“学雷锋做好事”都是组织上安排的。组织上可以拔你一毛，乃至许多毛，可是没听说你自己可以献出来。难怪居委会狐疑：做好事？你哪个单位的？拿介绍信来！没有？谁派你来的？没人派，你自己来的？怎么会有这种事？谁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别说我们不会给你介绍什么孤寡老人，就是你自己找到了，那些老人也不会让你们进门的，谁知道你想干什么？
显然，那些居委会根本就不相信居然有人会主动“做好事”。而在现代的西方，国家不会垄断“做好事”的资格，也不会强制公民“做好事”，但“我之一毛我做主”的国民“利天下而为之”的热情，却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像这样的一种文明，其实并不是认定人必定是自私的，更不认为人应当是自私的。但是，他们对人性的局限有深刻的理解，明白慈善可遇而不可强，利他精神可以自律，但不能律人。你利他当然很好，但你无权要求别人。人人都利他，是不能指望的。强迫人利他，不仅做不到，而且是不该做的。因此，这个制度安排就是先小人后君子，以人有可能自私作为预设。
从这种预设出发，政治上就要强调权力制衡。所谓强调制衡，不是说我们就不希望或不相信我们的领导是一个好人。现在有人说，中国的政治是贤人政治，说西方的政治是能人政治。据说西方人好像对他们的领导没有道德要求，是个能人就行，哪有这回事啊？恰恰相反，那里是领导人不能要求国民高道德（只能是“要求守法，提倡道德”），国民对领导人的道德要求却很高。老百姓私生活上的事政府不能议论，但总统的私生活却被老百姓盯得很紧，他的隐私权实际上小于平民，即便老百姓的议论有误差，总统可以解释，但很难指责百姓“诽谤”。
所以，政治上强调制衡，尚贤但不迷信人贤，则不贤者亦无法害人。经济上肯定交换，慕义但不强求人义，则不义者也不能抢劫。对于那些奉行“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原则的那些人，就是要绑住他的手脚，让他明白你只有你的那一份，别人的你都不能动。这些做法，先小人后君子，是不相信大家能够成为君子吗？是希望大家都当小人吗？当然不是，这样的制度安排，正是为了保护君子不受小人之害，真君子不受伪君子之害，正是为了尽可能的使君子变得更多、更真。
因此，我们才能理解像斯密这样的人，一方面写了《国富论》，另一方面他又写了《道德情操论》。大家知道，斯密是苏格兰人，他的坟墓在爱丁堡。我有一次在爱丁堡的大街上逛来逛去。不知道怎么回事，在一条小巷里面，看见有一片墓地，一看，就是他的坟墓，很不起眼。这个墓碑上写着：这里长眠着《道德情操论》的作者亚当。斯密。这是斯密自己写的墓志铭。可见，他自己认为《道德情操论》这部著作要比《国富论》更重要。也就是说，斯密本人是个非常注重道德的人，但是，这和经济学这门学问的经济人预设是完全没有矛盾的。
《经济学与伦理原则分析》系列文章之三
利他者的讨价还价：关于“君子国”的讨论
经济人这个预设和人们做君子没有矛盾，这里的一个证明是前几年发生的一场有趣的争论。
大家知道，明代有一位小说家叫做李汝珍，他写过一部小说叫做《镜花缘》。《镜花缘》中描写了一个人人都利他不利己的“君子国”。据说这个君子国啊，里面的人做买卖，经常吵的不可开交。卖东西的人都说，我这个东西值不了几个钱，只值两块钱，你要给我三块我就不卖。而买东西的人都要力求买得贵。哎呀，你这个东西，明明值一百块钱，你却只卖五十块钱，那样我就不买了。于是，这些人就吵起来了。卖的人拼命要卖的便宜；买的人拼命要买的贵。于是，他们就争的一塌糊涂。
有一次，我们一个被认为是右派的朋友，就是茅于轼先生，他就评论说，其实这个社会上如果人人都坚决地只利他，不利己，那也会吵得不可开交。他说你看像李汝珍描写的《镜花缘》那样，所有的人做买卖都只为别人考虑。如果你只为自己考虑，那么卖的人要卖的尽可能贵，买的人要买的尽可能便宜，双方会争吵。但是，如果两边都只为他人考虑，那也会争吵。他说可见，如果大家都利他，这个社会也不见得会太平。他说了这话以后，受到两位左派朋友的反驳。
第一位朋友说，你这个逻辑有问题。如果贱买贵卖的两个人会产生矛盾，两个自私的人会讨价还价，但并这不妨碍交易的进行。那么，相反的如果贱卖贵买的两个人产生矛盾，为什么就不能通过讨价还价来解决呢？贱买贵卖的双方可以做买卖，可以成交，为什么贱卖贵买的双方就不能做买卖，就不能成交呢？凭什么你就说，利他主义行不通，利己主义才行得通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反驳倒是反驳的真好。这个反驳说明了什么问题？它说明，不管双方都是自利的或者都是利他的，都会产生矛盾。但是，这不要紧，可以通过讨价还价来解决。换句话讲，不仅人人自私的情况下市场经济可以成立，人人是雷锋，市场经济也可以成立。小人国需要讨价还价，君子国不也需要讨价还价吗。这是一位朋友的反驳，我认为这个反驳是成立的。
另外一个人的反驳就是很牵强了。他说，只有利己才会吵架嘛，利他怎么会导致吵架呢？比如在公共汽车上，当然，我们这位朋友比较左，他认为文革时代人们的道德都很高尚，现在就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了。那么按照他的说法，毛泽东时代人们在公共汽车上都互相让座，很君子嘛。他们并没有吵得不可开交，很快让座就让成了，这不是很和谐吗？现在就不同了，现在道德堕落了，所以，人们会在公共汽车上为争座位吵架。
这话有没有道理呢？表面上看好像有道理。因为，如果有人让座，一般是不会吵架的，但是，如果大家要争座位，真是有可能吵起来。不过，这里我要讲，我们这位朋友忘记了，让座成功的条件，就是两个人不是同时利他的。让座的是利他，受让的不就是利己吗？不过，这不要紧，只要双方完全是自愿的，那就被认为是好事。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我愿意让给你，你也接受，那么我让给你，我是慈善家，你接受了，当然你不是个慈善家，但是，这件事也是个好事。
这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这怎么能够导致否定讨价还价机制呢？如果一个自愿利他，一个自愿受利，那就让座，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两个人都自利或者两个人都利他，那怎么办呢？那就讨价还价，这几种情况其实为什么不可以并行不悖呢，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我们可以假定两个人都是自利的，那么，他们就讨价还价。这种情况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人利他，一个人愿意受利，那么，这就是公共汽车上我们看到的让座。如果两个人都利他，那就是李汝珍描述的情况。
这三种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大家觉得是什么？
对了，这三种条件下的一个共同特征，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当事人是自由的，没有人强迫谁。只要这三种情况都是自由的或者是自愿的，那么，这三种情况本身不会发生矛盾。
但是，我们事实上看到，第一种情况，就是两个自利的人在讨价还价；第二种情况，一个人利他一个人受利。这两种情况都比较多。第三种情况就很少见。李汝珍讲的这种“君子国”只存在于他的小说，现实中就很少见。这说明了什么呢？这就说明了，就对事实的观察而言，的确，在陌生人中，利己现象的概率要比利他的要多。
当然，我这里讲的是陌生人。如果是亲人中，那当然就不是这样，或者熟人中，也是如此。总而言之，情感是起作用的，但是，情感往往是在有情感联系的人中起作用，在陌生人间就很难考虑这种因素。这只能说明，这三种现象的事实发生的概率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三种现象本身并不构成抵触，完全可以同时并存，前提是，那是自由的。
但是，假如不是这样，某甲持刀逼迫某乙让座给他，那恐怕就不是争吵的问题了。如果某乙反抗，那就会产生流血事件；如果他不反抗，就被迫利他了。这是个什么社会啊？这不就是强盗社会吗？就像黄宗羲讲的那样，我不准你自利，你必须利我，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这不是强盗社会吗？
因此，我们说，一般来讲，利他引起的博弈，的确没有利己引起的普遍，《镜花缘》似的讨价还价很难见到，这只能说明，双方自利比双方利他要更常见。但是，尽管更常见，我们提出的经济人预设仍然不是以这个事实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即使那个不太常见的事件真的出现了，那么，按照我们这个预设制定的这套规则，还是能够成功的运作的。这也就是第一位左派朋友提出的那个质问，他是对的。两个人都自利，他们可以讨价还价；两个人都利他，同样也可以讨价还价。讲的简单一点就是，一个人（无论为了利己还是利他）想把价格拉高，另一个人（同样无论出于何种动机）要把价格压低，在不能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人的情况下都只能讨价还价，最后总是可以取得一个平衡的。
经济学预设不能有二元性：关于“豪迈人”的说法
不管是两个自利的人，还是两个利他的人，逻辑上讲，即使“君子国”这种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经济人预设逻辑上推出的那套原则仍然是可以成立的。这样一来，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总之，我们先假定每个人都是自利的，然后按照这个预设搞一套制度，规范了你的各种权利，你的“一毛”别人不能去拔，当然你自己可以奉献，你也不能拔别人的“一毛”，但是你们可以自愿交换。那么，假如你不自利，这套制度照样可以运行，而且可以运行的更好。甚至在“君子国”它也同样管用。但是，如果你不是那么高尚，你的确是自私的，这套制度也可以成功运作。这有什么不对？凭什么说这样“预设”就会导致道德堕落？
其实，真正会导致堕落的恰恰是经济学预设的二元性。有人说，既然事实是世界上有些人自利，有些人利他，我们为什么不能搞两种预设呢？那不是更“符合事实”吗？
但我前面讲了，预设与这种“事实”无关，它要的就是一视同仁。对一切人只能做同样的预设。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对一些人假定，他是经济人，而对另一些人假定，他是道德人，也就是预先假定他是要奉献的。那么，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大家知道，前些年国企改革的时候，很多人很有意见。它和农村改革不一样。因为农村改革就是人民公社的土地，每个人一份，分到了各家各户。但是，国企改革，就是管理者成了老板，工人就下岗了，被赶出工厂。于是，那个时候的中央电视台在大概两、三年的时间里，就反反复复播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