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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收拾的差不多了，临行前谭央反倒是情怯起来，闲在家里的谭央为毕庆堂打了件栗色鸡心领的羊毛衫。黄昏从公司回来，毕庆堂试毛衣试得一身的汗，埋怨谭央，“你是怎么想的，大热的天给我打毛衣？”谭央坐在沙发上将羊毛衫小心的叠好，“我下次回来就是寒假了，你能穿的到，”顿一顿，她又说，“等你穿到这件毛衣的时候，我就该回来了，大哥。”毕庆堂坐到谭央的对面，“小妹啊，船票买好了，放到钱包里几天，一直都没想起来给你。”说着，毕庆堂将钱包里的船票掏出来递给谭央。
“咦？怎么是两张？”毕庆堂凝视着一脸不解的谭央，微微一笑，“我送你去！”说罢他从烟匣子里拿出烟来，还没来得及点，冷不防，谭央扑过来搂着他，开心的笑，“你能去，真好。”毕庆堂敲着她的额头埋怨，“舍不得？舍不得还要野到德国去？起先只买了一张船票，不愿意拿给你，今天中午又补了一张，这才拿出来。”
离开上海的那天早晨，清晨起床，车在门口等着，下人把东西搬到了车上，临走前谭央说要再看看女儿却被毕庆堂拦住了，“不要看了，看了也是要走的，看了舍不得反而难过。”
坐在车上，谭央忍着眼泪，憋着鼻头通红，毕庆堂就宽慰道，“不是决定了吗？那就痛痛快快、全力以赴的去做，人的一辈子想做成点儿什么，是要这样的。我带囡囡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好好学，争取早些学完回来才是正理，回来后多陪陪我和孩子就行了。”
一个好的丈夫，真正的佳偶，纵是优秀也不是初识便劈面而来、奔来眼底的卓越不凡，智慧渗透到生活中，不经意间你可以获得启发，点点滴滴积累起来，十年二十年后你也是不一样的人了。其实，说女人的婚姻是投胎，这不仅在物质层面上，更是精神上的。
海上一路颠簸，到德国海德堡正是盛夏，由于记挂着家中的女儿和上海的生意，毕庆堂帮谭央在学校安顿好就急着回国了。上船前一天晚上，赛德勒先生在他的家中招待了谭央和毕庆堂，儿子在法兰克福当兵，家中就他们老夫妻俩，夫妻二人很好客，油炸土豆配以洋葱、熏肉和青鱼，异域的家常美味。经常在上海的租界办事，毕庆堂倒是擅于和外国人打交道，更何况还有现成的翻译谭央在身边。
毕庆堂和赛德勒先生多喝了点儿酒，乘兴而归，由于离他们住的旅馆并不远，他们索性就走回去了。晚上，雨后的海德堡凉爽宜人，这不是一个喧闹繁华的城市，是个做学问的好地方，湿漉漉的街道，地面的石缝里藏着积雨和青苔，谭央挽着毕庆堂的手走在街上，街边的灯照在他们身上，昏黄而安宁，街边人家的小园中种着白色的矢车菊，飘着浅浅的香。
偶尔有几个从啤酒馆喝完酒回家的德国男人从他们的身边擦肩而过，很浓的酒气搀在体味里，谭央不禁皱了皱眉。毕庆堂对她说，“你晚上不要一个人出来，路上统共没几个人，又偏偏都是酒鬼。”谭央点头，“我知道，不上课的话，我就在宿舍里看书学习。”毕庆堂笑着说，“只要安全上没问题，我还是放心你一个人在外面的。”谭央听出他话里的潜台词，故意不搭腔，只是笑。
毕庆堂见她不说话，就又问，“小妹，其实我一直都想不通，你出来留洋，你就这么放心我，你不怕再回上海就发现我大公馆小公馆、七姨太八姨太的都找全了？”谭央放缓脚步，想了想才说，“你要真有那个心，别说我在德国，就算我天天守在你跟前，瞪大眼睛防贼一样的防着也一样看不住，还是要看大哥你想过怎样的生活了。至于放心不放心，根由不在我这儿，在你那儿。”毕庆堂微微一笑，点点头，“嗯，有那么点儿道理。”
毕庆堂走后，谭央就跟着赛德勒学医，她极有韧性、舍得花力气，人又不笨，一心铺在学问上的大学者们最喜欢这样的后辈了，于是，赛德勒先生倾己所能提携指点，谭央的学医之路也就异常的宽阔了。
海德堡是傍水而建的城市，内卡河在此汇入莱茵河，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澄净如宝石一般的碧蓝天空，安宁又干净的异国小城，每天早起读书的谭央，打开窗就能看见河畔山上狭长的海德堡城堡，红褐色的砂岩建筑依傍着碧水蓝天，流云朵朵，那是油画布上的景致，人在画中徜徉。
由于思亲心切，再加上谭央在医院和学校里学习的辛苦，她比在国内时瘦了一些，从国内带来的旗袍也都不怎么合身了。赛德勒太太带她在裁缝那里做了几件女式洋装，除了婚礼上那套婚纱，谭央再没有穿过西式的裙子，自己看着自己都觉得新奇，于是在相馆照了张照片邮回上海，没想到毕庆堂拿到照片没有品评她的新式衣服打扮，倒是发来电报说看她的照片人瘦了，要多吃些东西才好。远隔千山万水，捏着这份电报谭央将自己偷偷关在屋里直抹眼泪。
除了在图书馆读书和在医院实习以外，谭央最常做的就是往上海写信。夜阑人静，图书馆里人少了，一杯用于提神的咖啡放在手边，厚厚的医学书籍挪到一旁，谭央摊开纸便开始写家信，写上七八张都不觉得多，对着信纸就好像对着丈夫女儿一样，说不完的话，在异国的见闻，新近的想法，叮嘱他们注意这个注意那个。常常是一封信十来页，到学校旁的邮局邮时总因为过重而多付邮资。
当然，对于这样一封封的家书，毕庆堂的反应每每令谭央哭笑不得。刚开始他也回信，他不是擅于通过文字来表达感情的人，雪白的纸，大大的字勉勉强强写满一页，还都是言之无物。这样的男人，行动力强，不爱拖沓，让他说情话、诉相思，用嘴用行动要比用纸笔容易得多。
于是常常谭央这边几封浓情厚意的信邮出了，上海那边才不紧不慢的邮来一封，薄薄一页，统共也没几个字。有时候毕庆堂还拿报纸来充数，报纸上写着缫丝厂开业了，上面有一张油墨印的照片，是开业掀牌匾上红绸的情形，模模糊糊看到毕庆堂的侧脸，他志得意满的笑，换了头型，穿着中规中矩的西装，俨然一个成功的生意人了。谭央看着报纸，书桌上的一面镜子照出谭央的面容，秀美温婉中现出智慧与平和。有知识和追求的女人，美丽不是浮起来的，那是沉淀下来有底气的美。
流光把人抛，时间与境遇也都悄无声息的改变着婚姻中的男男女女。
一段时间后，可能毕庆堂对如此来往的信件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了，就对谭央说，学业繁忙，闲下来多休息，不用总写信来了。谭央依他的话，一个月没有写信，一个月后，他又来电报，“若是有时间，写信告知我在德情况。”谭央拿到电报不禁莞尔，于是密密的写了一封信邮了出去，信末尾还写着，“大哥，以后我写给你便好，你不用回信的。”里面有小女子的大度，小女子的善解人意，这套做派，最对毕庆堂的心意。
转眼到了冬天，赛德勒先生知道谭央的先生孩子都在上海，于是特地早放了她十天，海德堡大学的寒假之前，谭央就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到上海时，是个清晨，天阴沉沉的，那一趟油轮下船的人很多，加上来接船的亲朋好友，一时间码头上人头攒动，谭央被人群往外推，并没看到毕庆堂。她有些气馁的向外走，眼睛一亮，看见停在一边的毕庆堂的小汽车，司机看到谭央就连忙帮她拎东西，“太太，您没看见毕老板吗？他在里面等你呢！”
谭央闻言一路小跑的往回找，人已经走的差不多了，码头上，一个熟悉的背影穿着风衣背对着她站在岸边看着油轮的出口。“大哥！”谭央开心的叫，毕庆堂回过身，他风衣里裹着四岁的女儿，小言覃从父亲的领口露出小脸，滴溜圆的眼睛眨阿眨的看着谭央，毕庆堂满脸笑意的抚着女儿的头发，“囡囡，刚才爸爸教你什么了？”小姑娘一笑，眼睛眯成一条缝，奶声奶气的说，“妈妈，囡囡想妈妈。”谭央听了，扑过去就要抱女儿，却被一只有力的臂膀揽在了怀里。
寒冷的上海滩的清晨，一家三口在码头紧拥在一起，太阳从乌云的后面悄悄探出了头，海面一片波光掩映……
作者有话要说：姐妹们，端午快乐，O（n_n）O~
44（42）返沪
这一年的冬天很冷；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一九三四年春节一过；谭央就要离开上海回德国上学了；走之前；她和毕庆堂回了趟同里。从民国十三年到民国二十三年；谭央深爱着的父亲离开她，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
烟雾蒙蒙的水乡安守着自己的本分；脉脉如流水，日积月累将静默铸成了永恒。清晨，毕庆堂和谭央带着两个随从，拎着祭品去了谭央父母的墓地。去的路上毕庆堂就同她商量，“不要触景生情；不要太伤心，到时候我把咱们的情况说给两位长辈听，免得你一说，又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像那年一样再病一场就不应该了。”
到了地方，他们倒是愣住了，碑前摆着几个碗，碗里放着风干了的点红馒头和皱了皮的水果，旁边还有一坛酒，那是谭央父亲生前最钟爱的——济宁金波酒。“前两天刚有人来祭过父亲，是谁呢？”谭央蹲□，抚着墓碑自言自语的说。“会不会是在同里的什么亲戚朋友？”毕庆堂提醒她。谭央摇头，“父亲在同里一向深居简出，没什么朋友，几个亲戚也是母亲娘家的远亲，来往很少，马叔叔还在天津，我实在是想不出会是什么人。”
毕庆堂也没吭声，将那坛酒挪了挪，摆上他们带来的祭品。之后，他的目光又落到了酒坛上的那五个字上——“济宁金波酒”，他眉头下意识的跳了跳，不知想的什么。接着谭央开始与父母说自己这两年来的事，说着说着就有些伤心了，毕竟自己的小家庭、自己的上进、自己的幸福，亲人都无法亲历目睹与分享，的确是人生的一大憾事。谭央说得差不多了，毕庆堂才猛然想起来，他刚才一力担当下来要替谭央说的话，他竟然都忘了。
从墓地回来，走在同里的街上，谭央看着一家很大的铺面，轻声说，“那儿原来是家不大的药铺，父亲病着的时候，我总去那里抓药，没想到，现在开得这么大了。”毕庆堂的眼皮不易察觉的抽动着，很敷衍的嗯了一声。
那天晚上回到毕公馆，谭央因为累了，很早就和女儿上楼休息了。毕庆堂将书房的门关紧，拎起电话听筒拨了号码，继而用不高的声音寒暄着，“张局长吗？这么晚叨扰，真是不好意思啊！哈哈，你们警察局是什么地方呀？我怎么会常去？我毕某人可是守法的良好公民……”
谭央回海德堡后，投入了紧张的学习中，暑假由于学业紧张，谭央没有回国，倒是毕庆堂带着五岁的言覃来到德国看妻子，在海德堡盘桓数日方离去。1935年8月，作为德国总理的希特勒兼任了德国总统，并将总统与总理两个职务合二为一，称为元首。德国国内的局势由此发生了变化。
一九三五年的年底，谭央从德国发来电报，说是要推迟三个月回上海，毕庆堂看见第一句，又气又恼，待到看见第二句，又眉开眼笑起来，她说她打算抓紧完成学业，回来就再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