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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苏格拉底却在市场上讨论哲学，这种情形在北部气候中是办不到的，更不能希望在这种情形下写作。此外，对于一个非常关切心理观察的哲学家而言，咖啡馆比僻静处可能要好得多。
第二，在美国，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即认为一个公言的无神论者根本不是哲学家。这个观点之造成是由于美国大学里哲学与神学之长时期的结合，它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一百五十多年以来，大部分重要的哲学家都是泛神论者，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而在英国哲学中，早自十八世纪巴克莱予上帝一个相当奇特的地位以来，上帝根本不在英国哲学问题内占有任何地位。不过，英国哲学家们并不常常证明他们的不信上帝，而沙特却加以证明，并且他的非英国式的强调观念对于生活的关联，使他遭受双重的怀疑。因此，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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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存在主义
记住，那一切人类中最慈悲最使人敬仰的佛陀，也证明他自己的不信神，而且与沙特持同样的理由。
虽然佛陀之强调“绝望”与“痛苦”不下于存在主义者，然而这两者之间的显明区别，却是无可比拟的。以佛陀的形像去描绘沙特，那是愚笨的行为，沙特不是圣者而是带有侵略性的人，他不祈求觉悟，而要在这世界中有所作为。象尼采一样，沙特仍然“忠于人世”
，并且说：“生活始于绝望的另一面。”由此可知很少人能比他们两人之间更为不同的了。
然而佛陀也反对任何对神圣的依赖，因为他希望人类实现他们的完全责任。根据传统的说法，他最后的，也许是最特别的话是：“精进以求自救”
，如果精进不是存在主义的特性，那么佛陀的更为根本的格言也就是沙特思想的精髓：“我们所肯定的一切是我们所思想的结果。”
在世界文学上，很少话能够象这句话一样的具有冲击力。
所有人的辩解都是不可取的：没有神应为人的环境负责，也没有原罪。同时遗传和环境、种族、阶级、父亲、母亲，并不是人的决定力。错误的教育方向以及教师，甚至冲动或性向、情意结成童年创伤等等都不能为人的环境负责。人是自由的，但他的自由不似启蒙时期那种光荣的自由，它不再是上帝所赐予的。人再次独立于宇宙之中，为他自己的境况负责，也许立于一低下的状态中，但他能自由地高出于众星之上。
接近《存有与空无》结尾的地方，沙特说，将人的开放性与自由，和物的不透性合在一起，乃是人的基本欲望，也就是人要获得一种存在状态，在此状态中，自觉存在与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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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９４
存在无间地结合在一起。沙特说，这个理想，我们可以称之为上帝，而“人就是一种欲为上帝的存在。”这意的结尾说：“但上帝的观念是矛盾的……人只是一堆无用的热情而已。”
沙特认为，人的处境是荒谬而富悲剧性的，然而这个处境是否排斥人的真诚、高贵或豪气或极度的奋发呢？由于沙特所说的人只限于此世，因此，沙特关于人类处境的形像与佛家的观点根本不同，因为佛家认为生命相续，而解脱永远可能。
沙特的世界较近于莎士比亚的世界。
在许多处境中，不论我们作何种选择，我们都不能逃离罪恶。这也是雅斯培的看法。
非宗教的存在主义是一种悲剧的世界观，但并不悲观。
不过，即使在罪恶与失败中，人还是能够保持他的真诚（试观《墙》）而抗拒世界。
还有最后一个责难，这个责难不仅涉及沙特，而且也涉及海德格和雅斯培：从他们的政治行为上来看，他们曾保持了他的真诚吗？那些最初证明前述责难之庸俗性的批评者经常强调这一点。就别的哲学家而言，介绍他们的政治见解与品行修身，可能是不相干的事，但对于沙特、海德格和雅斯培而言，却不同了，因为他们曾经说过：“存在主义必须在生活中印证为真诚的，生活为一个存在主义者，意即准备为这个观点付出代价，不仅是把它写在书上而已。”
第一点要注意的是：存在主义明显地没有带一种特殊的政治目的，而希特勒当权时这三位主要的存在主义者却各走各的不同的政治路线，这本身并没有可惊奇之处。但这并不表示这三个人都是和他们的著作相一致的。海德格在《存有与时间》中说过很多断然面对死亡的话，可是在希特勒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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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存在主义
以后，他却加入纳粹了，而在就任大学校长时，发表了一篇就职演说，有幸看过这篇演说的人不多。
如果象他现在所说，那末他会很快就舍弃了纳粹主义，然而，很明显地，他的决心是非常暧昧的，以致于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感到不解。至于雅斯培因为妻子是犹太人，所以决心保持缄默，但是在一九五四年却愿意再度述说罪恶和破灭、恐怖和死亡。
说真的，虽然他们的论调是尼采和齐克果式的论调，然而他们的生活却是康德和黑格尔式的生活。
从战场回来以后，沙特加入了地下反抗运动，这件事今天常常被人忘记，但却没有忘记他与法国共产党交往的事。
在美国，这件事是拿来反对他的最大的理由。其实，他的决心完全是唐。吉诃德式的，不象一九三三年时的海德格。沙特从这件事中没有得到什么益处。
而且他自认他不是共产党徒，他不能接受共产党的理论，他也知道如果一旦共产党上台，他的头颅就保不住了。可是由于他激烈的不满现况以及相信只有共产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才一心一意地想改变现况，所以他才认为目前他必须与共产党携手。他这种作为无意中提醒了我们从希腊人（尤其是柏拉图）那里学来的一个教训，即哲学的深义和政治见识往往不能一致，往往是相反的（洛克从另一方面说明这同一点，米尔也是一样。）急进主义在哲学上有时明显地很有成效，然而政治良知却大概离不开中庸、妥协和耐心。
存在主义没有发展它的政治哲学，而所谓存在主义者们采取各种不间的政治主张。如果我们回想一下陀斯妥也夫斯基、齐克果和尼采的话，这点不同性恐怕会更大了，虽然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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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１５
汤玛斯学派比起来，也许没有他们之间那么大的区别。有些人自我协调，有些人没有，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因为这个理由而被谴责。无疑地，沙特必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能引人入胜的思想家之一。
（七）一篇含有教训的故事
一百多年以来，我们所追随的这个运动并不限于齐克果和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手记》，并不限于尼采、雅斯培、海德格和沙特。有一位诗人里尔克，他后期的诗对于海德格的思想曾经有很大的影响，而他的散文作品《马尔特手札》（Ｔｈｅ
Ｎｏｔｅｓ
ｏｆｍａｌｔｅ
Ｌａｕｒｉｄｓ
Ｂｒｉｇｅ）则影响了沙特思想的形成。
还有一位作家卡夫卡，他的主要作品和寓言小说，把人类处境的荒谬，表现得非常深刻。法国存在主义者受卡夫卡的影响并不下于受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影响。同时，胡塞尔也应该包括进去，因为他对海德格和沙特的影响是如此的深刻。不过，胡塞尔本人，就算在存在主义这个字的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也决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而里尔克和卡夫卡则具有这个运动某些最基本的特质，就象卡缪一样，在他的《薛西弗斯神话》（Ｍｙｔｈ
Ｓｉｓｙｕｐｈｕｓ）中，一个悲剧的世界观为尼采的Ａｍｏｒ
ｆａｔｉ所践行。
最后，里尔克，卡夫卡和卡缪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被陀斯妥也夫斯基和沙特的戏剧与小说所附和，这个问题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说至少存在主义者所想做的某些事情，做得最好的是表现在艺术而不是在哲学中呢？
（虽然这不是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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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存在主义
的常规，可是事情有时候是这样的：即在某个一定时间和地点，一种艺术，也许一个人，高过于其余的，而在其余者表现得并不太好的地方，他（它）们却表现得更好一点。在一三○○年左右的意大利，但丁就是这种人，两百年以后，代表这种现象的，如果不是米开朗基罗，也该是雕刻和绘画。
在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俄国，代表这种现象的是小说。在一八五○年左右的丹麦，代表这种现象的是一种新而特别的散文，我们说的是齐克果和安徒生（Ａｎｄｅｒｓｅｎ）。在尼采时代的德国，尼采就是这种人，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一个诗人和小说家能够比得上他。）我们可想象得到，如果里尔克、卡夫卡、沙特和卡缪在他们攀登极峰的大胆企图中，没有完全失去他们的立足点，没有陷入经常的错误和混乱，那么，他们在文学作品所达到的高峰，所谓存在主义哲学家（包括沙特，当然也包括卡缪的论著）
是无论如何达不到的。
事情是不是如此，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任何研究这个运动的人，都是不能避免的。
一直到现在，除了齐克果以外，我们没有提到过宗教的存在主义者，齐克果对雅斯培、海德格和沙特的影响，使之成为这个运动的主要人物。柏得耶夫（Ｂｅｒｄｙａｅｖ）
、布勃（Ｂｕｂｅｒ）
、布特曼（Ｂｕｌｔｍａ－ｎｎ）
、梯里克（Ｔｉｌｉｃｈ）或马色尔（Ｍａｒｃｅｌ）
如何呢？
这里有三点可以说明本书对于他们的忽略是有理由的。第一，宗教常是存在主义者：宗教常常坚持说，仅仅思想上的派别和信仰的团体是不够的，我们太多的思想是远离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
它总是重视那些痛苦、死亡、恐惧、忧虑、罪恶和绝望。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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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３５
齐克果以后，所不同的，是这种种重视已进入哲学和诗与小说的领域内而与其早期的宗教内涵脱离了。
第二，晚近的宗教存在主义者没有一个人像齐克果一样对文学或哲学发生过影响。他们之中很多人深深的受到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那些人的影响：海德格影响布特曼，雅斯培影响马色尔，谢林影响梯里克。他们利用一种特殊的现代语言，提醒我们关于他们那些不同宗教所经常说到的那些东西。
第三，他们可能被包括在一篇选集里。但是，本书不是一束鲜花或可以到处采摘花朵的草地。它企图述说一个故事和追寻一条路径。在我们的故事中，宗教的存在主义者没有占过重要的地位：我们可以根本不必提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