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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的矛盾来加以表达。任何理性的、严格的对信仰之解释都成为异端。
另一方面,在继后的几个世纪中,笛卡儿及其追随者则试图把理性彻底以其自身为基础而建立起来——至少,在哲学上对本体的思考是要如此,而这种思考是个人由自己完成的。虽然笛卡儿未触及社会、国家与教会,但启蒙时期的态度却做为其后果而兴起:用我所真诚思考的及我所能实际观察的,我可以见到世界真正的结构。理性思考——原则上每个人都具有的——对一般的人性生活是充足的基础。然而从起始,对这种理性哲学就有一种相反的运动在活动着,不论它被称为理性主义或是经验主义。这种相反运动,是被完全拥有理性却又看出它的限界的人所领导:“理性的另一面”
是在任何理性面前都重要的,它使理性成为可能,并且限制它。
对立于笛卡儿站着巴斯卡;对立于笛卡儿、霍布斯与格劳底乌斯(Grotius)站着维果(Vico)
,对立于洛克、莱布尼兹与斯宾诺莎站立着拜尔(Bayle)。
十七、十八两世纪的哲学,似乎就从这些伟大的对偶之中完成出来。但那时的思想家们是不调合的,而他们的理念亦是互相排斥。
与此思想领域相对照,德国观念论的哲学家做了惊人的努力,以创生一种理性与非理性的协调,从理性之中看出比理性更多的事物。德国哲学在它最伟大的时期越过了前有的一切可能性,而发展一种理性概念,这个概念是独步于历史的。在康德的学说中,创造了新的开端。这个概念迷失于黑格尔的空想的结构中,但到了费希特与谢林又透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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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统观数世纪的思想,同样的事情似乎常常发生:不论理性的另一面以何种形式表现,在理性之悟解的过程中,它或者回变到理性之中,或者有时它被视作理性的限界;但结果它又被理性自身加以约束与限界,或则有时它被视为并被发展为一种新的及更佳的理性的源泉。
似乎在这种思想的最底层,即使在它一切的不安定中,仍旧时时有一种理性的安定,这种理性的安定是从未完全及彻底被怀疑的。一切对于存在的认知,最终都奠基于理性,或奠基于上帝。
一切怀疑都被不可怀疑的假定所限制;或者说,有某些人确定曾做过彻底的怀疑,但他们只是在历史上无实绩的先驱者,他们从未以彻底的悟解来了解他们自身。对于理性的相对运动,如同远处的雷声宣示着一场暴风雨,这场暴风雨可能会宣泄,但还从未宣泄。
如此,西方哲学的伟大历史,从帕曼尼底斯(Parmenides)与赫拉克力图斯(Heraclitus)到黑格尔,可被视为贯通与完整的一体。它的伟大形式甚至在今天仍保留在传统之中,并重新被发现,它使哲学免于毁灭。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看到个别的哲学家成为被特别研究的对象,并看到他们的学说被重新恢复。以“学说”而言,对于以往的教训,我们所知道的或许要比早先任何伟大的哲学家更为充备。但我们意识到,对于学说及历史,我们已变为仅仅是“知道”
,并且脱离了生命本身,脱离了实际被信仰的真理,这种意识使我们对于传统的最根本意义加以怀疑——不论此传统是如何伟大,亦不论它已供给我们并仍在供给我们多少满足。我们怀疑哲学是否可以让我们掌握到真理,甚至怀疑在这种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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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传统中是否可以掌握到真理。
确实,现西方人的本质之中已发生了某种巨大的事件:一切权威的毁灭,从过分对理性的信赖中觉醒,以及诸种束缚之解除,使得任何事情,确实,任何事情似乎都成为可能。
用古老的语言所作的工作,仅显得一层帏幕,在此帏幕之后隐藏着某种混沌的力量,使我们焦望的眼睛无法看到。这项工作似乎除了长久持续的蒙蔽之外别无其他。对于这些旧的语言与学说之热情地更新运动,虽然出自善意,却显得没有真正效果,仅显示出我们渴望紧紧掌握它,但又无能为力而已。
真诚的哲学行为必须从我们新的实际处境中生出,并在此立足。
二、齐克果与尼采
当代的哲学处境是被此一事实所决定:齐克果与尼采这两个哲学家,在他们当时虽未被人注意,并在很久的时期中对哲学历史没有影响,现在却持续地增强其重要性。自黑格尔以后,哲学家们逐渐扩大地面对他们两个,而在今日,他们无疑被认做是他们那个时代真诚的伟大思想家,他们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他们的反对都证明了此点。在我们这个时代何以他们不能再被漠视呢?
在哲学行为的处境上,以及在真正的生活上,齐克果与尼采都显得是某些命运的表露,这些命运以前无人注意到——除了瞬息而现并即刻遗忘的预感之外。然而这两位哲学家对它却早已了解。
论到这个命运究竟是什么,即在今日仍然未有断论。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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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哲学家加以比较,并不能对此问题作一回答,然而却使它清晰,并使它更为迫切。由于他们两人没有任何相互的影响,这项比较就更具意义,而又是由他们两个之非常不同,他们之间的共同特点就更使我们印象深刻。从他们整个的生活过程,直至他们思想上的个别细节,都如此逼近,以致他们的本性似乎是由他们那时代的精神处境之必然性所导致。
他们带给西方哲学以颤栗,而此项颤栗的最后意义现在还未估定出来。
他们两个具有着相同的思想形态与人性,这些是与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分解地相连着,而他们对此亦做如是了解。因此,我们将以三点来讨论他两人的相似,第一,他们的思想,第二,他们所思想的存在(Existenz)
,第三,他们了解自己的方式。
1。他们思想上的共同处:对理性之疑问他们的思想开创了一个新的界域。他们越过了一切被认为显然的限界。似乎他们不再从思想上的任何事物退却。似乎一切永久之物都在他们令人眩晕的吸取之中被销蚀掉:齐克果以他世的基督教,而这基督教却类似空无,并仅在消极①(荒谬,殉道)与消极的决定之中显示它自己;尼采以真空,从这个真空,一种新的实在,带着绝望性的暴力导生出来(永恒的回返以及尼采与此相应的教条)。
他们两个都从存在的深渊来质疑理性。对理性之彻底与急进的反抗,从未曾在如此之高的思想阶层发生过。这一项
①含否定、舍弃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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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绝不仅仅是对理性的敌意;而是意图把一切形态的理性据为己有。它并非情感的哲学,因为他们两个都毫无退缩地、向用之于表达的概念推进。
它决不是教条式的怀疑主义,而是他们整个的思想都追向真诚的真理。
在辉煌的路向上,以哲学的热忱穿透整个的生命,他们所带来的不是某些学说,不是任何根本立场,不是对世界之某些描绘,而是为人类而设的全新的心智态度。这个态度是以无限反省为媒介;这个反省就是意识到,以反省自身它无法得到任何真正的基础。他们学说的本性不能用任何单一的事物加以形容;没有任何固定的教条或要求可自他们之中抽引而出,做为独立或永久之物。
对科学性的人之怀疑 由于他们对于真理的意识,他们。。。。。。。。。
两人都怀疑朴实的科学知识中的真理。科学的洞察,其方法学上的正确性他们并不怀疑。但齐克果对那些博学的教授们感到吃惊;他们大部分的生命与科学为伍,并且死的时候相信科学会继续,而若可能,他们希望活得更长,以便沿着指定的方向去做更多的了解。他们从没有经历过那成熟的转折点,在此点,一切都要反转过来,人会更加了解,有某些事物是人所不能了解的。齐克果想到,最可怕的生活方式乃是通过人的精明及其所发明之物来使世界迷乱——意图解释整个自然界却不了解自己。尼采则对诸种学究典型做毁灭性的分析,这些学究,对他们自己的行为没有真诚的意识,他们不能成为他们自己,并且他们要以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去抓住存在本身,但这种渴望推至最后,是荒瘠不育的。
反对体系 对于每种划地自限的理性行为——它意图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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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真理得被认知——之怀疑,使得两位哲学家都变成“体系”
的反对者。
这体系便是整世纪以来哲学所具有的形式,并在德国观念论获得它最后之装璜的东西。对他两人而言,体系是实存之改道,因而是谎言及蒙骗。齐克果承认,吾人经验中的实存世界,对上帝而言可能是体系,但对一个存在的心灵,决不是体系;体系只能相应于已经结束的与安置定的事物,然而存在却正是与此相反之物。体系哲学家正如一个人造了堡垒,自己却居住在邻近的小茅屋之中。这种人是只会做空想的人,他自己并不居住于他所思考的事物之中;然而一个人的思想却必须是他所居住并生活于其间的房子;不然它就变为倒错的东西。哲学之基本的问题——即它自己本身是什么,科学又是什么——都确立在一种不可逃避的、新的形式上。尼采要求比笛卡儿的怀疑更好的怀疑,并且他见出黑格尔错误的意图——把理性发展得除了粗鄙的哥德式风暴之外一无所是。
体系意志(Wil-to-System)
对他而言是一种诚实之缺乏。
存在如解释 他们两人以同样的方式来表示“何为真诚。。。。。
的认知“。对他们而言,它仅是解释。他们亦同样认知他们自己的思想为一种解释。
然而,解释是没有终结的。对尼采而言,存在可做无限的解释。对齐克果而言,已经发生及已经完成的事情常可用新的方式加以了解。当它被人作新的解释时,它就变为新的实在,然而实在之本身却仍是隐藏的;因而我们这短暂性的生命决不能被人正确地了解;没有人可以绝对渗透自己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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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个都以解释所得的图象做为对存在的知识,但其情况却似乎只是在对解释之解释中,存在的密码之被译出。
尼采希望将基本的原文——homo
natura“自然人”——从它的浮面的涂饰之中揭露出来,并阅读它的真象。齐克果给予他的作品之唯一的意义,是它们必须被阅读出个人的原文及人类存在关系的原文。
面具 与这个基本的理念相连的是此一事实:这两位最。。
开放、最诚挚的哲学家,对于掩饰及面具有共同倾向。对他们而言,面具是必然属于真理的。间接沟通成为他们对真理之真诚沟通的唯一路向;间接沟通,做为一种表达方式,是同短暂存在中的真诚真理之暧昧性相适合的;在这种沟通的过程中,真理必须经过每个存在者之内在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