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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接着说：陈的第三变时间是在1949年。陈生命的最后阶段的重要论著是《论再生缘》与《柳如是传别》。这两部作品都以女子为题材。后者是作者10年心血所凝。其写作目的是：以妇女“志节”，反衬民族剧变之际士子变节，反不如“妇妾之道”；同时特为强调“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余英时论云：他不是为史学而史学，而是而是通过史学来坚持自己平生所持的“坚定文化价值”。
概而言之，陈寅恪所追求的学术境界是“独立”，是“自由”，是主体人格的独立，是学术精神的自由。形象地说是“不为人忙”，不为世俗流行的“思想”忙，不为高在云端的精神“指导”者忙，不媚世，不趋俗，傲然独立。
总之，回顾陈寅恪学术与思想，我们看到他是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重要开创者。虽然与胡适、傅斯年派史学有一定联系，但毕竟原则迥别。
他同意对旧文化要做更新，但于中国传统的情结绝难割舍。他主张吸收西学但不同意以西学代替中学。他论述对西学挑战要能应对。中国已有接受与容纳“西学”（假说佛学是中国文化史上遭遇到的第一个“西学”）的经验，此乃历史上道家与儒教对佛学的吸纳与扬弃。于今之西学，固也可以沿用故法：初以吸纳之，终以扬弃之。
他的态度是明显的：一切的异域之学，纵其初也隆盛，其结果终将如玄奘引进之唯识之学，终无能力进入中国文化主流，“居中国最高之地位”，“亦终归于歇绝者也”。这就是陈寅恪的中国文化建设观。
自然我们还要对陈寅恪自由与独立的学术观做充分的注意。中国文化历来人格、文品并重，陈寅恪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固因其文品也因其人格。他呼吁独立与自由的思想，且能身体力行，努力实践。一杆铁剑满地霜，树独立的人格，出自由的思想，做独立与自由的文章。这是文界至今隆重纪念他的最主要的缘由，也是他倡导的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最紧要的精髓。
学术批评网（acriticism）转发 2002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