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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用来证明林彪有“野心”、想通过设国家主席来“夺权”的极其重要的、唯一的证据。
然而，《吴法宪回忆录》宣布，这样的话并不是叶群对他说的，而是汪东兴说的。回忆录记载：庐山会议开幕前夕，“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见《吴法宪回忆录》７８８页。以下引文只注页码）
汪东兴说的话，怎么后来被强加到叶群头上了呢？吴法宪坦陈：“当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我审查时，专案组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证据，千方百计地诱导我，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我开始拒绝了，后来迫于他们施加的种种巨大压力，就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但我在当时写的材料上，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忘了。……我当时特地在这句话下面做了记号。”（７８８页）
当时的中央专案组到底怎样“千方百计地诱导”，施加了怎样的“种种巨大压力”，使得吴法宪这样身经百战的老将军、亲历党内多次残酷政治斗争磨练的老革命，都不得不顺从他们而作出如此关键的假供？
可惜，对这样重要的情节，《吴法宪回忆录》中只字未提。
据《吴法宪回忆录》记载，他在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的９月２４日被关到北京卫戍区一个连队后，一直没有上面的人来过问他。直到两个月后才陆续对他进行了五次提审。他用了专门一节来记叙“五次提审”（８８５—８９７页），这五次提审分别是：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２０日，审问者是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注：李震此时已经是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公安部革命委员会主任，实即公安部长）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问９月１２日晚上（即“九一三”前夕）的情况（８８６页）；
１９７２年２月，审问者李震、吴忠，问叶群１９７１年８月从北戴河回北京的一些情况，涉及“谋害毛主席”和“武装攻打钓鱼台”的事情（８８８页）；
１９７２年３月，审问者李震、吴忠、郭玉峰（中央组织部业务组负责人，林彪专案组办公室主任）、杨德中（中央警卫团副团长），问２５６号飞机是如何从北京调到山海关机场的，还问了９月８日到１２日的情况（８８９—８９０页）；
１９７２年４月上旬，审问者李震、郭玉峰，问１９７１年空军的防空作战计划（８９１—８９３页）。
１９７２年４月中，审问者李震、吴忠，问庐山会议情况（８９４页）。
此外，再未见到有中央专案组提审的记载。
而在吴法宪对中央专案组这五次提审的记叙中，看不出来有逼供的情况。甚至给人的印象是提审者的态度好得来比当今“依法治国”时期的公安局还更讲法制，更客气，更“以人为本”。只有在第三次即１９７２年３月那次提审中，吴法宪才写到因他为自己辩驳而顶撞了杨德中时，“李震勃然大怒，说我态度不好，要我端正态度。”这有点像逼供的样子了。但是作者接着写的是：“于是，我不再吭声，不再说话，审问陷入了僵局。于是，郭玉峰出来圆场说：‘我们主要是搞清问题，不是逼你说什么。’”（８８９页）这又一点不像是在逼供了。
从五次提审的内容看，最有可能问及那句有关“设国家主席”的话的，应是第五次即１９７２年４月中那一次。而作者对这次提审的记叙是，先是李震问他身体怎么样，说要给他改善一下生活条件，找了一所房子，接着要他交代庐山会议情况。“谈着谈着又不觉天黑了。李震说：‘就谈到这里，你先回去休息。’吴忠又说：‘李部长对你很关心，亲自给你找了一所房子，离城很近，买东西也方便。’”“最后，仍然和上次一样，晚饭炒了四个菜，让我吃了一顿饭。完了以后，我回到牢房，王团长告诉我：‘明天就派人去给你打扫房子和修理暖气。那座房子已经很久没人住了。’我说：‘那就谢谢你们了。’这天晚上，我很高兴。我想，我们党毕竟是实事求是的。这一定是毛主席，特别是周恩来还了解我。想着很快将与家人见面，我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这一觉，我睡得真好。”（８９４页）
一个自感蒙冤受屈的人，而且是一个“久经考验的……阶级革命家”，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出假供吗？
不可思议。
显然，吴法宪作假供应该是在另外的时间和场合。
当年在毛泽东批示“照发”的中发［１９７２］２４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通知》及随通知发出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１９７２年７月２日）中，在材料的第三部分“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地下阴谋活动”中有“５、吴法宪的亲笔交代”影印件原文，其中写着：“（二）七零年七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里摆？”（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２００６年出版）
这个亲笔交代的日期是“一九七一年十月廿一日”。
然而，《吴法宪回忆录》中没有关于这次写交代的记载。
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回忆录中却有另外的记载：从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４日被关进北京卫戍区，到中央专案组第一次提审的１１月２０日之间（吴法宪写亲笔假供的１０月２１日就在这段时间里），他不但没有遭到逼供，而且受到的是“特殊优待”，看守他的是临时调来的连、排干部，“除了一个副营长在看守的时候对我的态度不大好以外，其他的连、排干部都很好。”他要读《毛泽东选集》，立即就给他送来了，要报纸看，每天就给他送来《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他要求每天到外面去活动一下，也得到了满足。以后又按照他开的单子，从他家里给他取来了他读过的马列著作。他要自己洗衣服，请他们代买一块肥皂，先记下账，“他们说，不用记账。以后我换下来的衣服，都交给他们，由他们来帮我洗，不用我自己洗。”于是，“从我被关押到北京卫戍区以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上面的人来过，也没有问过我什么问题。我心里想，几十年来都没有这样清闲过了，这倒也好，休息一下脑子，看以后怎么办吧。反正我心里没有鬼，不怕鬼叫门。”（８８３—８８５页）
多么奇怪！既然没有专案组的人来过，也没有谁来问过什么问题，还生活得如此“清闲”，人们不得不问：假供是怎么写出来的？
“清闲”日子中的１０月２１日这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迫使吴法宪写出假供的“种种巨大压力”到底是什么？是谁“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
《吴法宪回忆录》刻意回避这个情节，又到底是为了什么？
吴法宪撰写回忆录的一个重要目的，自然是为自己辩诬。然而，隐瞒中央专案组逼供的真相，不是就把自己摆到尴尬的位置上去了吗？读者看不到逼供，看不到中央专案组动用了怎样的威逼手段，就无法理解作者为什么会作出那样关键性的假供，甚至会认为：这人怎么这样没有出息，随随便便就可以作出性质那样严重的假供！
隐瞒这样的史实真相，不是等于人格上的自诬、自残吗？ 裴毅然：《吴法宪回忆录》中的党国要闻
回忆录里的“新闻”自然只能是旧闻，但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里的许多内容，对中国草民百姓来说还是前所未知的党和国家的重大新闻。
七千人大会 拥毛不拥刘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稿中说：三年困难时期七分人祸三分天灾，工作中出现急躁情绪，人民公社搞早了搞急了。毛泽东阅后召集中委扩大会议，印发刘的报告稿，要大家看看能不能用。见很少有人提出异议，毛只能自己出来说：“从1961年11月份以来，我们连续召开了两个会议，前面开了一个人大，这次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人大的报告中，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一片光明。这次七千人的大会，却完全相反，来一个一片黑暗，没有前途。这样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呢？这个稿子只看到一点现象，没有分析，不能成立，不能用，要研究，要重写一个。”毛的表态震动了高干，纷纷转向，“完全同意”毛意见，形势当然“一片大好”。吴法宪说：“这就当场给刘少奇一个下不了台，因为原来的稿子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他只好来了一个不吭声，一句话也没说。”
可见，在毛那里，形势判断并非需要来自客观事实，仅仅只是中共自己的主观判断，故而才会不顾已经饿死四千万人仍然力挺“一片大好”。
刘少奇不服，尽管修改稿中删去“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会发言中仍引湖南农民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说“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公开顶毛，因此深深得罪于毛，使毛看到刘已不听话。
吴法宪挖出“七千人大会”之所以拥毛不拥刘的深层根源：“像信阳这样饿死很多人的地方，在全国应该还有不少。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对此有责任还是没有责任的，大家都有一肚子的意见。但是，对着谁出气呢？对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党中央、毛泽东？谁敢呀！另外，到会的许多人，他们自己就是当事人、责任者。甚至可以说，参加‘七千人大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响应毛泽东‘大跃进’的号召下，不同程度地说过一些错误、办过一些错事。因此，一旦反映了客观实际情况，就会反到自己头上。真要这样，乌纱帽就戴不成了。再者，彭德怀在庐山被撤职被批判，被定为‘反党集团’，这记忆犹新的前车之鉴，使得许多人心里有疑虑，想讲又不敢讲。有的刚讲了一个开头，就坚决要求不登简报。实际上，在这样的会议上是发扬不了民主革命。”
吴在回忆录中多处认错道歉。如武汉“七·二O”事件后，中央文革开会面对面批判陈再道、钟汉华，中将吴法宪出于“无产阶级革命义愤”打了上将陈再道一记耳光，真正的以下犯上。吴还检讨了自己“错误地批判朱德委员长与李先念副总理”。
林彪吐实话 空投